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修筑工作的继续—工程师查尔斯·奥古斯塔斯·哈特利考查苏伊士运河—挖掘机器的引入—约翰·霍克肖受邀评估运河工程—对估计的修改—劳工移民—查尔斯·道蒂—塞得港—伊斯梅利亚—陶菲克港—最后关头的小插曲—开幕仪式—欧仁妮·德·蒙蒂霍皇后—威尔士亲王爱德华—邮政合同—苏伊士运河对好望角航线的影响

在法国，要是一个人对公众宣称他做的事是为了自己，那么没有人会听他的。在英国就不同了，这类人总有听众。

—斐迪南·德·雷赛布 《访谈录》（1864年）

奥斯曼帝国苏丹御赐的特权法案使斐迪南·德·雷赛布在保证自己与有关政府及个人友谊毫发无损的前提下，在修建运河一事上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政治地位。修建运河工作进展迅速：斐迪南·德·雷赛布自1859年8月起就正式启动了将让好友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名留青史的地中海港口建设工作—这项工作此前已经进行一段时间。此时，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在法国进行设计的、施工所需的机器已被运到施工现场，并竖立就位。机器架设完毕、维修站和工人宿舍都已落成。伙食供应、人员招募和卫生保洁等工作也都做好了安排。在塞得港建的第一批建筑是临时的，随着项目的进行逐渐被永备建筑取代。埃及政府根据特许权条款提供的“费拉”^[1]的日薪是六至八个皮亚斯特^[2]，折合一先令到一先令四便士。当然，熟练工人收入更高。工地供水需要依靠骆驼从远处扛回，偶尔要是断供，工人就会渴死。但这种“偶尔”成了一些权威作家指控苏伊士运河建设“渴死”大量工人的“罪状”。他们觉得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首席医疗官公布的统计数据—所谓的“千人死亡率”—绝不能代表运河上的劳动者实际的死亡率，见下表：

斐迪南·德·雷赛布积极保障手下劳工的宗教权利。他为穆斯林及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基督教教徒分别提供了礼拜场所，还主动提供供奉。

1861年3月上旬，一位叫查尔斯·奥古斯塔斯·哈特利（后受封为爵士）的、经验丰富的英国工程师应斐迪南·德·雷赛布邀请参观了修建中的苏伊士运河工程。查尔斯·奥古斯塔斯·哈特利认为该方案只要投入足够时间和金钱完全能成功，还可以通过用高效的机械设备代替人工来减少投入。

查尔斯·奥古斯塔斯·哈特利访问期间，运河工程的土方挖掘工作尚未完成五十分之一。这是资金和劳动力缺乏、供水困难及挖掘设备效率低下共同造成的。在码头建成之前，塞得港新疏浚的入口无法开放。为了建好伊斯梅利亚—开罗—苏伊士的淡水运河，施工方在伊斯梅利亚至塞得港段铺设了多条铁制水管，确保在运河施工地带全程为工人提供稳定又充足的饮水。总体而言，查尔斯·奥古斯塔斯·哈特利提供的报告非常有利，但因为没有发表，所以没有起很大作用。

挖泥船

1862年年初，这些工作都已完成，苏伊士运河的常备雇员人数已达两万五千名。第一任总工程师弗朗索瓦·菲利普·瓦赞高超的技术和高明的解决办法及其助手拉罗什、拉鲁斯和焦亚的共同努力创造了奇迹。法国承包商亚历山大·拉瓦莱设计并制造了一支强大的槽式挖泥船队—后来的蒸汽挖掘机原型。它们不需要驳船，在与运河两岸一定距离的地方用长杆挖泥。驳船和其他机械设备动力达一万马力，每月能挖掘两百万立方米，从而使所需劳工的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三。而1863年建成淡水运河后，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再不需要斥巨资靠骆驼从尼罗河运输淡水。施工方还设计了一种用于萨拉皮雍—约翰·霍克肖预测的开挖地点也是这里—礁灰岩地质条件下加深运河的碎石机。

