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特权法案草案—拿破仑三世对运河的兴趣—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反对运河计划—考查运河项目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成立—幼发拉底河谷铁路—达尼尔·朗爵士—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在法国注册资本—运河建设开工—土耳其抗议—拿破仑三世的干涉—奥地利的帮助—亨利·布尔沃爵士—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许可令—拿破仑三世的仲裁—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之死

行高于策，策追随之；行下于策，策校习之；行较于策，策摧毁之。

—拿破仑三世，1841年写在哈姆监狱

《埃及总督授予修建和运营苏伊士运河及地中海到红海之间的附属设施的特许权》基于法国修建铁路特许权文本而定。权利法案规定不能只组建一家“法国”公司，而要组建一家发起地设在埃及的、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企业，即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特许权的有效期长达九十九年。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董事长始终由埃及政府任命，并应尽可能从最适合企业的股东中选出^[1]。运河工程的开销由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支出，但所有防御工事由埃及总督负责设置。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不局限于某条特定航线，也禁止搞关税歧视。净利润的分配方式参见下表：

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

出于职责所在，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立即写信给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征求他对运河和开罗—苏伊士铁路的同意，并让铁路与运河彼此互补。斐迪南·德·雷赛布不愿看到这些问题再次被抛给欧洲外交巨头，但他无力对抗事实。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刚向“高门”提出申请，就被代表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总领事授予荣誉骑士团勋章—法国皇帝就这样向世界表明他对运河工程的特殊兴趣。授勋时，法国总领事向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保证，他在埃及光荣而艰巨的改革中可以依靠拿破仑三世的鼓励及必要支持。

早期阶段，“欧洲皇帝”拿破仑三世在这种仪式性的场合中将自己的赞赏之情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正如考利伯爵亨利·韦尔斯利所说：“拿破仑三世的泛爱远远超出了他对条约的尊重。”在1856年的巴黎会议上，当全体全权代表参加的告别晚宴即将结束时，拿破仑三世对一项自认为对大家都有好处的计划很感兴趣。他说，自己研究了计划的各个方面，熟读了所有关于这一计划的文件，并热切希望此计划能成功。然而，这一计划尽管各方面都令人钦佩，但遭到了一些反对和阻碍，尤其是遭到英国的反对。拿破仑三世认为这些反对意见没有根据，并希望能消除这些意见，同时不希望操之过急。拿破仑三世选择寄希望于建立将法国和埃及人民团结起来的幸福联盟，在不久的将来就解决问题达成最终协议^[2]。有这种想法的拿破仑三世正处于自己最得意的时刻，他怀着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成熟心态，支持修筑运河这一长远而大有裨益的计划，为达目的采取正确的方法，并耐心地坚持执行。当1859年从英国传来反对声音时，拿破仑三世告诉斐迪南·德·雷赛布不要担心，“你可以依靠我的支持和保护”，但拿破仑三世还加了一句，“现在风浪很大，我们要赶快上岸”。愿拿破仑三世能一直这样追求自己的梦想！其实，当他的皇后欧仁妮·德·蒙蒂霍为他宣布苏伊士运河开通时，他那起起伏伏的统治生涯迎来的，已经是最后的胜利。不过，这样的胜利还是很有价值的。

在此期间，苏伊士运河取代了拿破仑三世心中尼加拉瓜运河的位置^[3]。他曾写过关于建造尼加拉瓜运河的计划的小册子，这些计划与巴拿马运河相抵触。小册子叫《拿破仑的尼加拉瓜运河》，大部分都是在哈姆监狱当囚犯时写的。在拿破仑三世看来，鉴于1848年发生的事件，修建尼加拉瓜运河的计划应该不会再成功了。现在，如果拿破仑三世想用自己的名字给一个伟大工程冠名，那么这条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恐怕是他的唯一机会。然而，这个想法被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阻止了。因此，运河的名字就成了“苏伊士”，是那个位于苏伊士运河南端不起眼的小村庄的名字。

