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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运河中立化的缘起—条款定义—中立状态—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和斐迪南·德·雷赛布的建议—1882年事件—拟在开罗举行的会议—《君士坦丁堡公约》—1904年公约经受检验—1906年英国和法国的协议

19世纪，西方各国政府的民主化使政治家和公众人物为了赢得民众的认可，在概括其政策措施时宁求口号本身朗朗上口也不一定内容清晰明了。如果可以设计并推广一个“名言警句”般的标签，那么竞选就成功了一半。“neutralization（中立化）”作为一条“名言警句”一直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如果用在苏伊士运河上，这个词语的含义宽泛，既可以掩盖某些政治家不欲人知的实情，又可以将许多谬论“包装”成真理。

在《苏伊士运河》中，查尔斯·W.霍伯格对本章主题的分析既全面又清晰，他认为，是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最先提出了“中立化”苏伊士运河的想法。1838年，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建议被提交给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并最终在1841年定形。1797年，“中立化”这个词第一次以法语形式出现，直到1875年才在英语里有了政治意义。“中立化”的定义很重要。克罗默伯爵伊夫林·巴林^[1]写道：“格兰维尔伯爵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很担心，唯恐仅用‘中立化’会使自己的措辞让人误解。”因此，格兰维尔伯爵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谨慎指出，在处理运河中立化问题时，应避免使用“自由”或“自由航行”等字眼—这样的谨慎值得被赞扬。

中立地位并非单方面宣称就能算数，只能由国际协议授予。第二特权法案第十四条将苏伊士运河始终作为中立通道开放的规定本身不具有司法效力。

1856年，在一次于巴黎举办的国际会议上，斐迪南·德·雷赛布建议与会海洋强国共同保证苏伊士运河中立，并同意不得在运河区域或两端的四法里距离内扣押任何船，并且外国军队不得不经埃及政府同意就在苏伊士运河河岸驻扎。然而，方案遭克拉伦登伯爵乔治·维利尔斯反对，因此，方案被放弃。

于是，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提出，由埃及总督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亲自提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一次议定运河中立性的会议。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认为这个建议有损埃及利益，不愿接受。八年后，斐迪南·德·雷赛布重新掌权，并建议如要制订国际协议，应当包含下列条款：第一，宣布苏伊士运河完全中立，以及确保所有商船任何时候都享有航行自由；第二，除非埃及政府特批，否则禁止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第三，禁止运兵船穿越苏伊士运河并在苏伊士地峡命令士兵登陆，也不准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修建任何防御设施。

斐迪南·德·雷赛布最早提出建议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在1869年及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法国政府在开罗召开国际贸易大会时再次提出这项建议。英国海军部也相信有必要就此事达成国际中立协议^[2]。即便如此，也没有国家或组织对此采取实际行动。

1873年12月14日，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讨论吨位问题的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承认军舰和军用运输船有权使用苏伊士运河，但没有讨论一旦奥斯曼帝国参与战争，商船该怎么办的情况。不过，会议原则上同意“全欧洲都应该保护苏伊士运河”。然而，这离“中立化”还很远。1877年，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爆发了战争^[3]。既然苏伊士地峡是奥斯曼帝国领土，作为交战国的军队，俄军的登陆在法律上是合理的。德比伯爵爱德华·斯坦利警告俄罗斯帝国，交战方任何封锁或干涉苏伊士运河的尝试都与英国政府维持苏伊士运河被动中立的态度相冲突。俄罗斯帝国政府做出了符合英国政府设想的承诺，但这不代表运河中立化问题得到彻底解决。1878年和1879年，国际法学会敦促“应该通过国际法使商船在苏伊士运河的航行免受战争影响”。然而，还是没有人在这方面做过实事。

加尼特·沃尔斯利

1882年，艾哈迈德·奥拉比起义反对埃及赫迪夫陶菲克帕夏，这威胁了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在泰勒凯比尔战役前的一段时间，英国指挥官加尼特·沃尔斯利将苏伊士运河作为军事行动基地。英军在苏伊士和塞得港登陆。强大的英国海军部队由海军上将休伊特指挥，驻守在塞得港。坎塔拉、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运河上的其他站点全被占领，准备进入苏伊士运河的所有船均被拦下—不但苏伊士运河无法进入，就连铁路和电报线全部被封锁。这样一来，英国“占领”了苏伊士运河三天时间。根据陶菲克帕夏1882年8月15日的命令，斐迪南·德·雷赛布让运河工作人员撤离岗位，承认“军事占领是为了在埃及重建秩序，并授权英军占领所有必要位置”。英军得以占领苏伊士运河，保证了泰勒凯比尔战役及整场英埃战争的结束。后来，斐迪南·德·雷赛布提出抗议，但没有成功。这是因为，斐迪南·德·雷赛布不过是受埃及当局管辖的“mandataire（代理人）”，而英军实际上是为埃及当局的利益—还是应了埃及当局的邀请—而驻扎埃及的。1883年，在和欧洲大陆的几个主要大国进行了初步对话后，英国政府提出了几条要求：第一，苏伊士运河应在任何状况下允许任何船通行；第二，战争时期，应当确定交战各方在运河区派驻战舰的期限，而军队和军需品不得在运河区上岸；第三，奥斯曼帝国即便是参战方，也不许在运河区、其通道及埃及领海进行敌对行动；第四，在埃及执行必要自卫手段时，第二条和第三条不适用；第五，任何国家的军舰对苏伊士运河造成任何损害，都必须承担即时抢修所需费用；第六，埃及应尽全力确保战时军舰的通行规则得到落实；第七，不管是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还是埃及当局都不许在苏伊士运河区修建防御设施；第八，除另有明文规定之外，本协议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被视为对埃及领土主权的进一步影响或削弱。