一开始，挖掘工作是自北向南，但在奥斯曼帝国苏丹许可令下达后改为同时在各个地点进行。1861年，塞得港只是沙丘带上的几座小棚屋，与大海间隔着一条宽六百英尺的狭地—曼扎莱大盆地所在，疏浚工作开始后不久，港口就建好了。古代，塞得港一带是埃及最肥沃的地区之一。往水下看，可见古城的废墟：有一座神殿的底座，有红色的花岗岩柱，还有一堆堆的砖块。塞得港西南是琐安西部的图纳市（在《诗篇第78篇》《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都有提到）和后来圣路易^[3]在1251年的“十字军东征”中被俘虏的曼苏拉，向东是蒂内。在塞得港修筑的运河长约二十五英里。由于施工区域泥层深浅不一，直到合适的挖泥机被引入前，施工都难以进行。习惯了日晒泥浆、充满活力的渔民徒手掏出泥土，在胸前搓成球状，然后把土球背在背上。在第一台挖泥船投入逐段挖泥施工前，劳工们就是这样徒手挖出了约四十万立方米土方。随后，劳工们又进行了二十次挖掘。泥中的硫黄蒸发了出来，味道刺鼻难忍，但劳工们几乎没有因此生病。在泥泞中工作一整天的劳工们只能睡在木筏上。劳工们的报酬是当天结算的，他们还有免费的大米、小米、枣和洋葱配给。这些默默无名的劳工的后代欠下了自己父辈一笔债务，这笔债务如此高昂，幸亏没被镌刻在什么大理石或艾斯佩斯（铜表）上。

接下来，就要把蒂姆萨湖和地中海连接起来。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去世（1863年1月17日）前，运河的整条线路轮廓逐渐清晰起来。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的侄子伊斯梅尔帕夏成为埃及总督后，两万名劳动力突然全部撤出。两年里，工程几乎毫无进展，但在1862年年末，从地中海运送补给的船到达蒂姆萨湖。这绝对是一项成就。人们开始憧憬运河未来的前景，招募劳工，哪怕是抓壮丁都变得更加容易。

约翰·霍克肖

1862年7月，伊斯梅尔帕夏^[4]访问英国时会见了著名工程师、时任土木工程学院院长的约翰·霍克肖（后来受封为爵士），邀请约翰·霍克肖对苏伊士运河工程进行一次全方位检查。1862年11月，约翰·霍克肖到了埃及，在1863年2月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表明，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已经以两万八千到七万法郎的成本建造了从拉斯阿瓦迪到蒂姆萨的淡水运河（约一百万立方米）。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一边在曼扎莱湖上挖泥，一边在曼扎莱湖与蒂姆萨湖间施工，还在地中海和蒂姆萨湖间挖了一条供轻型平底船使用的通道。人们在塞得港开辟了海上码头，并在塞得港及其他地区大量建造房屋，并且准备了大量机械。截至1862年12月1日，修建运河的成本开销为一百二十二万英镑，折合三千零五十万法郎。

苏伊士运河的施工进度如下：蒂姆萨—苏伊士段延展了五十英里，从拉斯阿瓦迪靠徒手开挖延展了五十六英里^[5]。每段工程到完工估计都需要十四万英镑。塞德港和蒂姆萨湖间的船渠总共要挖出三千二百万立方米土方，此时已挖了六百万立方米。

约翰·霍克肖订正了苏伊士运河工程成本预算，估计成本总额为九百一十万英镑，但为了谨慎起见，他建议为某些特定工程额外提供经费。因此，约翰·霍克肖认为，实际总支出可能达到二点五亿法郎，折合一千万英镑。约翰·霍克肖总结说，他坚信不会存在或遇到严重的施工困难，而估计六万两千八百英镑的维护成本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该报告给世人，尤其是给伊斯梅尔帕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斐迪南·德·雷赛布并没有夸大其词，也没有误导前任埃及总督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现在著名的、谨慎又享有盛誉的英国工程师约翰·霍克肖为工程提供证明，这说明关于修筑运河之事，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的托付是明智的。

“约翰·霍克肖是一个可靠又判断准确的工程师，相比以前的其他工程师，埃及人对他印象更深刻。”

英国内阁开始意识到，苏伊士运河最终会完工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总有一些不愿接受的人还在对媒体表示质疑。

1865年年初开始，运河建造工程继续进行，进展很快。斐迪南·德·雷赛布没有回避任何困难，并且成功战胜了这些困难。外交家不再烦恼了，苏伊士运河工程的资金因埃及政府支付了拿破仑三世在仲裁中判给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赔偿金而得以维持。斐迪南·德·雷赛布和在法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圈子保持友好关系，并获得了皇后欧仁妮·德·蒙蒂霍的热情支持。在法国，拥有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成为一种时尚，有人甚至称：斐迪南·德·雷赛布欠法国妇女的钱比欠男人的钱多^[6]。