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

拿破仑三世

考利伯爵亨利·韦尔斯利

欧仁妮·德·蒙蒂霍

亚历山大·威廉·金莱克

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手握大权，在君士坦丁堡，他将英国政府在埃及的代理人对运河修筑事务的反对表露无遗。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精力充沛、敢作敢为，深谙东方外交家的权谋之术，既受同僚敬畏，也得“高门”的尊敬。亚历山大·威廉·金莱克在自己的作品《入侵克里米亚》中这样描述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他天赋异禀，这让研究他的公文、听他讲话的人，抑或只是被他吸引的旁观者，几乎都会认为这个人更具有匡扶英国国运、带领英国与其他国家保持和平或宣战的资格……他性如烈火、坚持己见，在争论时会全力坚持自己的看法。”1855年2月，斐迪南·德·雷赛布访问君士坦丁堡，发现大维齐尔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对苏伊士运河项目很感兴趣。但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因忌惮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而拒绝认可苏伊士运河项目。只有奥地利首相给予斐迪南·德·雷赛布官方支持^[4]，其余工作只能全靠斐迪南·德·雷赛布的个人影响力推进。斐迪南·德·雷赛布十分努力，这让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在1855年2月月底的报告中说，除非英国政府授权自己提出反对，否则土耳其政府将很快确认运河的特许权。当时，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还没有提出反对，只是在待命，因为他没有收到英国政府的指示。过去交通缓慢，“反对”与“不置可否地待命”有明显区别。斯特拉特福德·坎宁选择无视斐迪南·德·雷赛布的陈述，而向“高门”论述道：“埃及将有从土耳其被分割出去的危险。‘高门’掌控的亚非领地间的运河上将会出现一个法国殖民地。最后，埃及将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英国政治家不会忘记“印度帝国^[5]”就是由逐渐掌握贸易特权、地权及财权，最终掌握主权的商人们奠定的，因此，他们当然不愿意法国在埃及干同样的事。在与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较量中，斐迪南·德·雷赛布暂时输了，气恼却不气馁地回到了开罗。

各方意见愈加倾向于支持斐迪南·德·雷赛布。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意识到，英国政府要是不干预，自己就不可能无限期推迟奥斯曼帝国对特许权的确认。经过进一步辩论，时任外交大臣的克拉伦登伯爵乔治·维利尔斯在致法国大使亚历山大·科隆纳-瓦莱夫斯基伯爵的照会中总结了英国政府深思熟虑的观点，概括如下：

大维齐尔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

斯特拉特福德·坎宁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维利尔斯

亚历山大·科隆纳-瓦莱夫斯基伯爵

第一，苏伊士运河的建造成本巨大，任何势力如果愿意付出这笔巨款，一定是出于政治目的。

第二，开罗—苏伊士铁路的建设势必会延误苏伊士运河的建筑工期，英国对此求之不得^[6]。

第三，修建运河的方案之所以提出，是因为英国对法国在埃及的存在采取敌对态度；如今英国已经放弃了敌对态度，所以运河建造方案也该被放弃。

此时，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解决战争问题显然更紧迫，这使“苏伊士运河问题”的重要性暂时被削弱。斐迪南·德·雷赛布利用英国与法国的停战协议，发动了一场公众宣传运动。斐迪南·德·雷赛布相信自己的计划是有内在合理性的，开始积极地向英国政府和英国人宣扬自己的计划。1855年6月月底，斐迪南·德·雷赛布抵达伦敦，开始忙于拜会伦敦的各大官商。时任首相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与克拉伦登伯爵乔治·维利尔斯对斐迪南·德·雷赛布的访问既感到怀疑也不支持，但重商主义的声音占了优势。斐迪南·德·雷赛布编写的小册子《苏伊士地峡问题》受到好评，东印度公司表达了对建造运河一事的支持态度；而半岛和东方蒸汽航运公司更是无视英国外交代表的意见，“绝对拥护”运河计划。印度的一些非官方声音也支持修建苏伊士运河。1856年1月5日，埃及总督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签字同意了第二部特权法案。第二部特权法案是第一部特权法案的完善补充版本。特权法案附带的《章程》，也可说是《公司条文》与法案本身共同构成了《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章程》。特权法案获得了通过，但英国政府的政策没有改变。斐迪南·德·雷赛布尽管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转变了英国商界和舆论界的立场，但没能消除英国政府对苏伊士运河项目的敌意。在英国待了三个月后，斐迪南·德·雷赛布从容地回到巴黎，召集了一批来自各大国的顶尖工程师组成国际科学委员会，由他们对自己的计划做出最终判定。他们中有来自英国的三位知名工程师J.M.伦德尔先生、J.R.麦克林先生和C.曼比先生，以及一位东印度公司的代表。1856年1月，对斐迪南·德·雷赛布计划的调查完成了，但最终结果直到十二个月后才公布。调查结果对斐迪南·德·雷赛布的设计非常有利，并且总结道：