这八条内容提出两年，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1885年2月，法国政府提议在开罗召开一次会议。格兰维尔伯爵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认为法国政府提议的会议很“多余”，不过还是同意专家委员会根据通函起草一份协议。英国派朱利安·庞斯富特爵士和查尔斯·里弗斯·威尔逊爵士赴会。两人认为，格兰维尔伯爵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的通函是进行会议的唯一基础。在俄罗斯帝国和德国的支持下，法国代表向国际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能确保保护苏伊士运河的替代方案—这实际上是一种将苏伊士运河国际化的方法。

朱利安·庞斯富特爵士

会议持续了十个星期，留下了三百多页纸的记录；直到1885年6月13日结束时，会议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然而，一项英国代表团一致持保留意见的条约草案被起草完成。至于草案规定的适用范围，只要这些规定不符合埃及目前暂时且特殊的情况，并可能在英国占领埃及期间限制英国政府的行动自由，英国政府便不同意。

几天后，英国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内阁下台，“运河中立”一事被暂时搁置。直到1887年，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才在君士坦丁堡提出了运河自由航行的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份体现两年前朱利安·庞斯富特爵士所持观点的公约。由于一些大国强烈抗议，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未批准该公约。然而，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重新掌权。经过长时间谈判，1888年10月29日，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在君士坦丁堡签署了《君士坦丁堡公约》。但《君士坦丁堡公约》有一项附带条款，那就是在英国占领埃及期间不会生效。

这并不是“中立化”，实际上是“普及化”。《君士坦丁堡公约》虽然禁止在规定水域内采取敌对行动，但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所有交战方都可用的“走廊”，仍由一个大国保护—就像美国控制巴拿马运河，并且该大国比其他国家更希望苏伊士运河保持开放。1904年，英国的态度迎来了首次严峻考验。当时，俄罗斯帝国军舰在与当时英国盟友日本作战的途中穿过苏伊士运河，其中一艘俄罗斯帝国战舰违反了《埃及关于交战国军舰在苏伊士运河载煤规定》。这简直就是“例外证明法则”^[4]，而英国采取的消极态度坐实了俄罗斯帝国军舰“例外证明法则”的性质。(www.daowen.com)

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直到1904年4月8日，英国和法国协定签署后，此事才得到进一步解决。在设在开罗的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英国同意执行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有关细则摘录如下：“为了确保苏伊士运河的自由通行，英国政府宣布将遵守1888年10月29日签署的公约的规定，并同意其生效。这就保证了运河的自由通行，该公约第一款最后一句及第八条第二款将继续暂停执行。”

克罗默伯爵伊夫林·巴林补充道：“日俄战争时，《君士坦丁堡公约》的实效性得到了检验，总体而言效果不错。然而，在战争状况下，这类公约常会出现许多细节问题。这意味着公约的措辞需要细化。希望有机会根据目前积累的经验，修订现行公约。”

克罗默伯爵伊夫林·巴林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

英国于1904年加入《君士坦丁堡公约》对自己在苏伊士运河或埃及的地位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而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第九条赋予埃及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执行该公约的权力，也势必导致英国出面履行该义务。这与美国政府和巴拿马运河的关系有一点点不同。况且，在和平时期的实践中，《君士坦丁堡公约》第九条并不引人注目，几乎“察觉不到”。

1906年1月，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召开—这是一件好事。然而，不久，一场严重的危机发生了。H.H.阿斯奎思内阁不得不向在亚喀巴湾中占领要地的土耳其政府示威^[5]。英国内阁采取了迅速、有武力威胁的和高效的措施，使问题得以早日解决—如今，埃及东部边界就是沿袭当时方针的产物。斯彭德写道：“内阁的某些成员对同僚的话可能持怀疑态度……但在涉及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武力威胁才是正确的解决措施。”在解决1914年事务上，英国借鉴了1907年的经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肉身虽死，但精神永存。特里维廉说：“武力不是解决办法。”但莱尔评论说：“如果特里维廉住在东方就会知道，武力有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注释】

[1]克罗默伯爵伊夫林·巴林（1841—1917），英国政治家、外交家，1883年到1907年是英国驻埃及代表和总领事。—译者注

[2]引起英国海洋军事部焦虑的原因是法国战舰在苏伊士运河入口处出现。—原注

[3]史称“俄土战争”，指俄罗斯帝国及其后继者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爆发的一系列战争。第一次俄土战争从1676年持续到1681年，但关于“最后一次”是哪一次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应该是指1877年到1878年的第十次战争，另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外国势力干涉俄国十月革命的军事行动是最后一次，因为奥斯曼帝国为这些干涉势力提供了后勤服务。—译者注

[4]正如“无邪恶，也就不成正义；无战争，也就没有和平”一样，“规则”与“例外”同样也是相对而生的概念。作者认为，俄罗斯帝国军舰的行为被认定为“例外”，虽然是不遵守规则，可恰也说明规则的存在。—译者注

[5]通过占领这里，土耳其可以把边境扩展到苏伊士运河东岸。—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