埃及舆论喜欢斐迪南·德·雷赛布的程度并不亚于欧洲，工资账单是最有力的论据。“我们的父辈从没做过这样的好梦。”一个叫谢赫的人边看着自己村子里拿着周薪现金、吃饱了的小伙子边说。埃及人的生活水平正在迅速提高。大运河的修建不仅为提高埃及人的生活水平提供了资金上的帮助，并且随着建设的发展，促使当地身体健全的穷人出售自己最大、也是唯一的资产—劳动力。

各地的人都来了，希望在苏伊士运河建设工地上谋一份差事。查尔斯·道蒂发现，在某处工地上，竟能有多达两百名来自内志东部盖西姆省的劳工。

“可以说，易卜拉欣帕夏见到了‘那扎拉^[7]’的盛况，他以为眼前的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可他们其实来自法国、意大利、希腊三个国家。运河的一些地段已交给小规模的承包商施工。易卜拉欣帕夏描述了一个法兰西妇女的形象：她的腰间别着手枪，用严肃的表情守望着工作中的同事，很有男子汉气概。埃及仿佛在由万国修建通天塔，各种各样命运多舛的人聚集在这里—冒险精神在滩涂上沸腾了！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及狂热的东方希腊人混在一起，爱好和平的人紧紧跟着自己的伙伴，生怕与他们走散。

“易卜拉欣帕夏把这些天生有仇劳工间的矛盾看作一场宗教战争。易卜拉欣帕夏说：‘东方希腊人，他们有最多的武装，都用来打穆斯林。’骚乱都被埃及军队镇压了。很多个夜晚，易卜拉欣帕夏和同行的人都靠偷木柴来做饭和煮咖啡。我叫道：‘有贼！’他回答说：‘木柴价格很高，但不是个人独有，是大家共享的！’经过十二个月的劳作，易卜拉欣帕夏走出了物质上越富有、心灵上就越贫穷的道德泥潭。虽然易卜拉欣帕夏不穷，但为了到苏伊士挖沟竟徒步走了七百英里！然而，这也是绿洲阿拉伯穷人生活状态的体现。我发现这些人想起苏伊士运河就激动不已，其中一些人对我说：‘可以在内志修一条运河吗？’这些埃及人认为，修运河对自己的国家有利。”

塞得港呈现一派蓬勃发展、人口渐稠的景象。过去，这里到处是用脏草席围成的小屋。斐迪南·德·雷赛布和手下的工程师借大型挖泥船挖出土方堆成的小山已经可以遮蔽正午的阳光。现在，破败小屋被能迎接海风的大楼替代，当地人口已经突破十万。

当地的城镇规划还有改进空间，人们还能更充分地利用滨海地区，城镇中心地带还可开辟出更多开放空间。为在遮阳的同时能吹到海风，对街道和建筑的设计有待细化。起初，苏伊士运河东岸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而是埃及政府或某些个人）的直接责任。当时，埃及大部分行政部门都混乱不堪，仿佛塞缪尔·约翰逊^[8]形容的“表演犬”那样：运河施工做得不好并不奇怪，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做到全面推进施工，令人称奇。

在运河淡水部分与主河道的交汇处建好后，以埃及总督名字命名的城镇“伊斯梅利亚”诞生了。在运河通航前，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工程师接过了过去穆斯林城镇规划者的班，将当地改造成一个有六千居民的宜人小镇。与过去相比，伊斯梅利亚的人口几乎增加了十倍。在伊斯梅利亚，有两旁排列行道树的街道，被打理得很好的花园，有宽敞的大教堂、医院和大型火车站的广场。运河淡水部分延伸到苏伊士—就是七十年前拿破仑·波拿巴访问过的肮脏村庄。如今，苏伊士已被改造成拥有约两万五千名勤劳的居民的“陶菲克港”。与塞得港或者伊斯梅利亚相比，埃及人更喜欢陶菲克港。以下是拉比诺对运河建造最后两年所做的工作总结。

1867年到1868年

塞得港：西部防波堤建成二千三百五十码，距离水边还有一百码。东部防波堤建成一千三百八十码，其中二百八十码是用来自“鬣狗”高原的石头建成的。迪索兄弟还需要沉降五万七千八百零二块石砖—三万三千零三十一块还没做好。保罗·博雷尔和亚历山大·拉瓦莱需要在盆地和河口挖掘一点六五亿立方英尺的土方，目前已挖掘一点二三亿立方英尺。