“我们并非妄测何种动机可能阻碍运河修筑工作，但相信自己只是在回应一种普遍的意见，即一旦在苏伊士修筑运河的方案成熟，就不应再拖延。我们的目标一直是希望对世界各国政府有所启示。现在，我们满怀信心地提交最终调查结果。愿我们的调查结果能加快工程进度，消除一切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阻碍，让苏伊士的‘人造博斯普鲁斯海峡’向世界所有国家的舰船开放。”

国际科学委员会公布的调查结果对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但英国政府不为所动。他们甚至在该调查结果公布前就在开罗和君士坦丁堡再次提出了反对意见。英国仍然“反对用蒸汽船运送邮件”，因此，英国政府还是不喜欢这个修建一条穿越苏伊士地峡的运河的想法。这导致印度叛乱^[7]时，英国陆军一直沿开普敦航线运送援兵，直到迫于舆论压力，才征求“高门”和赫迪夫的同意，并很容易获得了许可，通过苏伊士运河运送援军。

斐迪南·德·雷赛布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利用自己对维持英国本土与埃及以东领地电报通讯自由方面的影响力以维护个人尊严和外交气度方面，他还没有失败过。用斐迪南·德·雷赛布的话说，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是一个“喜欢挑衅和带偏见”的人，而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疲于应付反对声音，几乎准备为求“耳根清净”而放弃运河事业。支撑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轻蔑和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决心的，是针对计划中幼发拉底河河谷铁路各方勘察表明的可行性。虽然正式勘察尚未开始，但承建公司的股票已经开始溢价了。此时，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支持修筑运河，但拟议的从塞琉西亚到波斯湾的捷径，即从安条克和阿勒颇连接幼发拉底河，进而再到巴格达和巴士拉的捷径能将通向印度的路程缩短一千英里，并且只花费近一千六百万英镑。对此，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非常满意，克拉伦登伯爵乔治·维利尔斯也表示支持，“高门”也倾向于采用这种方案。然而，这种方案需要相应的政府担保—这样的担保却没有兑现，因此，最终失败了（即使在今天还是会失败）。在《英国通往印度》中，哈尔福德·兰开斯特·霍斯金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了整个事件。在此，我们可以说，铁路项目本质上具有政治性质而非商业性质。尽管对旅客来说，在陆地上坐火车和在运河中乘船都是一样的，但二者实际上不可能共存。

由于1857年年初英国与波斯的短暂战争及1857年5月印度叛乱的爆发，英国民众关注的话题发生了转移。战场上急需部队；而部队都要从开普敦开赴战场。斐迪南·德·雷赛布抓住机会再访英国。在老朋友英国人丹尼尔·朗（后来受封爵士）的协助下，斐迪南·德·雷赛布在英国的主要商业中心召开的会议上致辞。虽然斐迪南·德·雷赛布的演说很成功，但英国政府因此更激烈地反对。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在下议院宣称：修建运河对法国有利无害，对英国却是有害无益。这一声明引起了很大轰动，甚至在帮助斐迪南·德·雷赛布筹集本国（法国）资本方面，比法国政府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几个月后，进入下议院的罗伯特·史蒂文森支持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在下议院的声明。斐迪南·德·雷赛布的一位代表给罗伯特·史蒂文森带了一封信，要求他说出两个朋友的名字，并向“完全听命于罗伯特·史蒂文森先生”的斐迪南·德·雷赛布就此事做出书面解释。随后，罗伯特·史蒂文森做了解释，斐迪南·德·雷赛布则撤回了对他的质问。