1867年4月15日，运河海上部分还要挖掘十二亿立方英尺土方。

蒂姆萨湖北：库夫勒公司承包—塞得港到蒂姆萨需要挖掘五点五英里，土方一点五六亿立方英尺；在合同到期前六个月，法尔达内（三点七五英里，土方三千四百万立方英尺）提前竣工；保罗·博雷尔和亚历山大·拉瓦莱应挖土方九点一一亿立方英尺，实际挖掘三点零六亿立方英尺；1867年1月，每月能挖一百七十万立方英尺，1867年4月提速至二百四十万立方英尺；现场有十六艘长槽挖泥船、六艘抬升式挖泥船和九艘带驳船的挖泥船参与施工。

蒂姆萨湖南：蒂姆萨湖—苦湖段应挖三亿立方英尺，已掘一点六亿立方英尺；共有十一艘挖泥船投入施工，每月能挖掘八十八万两千五百立方英尺；劳工应挖掘四千五百六十万立方英尺，仅靠双手开掘，已经挖掘两千四百五十万立方英尺；苦湖—查卢夫段已经靠手工挖掘挖了二十一英里多，还有二点四八亿立方英尺土方待挖掘。

苏伊士：保罗·博雷尔和亚历山大·拉瓦莱；截至1867年4月15日，耗费二百三十万立方英尺石料修筑的锚地堤防有一百六十万立方英尺的石料被水淹没。

1868年到1869年

1869年年初，防波堤建造完毕，从原来的二十一至二十三英尺增高到二十九至三十英尺。

运河海上部分：运河塞得港—苦湖段全线按设计标准开放；挖泥船正在进行深挖作业。

蒂姆萨湖北：无。

蒂姆萨湖南：1869年3月，开始向苦湖注水。红海距苦湖二十五英里，其中二十二英里靠徒手开掘，其余三英里用挖泥船开挖。

苏伊士：苏伊士河口完工，修建了长达一千六百多码的防波堤。

修建苏伊士运河开掘了七千五百万立方米的土方，合二十六亿五千万立方英尺。

1869年3月19日，伊斯梅尔帕夏陪同威尔士亲王爱德华^[9]与王妃亚历山德拉，以及一群埃及名流和外国访客出席运河开放仪式。打开运河水闸，来自低于海平面数英尺的地中海水便可汇入苦湖，即古老的赫罗奥波里斯湾。运河需要利用水闸加注一千五百亿立方米的水，直到1869年10月24日才达到标准。河水一旦装满，查卢夫外的一个水坝便让水无法进一步流动。现在，苏伊士运河终于竣工。正如前文所述，斐迪南·德·雷赛布天才的组织能力终于被人理解，大规模的宣传已引起人们的注意。^[10]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将正式开放。船被获准免费通行四天，之后再按照出台的收费标准缴费通过。伊斯梅尔帕夏访问欧洲，向欧洲大部分主权国家发请帖。斐迪南·德·雷赛布一生中做的最大胆的事就是早早宣布运河通航。直到通航前的最后一刻，运河工程依然面临着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斐迪南·德·雷赛布的远见卓识和勇气及全体管理人员的高超技能和全体劳工的辛勤工作将困难都一一克服了。

威尔士亲王爱德华

王妃亚历山德拉(www.daowen.com)

1869年11月2日，在两个相距一百三十米的测深点之间，人们通过一个装有十二人的方竖井发现了一块坚硬的岩石，这块岩石撞碎了挖泥船的吊桶。^[11]从运河底部量起，这块岩石高达五米。“大伙儿都这样，”斐迪南·德·雷赛布说，“最开始个个都说拿这块石头没办法。于是，我说到开罗多弄点炸药来。如果我们不炸掉那块石头，我们就完蛋了。工人们的智慧和精力救了我们。整个运河工程从开始到现在，哪怕是守帐篷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文明的代理人—我们的成功就是这么来的。^[12]”

1869年11月15日晚，塞德港准备要在宴会上使用的烟花失火了—烟花被放在镇中心的一个木料场。幸亏两千名士兵及时赶到，努力把火药等易燃物埋进沙土里，才救了镇子。

苏伊士运河通航

1869年11月16日，一股异常高的潮汐淹没了准备举行开幕式的场地，为参观者搭建干燥的地台成了难题。1869年11月16日晚，埃及护卫舰“拉蒂夫”号在离塞得港三十公里的运河搁浅。人们用尽一切办法，想把护卫舰拉出来，但失败了。伊斯梅尔帕夏带一千名士兵赶到现场解决问题。斐迪南·德·雷赛布说：“我们一致认为有三种方法可行，要么让船浮起来，要么拖到河岸上，或者……”“炸掉它！”威尔士亲王爱德华高声叫道。“对，好主意。”斐迪南·德·雷赛布应和道。“1869年11月17日，我登上了‘艾格勒’号，对发生的意外只字不提。我不想为了这个意外就改变开业计划。从逻辑上讲，我是错的，结果却证明我做对了。我们一定不能成为教条主义者，因为教条解决不了任何商业和政治问题。我在赶到现场前五分钟得知被堵住的运河通了，并且‘拉蒂夫’号完好无损。

“船舱里还坐着欧仁妮皇后，她难受极了。欧仁尼皇后多次以为‘艾格勒’号停下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法国的荣誉就会受损，我们的劳动成果也会贬值。由于情绪过于难过，欧仁妮皇后暂离我们。我们听到她在低声啜泣—那是欧仁妮皇后胸中爱国主义情绪的涌动。”此时正冒着的风险，就是日后衡量斐迪南·德·雷赛布成功的标准。1870年4月，斐迪南·德·雷赛布在一次讲座中说道：“1869年11月17日，在人们糟糕的心绪中，苏伊士运河就这样通航了。虽然我们最后成功了，但这次让我最真切地感受到了近在咫尺的失败。不过，我们还是满怀对上帝和人类的信心继续前进—胜利属于这样的人。”苏伊士运河通航，船舶免费通航四天，多国政府派出军舰前来“捧场”。缓慢通过的船队宛如花车，庆贺地中海与红海的“联姻”。

伊恩·马尔科姆爵士这样描述斐迪南·德·雷赛布获得的成功：“小小的塞得港满是各国的船，船上的乘客都是艺术界、科学界、工商业界及皇室和大使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享受伊斯梅尔帕夏的款待，并亲眼见证了眼前这座宏伟的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早在1869年11月13日，在停泊于塞得港的‘马赫鲁萨’号游艇上，伊斯梅尔帕夏接待了航行三天三夜赶赴埃及的来宾。他们有奥地利皇帝、普鲁士王储、各国王室成员^[13]及‘艾格勒’上的欧仁妮皇后。”在埃及这座“沙漠大门”，这可谓是一个“星光熠熠”的场景。五十艘军舰高挂所有欧洲国家的旗帜，鸣礼炮致敬并有军乐队演奏。而沙滩上到处是搭着帐篷的、来自远方的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他们与家人带着自己的马、骆驼一起参加了埃及自托勒密时代以来最盛大的节日。前方竖立了三个大亭子（被围起来的露台），中央则聚集着伊斯梅尔帕夏的贵客。亭子右边有穆斯林，左边则是供基督教教徒礼拜和感恩的圣坛。等祈祷仪式结束，运河得到祈福，就正式开始通航。1869年11月16日晚，苏伊士运河上空绽放了绚烂的烟火，庆祝活动一直举行到深夜。

“1869年11月17日6时，所有进入运河的船都被编组，并参加巡游。1869年11月17日8时，法国欧仁妮皇后和斐迪南·德·雷赛布乘坐的‘艾格勒’号率领船队前进，并从地中海优雅地驶入苏伊士运河水域……沙漠里热得似火烧，人们还是挤在干旱的河岸上一直等着船开到位于蒂姆萨湖的运河核心区伊斯梅利亚。然后‘艾格勒’号在那里下了锚……

“1869年11月19日，船队再次启程。‘艾格勒’号载着客人到了苦湖并在这里过夜，在1869年11月20日早晨继续前往苏伊士，在那里顺利完成了全长十六小时的旅程。‘艾格勒’号在十五小时内返回了塞得港。

“英国船队中有艘叫‘鹰’的轮船，装载了英属印度电报公司的电缆开往苏伊士。”