1857年12月，担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马上就要离开奥斯曼帝国，但英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向“高门”保证，其关于运河的政策不会变。1858年1月1日，克拉伦登伯爵乔治·维利尔斯向大维齐尔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宣布，如果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同意苏伊士运河计划这一“明显又直接地将埃及从土耳其分离的计划，就不能指望维持奥斯曼帝国政权和领土完整从此成为欧洲大国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的同意修建运河的行为就是置这一指导原则于不顾的表现”。最终，“高门”让步了，承诺在未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下不会批准苏伊士运河计划。不久，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在喝了杯咖啡后抽搐不止，很快就去世了。斐迪南·德·雷赛布为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致哀，在他看来^[8]，自己可以“完全摆脱英国的影响力了”。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死后，正直但寡断的穆罕默德·埃明·阿里帕夏接替了他的位置。

穆罕默德·埃明·阿里帕夏

1858年2月，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下台，但英国政府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本杰明·迪斯雷利在下议院将苏伊士运河的修建描述为“最徒劳的尝试，完全不可能成功”的工程。

1858年6月，下议院再次讨论修建运河的相关事宜，而斐迪南·德·雷赛布的见解此时得到了很多议员的拥护。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摆出了老一套—修建运河等于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在向解体迈步。投资者的愚蠢和盲从是靠不住的，铁路永远比运河能更加经济地满足英国人的需要。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绝不会与牺牲英国利益者为伍^[9]。

随后，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发表观点，他以充分的理由驳斥了“修建运河必意味着将埃及从奥斯曼帝国的掌控中割离”的观点。至于一种反对观点认为，苏伊士运河如果在建成之后被欧洲的海洋强国控制，就会对英国不利。然而，英国本身就是全欧洲最强大的海洋大国—除了我们自己，还有谁能掌控苏伊士运河呢？法国固然是英国的对手，但他们计划建造的苏伊士运河是献给全世界、全人类的。更何况，即使苏伊士运河最终完工，也不会对英国造成威胁。此时贸然反对，是非常不明智的。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说：“您参与了一个必败无疑的竞赛……欧洲所有政治家都会谴责这种毫无根据又自私的反对政策。我们不如把苏伊士运河看作一个商业项目，顺其自然。”当时，他的观点并不是很能服众—当时的人与十六年后本杰明·迪斯雷利的听众一样，反对苏伊士运河的建造。然而，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的话还是对国内舆论产生了一些影响。

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

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暴风骤雨般的言辞在国外产生了与预期截然不同的效果。法国开始在君士坦丁堡有所行动，其他欧洲国家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都从各自的政府收到了支持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指示。然而，“高门”无法立即做出决定。斐迪南·德·雷赛布发现，自己又快要失败了。他只剩一个选择，就是回巴黎，自己成立公司。斐迪南·德·雷赛布不顾金融专家的建议，直接向法国人筹措资金。他没有选择类似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这样的大银行—它们的借款门槛太高了。

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资本固定为两亿法郎，分为四十万股，每股值五百法郎。1858年11月5日开始接受认购，11月30日结束，但未竟全功—分配给法国人的份额全部售出，但没有英国人、美国人、奥地利人或俄罗斯人前来认购。此时，挥霍成性但具有远见卓识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前来当了救兵，为苏伊士运河项目提供了六千万法郎的资金。要是没有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几乎全落入法国人手里，但历史及受益人埃及人常常忘记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的贡献，这对他很不公平。除为英国、美国、奥地利、俄罗斯保留的约八万五千股之外，其余股份已被认购完毕。这些股份大都是小笔小笔出售的。这样一来，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从一开始就真正实现了国际化。

在《四十年回忆集》中，斐迪南·德·雷赛布提到了此事（1859年1月1日）：“帕夏（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希望法国投资占比不超过总投资的一半，以使该公司尽可能保持国际性。于是，我们将总股数的分配份额做了规定。”规定后的总股数分配份额如下：

续 表

现在，斐迪南·德·雷赛布名义上是一个强大组织的负责人。这个组织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设有行政理事会，并且得到大量来自这些国家民间和政府的支持。为了宣扬和记录运河施工进程，斐迪南·德·雷赛布在巴黎韦尔努伊尔街五十二号的出版社创办了双周刊《两海联盟杂志》。然而，斐迪南·德·雷赛布不再只对埃及总督负责，他要对所有股东负责。现在，斐迪南·德·雷赛布作为一家由法国控制的公司的负责人，正是对手攻击的目标。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收到了要求注意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将在埃及形成分离主义运动危险的提醒。而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更是收到了这样的警告：自己未经“高门”同意就主持成立了一家几乎拥有主权的公司—这很危险。