运河区以外也有庆祝活动。在短短的六个星期内，人们就修建了从开罗到金字塔的道路，两旁种植行道树。这是为给伊斯梅尔帕夏的王室贵客提供方便强征劳动力修建的。意大利伟大的歌剧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特别为此创作了一部歌剧《阿依达》，并在开罗隆重上演^[14]。演员在舞台上佩戴的所有珠宝都是真的，总价值达数百万美元。

朱塞佩·威尔第

维多利亚女王

水晶宫

英国虽然几乎是唯一反对修建苏伊士运河的大国，但在为运河竣工做赞美方面从未落后过。维多利亚女王为斐迪南·德·雷赛布颁发了印度之星大十字勋章。伦敦市长在正式宴会上祝酒时宣布：“苏伊士运河鲜明地证明了我们的优秀工程师错了，而斐迪南·德·雷赛布先生对了。”斐迪南·德·雷赛布获颁伦敦荣誉市民称号。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在水晶宫向他颁发金牌说：“您是苏伊士运河这一伟大成果的完成者，这一点我们英国永远不会忘记。我希望您来英国后，能感受到英国人对您的杰作为我国带来好处的赞赏，并希望苏伊士运河在以后继续为我国带来好处。”

《泰晤士报》在一篇为过去的敌意道歉的头版文章中声明道：“斐迪南·德·雷赛布来了，他来到英国这个在苏伊士运河建造过程中什么都没做，建好后派的船又比谁都多的国家。不过，英国船通行带来的收入将成为股东拿到的股息，希望这笔钱足以弥补我们犯的错。”

然而，当时的《泰晤士报》编辑万万不会想到，这篇文章的读者的曾孙子辈竟然还在为苏伊士运河支付那么大一笔钱。受益的其实不止股东，还有一些“最不活跃”的合作伙伴，例如：信贷银行和筹得“创始者股份”的那些“创始者”的后代。斐迪南·德·雷赛布不仅以一己之力获得了成功，也保住了自己的尊严及顽强和慷慨的品质。直到苏伊士运河最终完工后，斐迪南·德·雷赛布才承认托马斯·弗莱彻·韦格霍恩对自己有恩（参见第一章），并在塞得港塑造了一座由M.维达尔-迪布雷创作的大型胸像来纪念他。

全长超过九十二英里的苏伊士运河在任一端都建有港口设施和通道。水深最浅不低于二十六英尺，运河底部宽度不窄于七十二英尺。苏伊士运河中设置了很多允许船临时靠岸、让其他船先通过的地点，它们整体上由一个信号系统连接起来。运河两端都提供靠泊设施、燃料，并设置了水的供电点及灯塔。

1869年，埃及政府以一千万法郎的价格回购了运河内陆部分经过的绿洲河谷，并且以三千万法郎的价格回购了在苏伊士运河上设置海关、邮局等的权利。回购设置海关等设施权利的这笔钱是埃及政府以放弃持有的十七万七千六百四十二股的盈余利润为代价担保和贷款筹措来的。总金额如下所示：

1869年年底，债权人的债权总额为七百零六万五千法郎，利率为百分之五，一开始就以股本支付了。

虽然英国议会特别委员会提过建议，但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并没有使英国女王的邮件运送更省时间。1870年，每月仍只有两封邮件送到孟买，四封邮件送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和之前没有区别。当时，邮件通过英国所有的亚历山大港—苏伊士铁路从陆上过境。直到1874年，所有蒸汽邮船都停在这些港口卸载或装载邮件，而船上的乘客比起一味在甲板上看风景，更希望可以下船感受埃及风光。1874年后，英国才开始通过苏伊士运河送发往布林迪西的加急邮件。1888年，所有邮件都经苏伊士运河运送了。

苏伊士运河通航一时并未导致好望角航线被放弃。由于考虑到技术、成本和安全，当时主流的航运公司没有也不能立即对设备和组织进行相应的必要更改。苏伊士运河航道水深多年来都不均匀，航道非常狭窄，经常发生搁浅事故。船通行时速度很慢，并且随着交通流量的增加会更慢。为此，苏伊士地峡的东西两侧分别组建了两支独立船队，东侧船队航速高，并且必须在相邻港口间快速行驶；西侧船队则需要低航速、更多燃料和“拉斯卡尔^[15]”船员。

同时，新型高效的船用发动机正在研发，并且进展迅速。很快，早期轮船就过时了，人们需要大量新船。

苏伊士运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航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连串事件的组合严重影响了已建立的航线^[16]，也增加了人们对一个新问题的关切，那就是对谁能建造专为满足新通航条件（特别是运河区）船舶的关切。

对旧有的邮轮公司来说，建造专门满足新通航条件的船更像是障碍而不是优势。大英轮船公司停止盈利，英国印度蒸汽航运公司也损失惨重。哈尔福德·兰开斯特·霍斯金斯在作品《英国通往印度》中，生动地描述了那些年邮轮公司的经营情况。到1875年，盈利危机已被成功克服。大英轮船公司及英国印度蒸汽航运公司又取得一定优势。法国人拥有运河—并非完全拥有，只占百分之七十五，而驾船通过的是英国人。这个情况决定了英国政府随后几年的政策。

【注释】

[1]写作“Fellahin”，指征发的农民劳工。—原注

[2]皮亚斯特，一系列货币的名称，该词最早来源于意大利语，意为“薄的金属盘子”。—译者注

[3]圣路易即路易九世（1214—1270），法兰西卡佩王朝第九任国王，曾两次发动“十字军东征”，并在1250年的作战中被埃及人俘虏，缴纳大笔赎金后获释。1270年，路易九世在战场上感染瘟疫驾崩。死后，路易九世被封为圣徒，并被树立为全欧洲君主的楷模。—译者注

[4]伊斯梅尔帕夏是易卜拉欣帕夏的儿子，1830年出生，在巴黎接受过教育。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曾派他执行过各种外交任务。1861年，伊斯梅尔帕夏还镇压了发生在苏丹的一次起义。伊斯梅尔帕夏是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后代中最年长的，于1867年从奥斯曼帝国苏丹那里获得了“赫迪夫”的头衔（代价是将贡品的价值从三十七万六千英镑提高到七十二万英镑），并且为支持自己的直系后代继承而反对修改继承法。187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通过帝国命令赋予伊斯梅尔帕夏极大的自主权。伊斯梅尔帕夏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但生活奢靡。1879年，伊斯梅尔帕夏被废黜。1895年，伊斯梅尔帕夏在君士坦丁堡去世。—原注

[5]本段运河经过基内佛采石场附近。与通过梅克斯的采石场从海上运石头相比，从基内佛运送大宗石料到塞得港的码头和其他工地要更便宜。—原注

[6]很久以前，运河工程就深深地吸引着女性。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法老王修筑了第一条连接尼罗河和苏伊士之间的运河来取悦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撒拉在宫廷里有影响力）。尽管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运河设计因尼罗河缺水而失败，但运河仍是阿克提姆海战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依赖的最后资源。—原注

[7]原文the peoples from Nazara，习语，寓意“世界各地人民”。—译者注

[8]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诗人、词典编纂者，常被称为“约翰逊博士”。—译者注

[9]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译者注

[10]1857年，为确保欧洲国家能以苏伊士运河为主题做持续、有利的讨论，伊斯梅尔帕夏出了约两万英镑的钱。此外，每月为类似目的支付给斐迪南·德·雷赛布约三万九千法郎。—原注

[11]约翰·霍克肖曾警告要注意这种危险，他认为这种间隔的探测并不能保证完全没有岩石。—原注

[12]关于后来发生的类似事件的有趣叙述参见爱德华·塞西尔的《埃及官员闲记》第189页。—原注

[13]被邀请的六千名嘉宾还有俄罗斯大公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荷兰的王子和公主等。英国派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亨利·埃利奥特作为代表，并另调几艘军舰以壮声威。美国是唯一没有派代表的西方大国，也许是1869年“亚拉巴马州问题”的缘故。宗教界（指基督教）来的主要代表有耶路撒冷大主教。在乌理玛（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为所有出席人士及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祈福后，欧仁妮皇后的告诫神父鲍尔先生站上讲坛，发表了得体的赞美词。—原注

[14]然而，根据本书编者事后勘误，1871年12月24日，《阿依达》才在埃及开罗首映。—原注

[15]拉斯卡尔，特指印度水手。—译者注

[16]1882年，托马斯·法勒在英国贸易部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英国议会1882年12月文件）：“对英国的船主利益和一些资本家的利益来说，运河的作用不一定都有益。航行时间的缩短，意味着对船需求的减少。如果没有运河，就会需要更多船。雇佣英国资本和劳力也会增多。”东方产品出口及英国转口贸易总体下降。然而，直到1880年，所有来自印度的黄麻和大米都还是通过好望角运到英国。—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