当时，斐迪南·德·雷赛布五十五岁，能力足以应付当前局势。他利用自己丰富的法律知识，对苏伊士运河工程项目的建设与一条国际航路的建设做出了区分。根据特权法案及“高门”不时做出的“空头支票”式的允许，斐迪南·德·雷赛布发现自己不仅有足够的授权建一条可供船航行的运河水道，还可以真的建设一条“国际航路”。于是，斐迪南·德·雷赛布宣布，苏伊士运河完工后，将由国际会议最终决定其政治地位。斐迪南·德·雷赛布不再是外交官了，摇身一变成了商人，以及负责修建工程的商业公司的总裁。

1859年4月20日，工程在塞得港正式开始。头两年的挖掘工作很少，主要是搞勘测，造仓库和车间，组织工人，购买挖泥船、机器、工具等设备与木材、铁、石灰、水泥等原料。1859年6月1日，在奥地利的大力支持下，英国在君士坦丁堡进行新一轮抗议活动。然而，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并没有遣散劳工。运河工程仍在继续。面对英国代理人的强烈抗议，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回应道，自己无法遣散在运河上工作的欧洲人，只有他们各自的政府有权力这么做—当然，这几乎不会发生。这也许是埃及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一次“投降”了。君士坦丁堡的新一轮抗议引起了大维齐尔穆罕默德·埃明·阿里帕夏的注意。穆罕默德·埃明·阿里帕夏指示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停止所有运河工程，因为这项工程完全未经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授权。因此，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宣布，打算执行自己威严主人的命令。看起来，斐迪南·德·雷赛布已经无牌可打，并且还输了。

正在修建苏伊士运河的工人

斐迪南·德·雷赛布只剩最后一个机会，就是争取拿破仑三世的公开支持。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刚成为埃及总督时，拿破仑三世就把好友斐迪南·德·雷赛布和苏伊士运河计划介绍给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而当时欧洲的政治形势也有利于运河修建事宜。1859年7月，斐迪南·德·雷赛布返回巴黎，成功让自己的声音“上达天听”。拿破仑三世不仅承诺保护斐迪南·德·雷赛布的运河事业，还指示法国外交使团积极提供协助。身处英国圣詹姆斯宫的法国大使亚历山大·科隆纳-瓦莱夫斯基则被指示向英国内阁传达拿破仑三世的建议，希望英国政府“不要再反对修建运河”。英国内阁不为所动，仍坚持反对意见。而塞得港的运河开凿工作仍继续进行。

这时，有人给“高门”提出建议^[10]，劝“高门”将苏伊士运河问题以通函的方式完全移交给欧洲大国。当时，“欧洲大国”相当于“海洋大国”。欧洲大国将聚集起来开会，它们在会上的钩心斗角将成为土耳其的“保护伞”：“高门”在各大国间左右逢源，好过跟某一个大国产生矛盾。这样的策略，年代几乎和所罗门王一样古老。《圣经·箴言》说得好：“无智谋，民就败落；谋士多，人便安居。”看来，我们在1968年前也需要这样的“良谋”。

拿破仑三世采取了积极措施。为遵守与法国的和约，奥地利政府承诺将再次支持运河修筑事宜；俄罗斯帝国也表示支持^[11]。由于发现君士坦丁堡无能为力，英国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开罗。苏伊士运河的建造需要“科尔威”^[12]。而从几年前开始，英国驻开罗总领事就一直敦促埃及总督投入“科尔威”来建设苏伊士铁路。不过，这样的敦促并不能阻碍埃及总督的继任者利用“科尔威”制度对英国和法国搞区别对待。

1860年6月，亨利·布尔沃爵士以“埃及总督没有将埃及资金用于运河项目企业的合法权利”为由向“高门”提起上诉。由于已经放弃了掌管埃及政府的条件，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很可能会被奥斯曼帝国苏丹废黜。然而，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的决心没有动摇。一次，他对英国领事说：“我不知道修建运河是否有利于商业发展，但如果我的权力与提供的帮助能最后促成运河完工，我就必定名垂青史。”“高门”派一位官员向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施压，但他对此不屑一顾。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说，自己除非被武力打败，否则，不会让步。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对目前各国就运河工程博弈力量之间达成的平衡状态感到满意。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外交形势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英国仍反对修建运河，但工程还是缓慢进行。1862年11月，亨利·布尔沃爵士从君士坦丁堡前往埃及，看到了施工现场，并对施工进展惊讶不已。

1862年11月18日，斐迪南·德·雷赛布效仿《出埃及记》中摩西“玛撒和米利巴”的典故，在伊斯梅利亚宣布：“以埃及总督殿下及上帝恩典的名义，现在我可以让地中海与蒂姆萨湖相连了。”斐迪南·德·雷赛布和摩西一样，把“流动的水”与象征“试探”的“玛撒”和代表“争闹”的“米利巴”联系在一起。

亨利·布尔沃爵士

1863年1月，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过世。斐迪南·德·雷赛布失去了一位好友，也失去了事业上的“保护伞”。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的侄子伊斯梅尔帕夏接过了叔叔的位置，也接过了叔叔许诺对苏伊士运河承担的义务。虽然埃及人很支持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但伊斯梅尔帕夏可不像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那样，做好了付出更大牺牲的准备。亨利·布尔沃爵士眼中的伊斯梅尔帕夏是一个“骄傲、害羞、聪明，一定程度上又有些胆小”的人。然而，运河修建工作的庞大规模点燃了伊斯梅尔帕夏的雄心壮志，运河本身的吸引力也激发了伊斯梅尔帕夏的想象力。然而，伊斯梅尔帕夏希望收回叔叔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让渡”给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大部分运河区土地。对英国大使来说，新的机会出现了：他们毫不迟疑，立刻向“高门”进言，建议“高门”告知伊斯梅尔帕夏，前任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的特权法案是未被“高门”批准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在埃及没有合法地位及施工权限。1863年7月，“高门”向伊斯梅尔帕夏发出最后通牒。现在，伊斯梅尔帕夏已无权征集强制劳动力^[13]，还要把已经转让的土地买回来。苏伊士运河挖掘的深度则被限制在只许商船而不允许战舰通过的范围内。如果这些条件在六个月之内不被接受，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将面临解散，股东将获得赔偿，埃及将接手主持运河的修筑工作。

伊斯梅尔帕夏

不过，斐迪南·德·雷赛布是不会让外交上遭遇的困境阻碍运河项目进展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最初决定委托哈登先生负责工程的实施。运河投入运营后，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计划根据国际科学委员会原先估计的价格，保留以这个数据计算可获得利润的百分之六十，自己只负责总体上的监督、计划拟订及设备供应工作。(www.daowen.com)

后来，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发现这种方法效果不佳，便取消了与哈登的协议。哈登得到了七万两千英镑的赔偿金。

根据拉比诺的记录，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随即开始自行承担运河修建工程，但最终还是与四家法国承包商签订了协议—一系列合同总金额约达四百六十万英镑。

这些涉及几百万英镑的大合同都是在苏伊士运河的外交命运岌岌可危的关头签订的。法国起了很大的政治作用。斐迪南·德·雷赛布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法国民众的支持，肯定也会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14]。面对最后通牒中隐含的威胁，斐迪南·德·雷赛布再次向拿破仑三世求助，并征得“高门”的同意，以法国投资者的名义从奥斯曼帝国苏丹那里争取到了更好的条件。1864年3月，一个任期至1864年7月的仲裁委员会受拿破仑三世之命组建。拿破仑三世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在埃及的地位，并且不让“高门”再有任何不承认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地位的根据。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将放弃对免费劳动力的要求。埃及政府则做出八千四百万法郎的赔偿。苏伊士地峡的所有土地（计六万公顷）、当地的淡水资源，以及附属的运河及航行权利也以类似方式以四千六百万法郎的价格出让，按年偿还。这笔赔偿金折合超过三百二十五万英镑。这并不算多，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急需此笔资金来支持当前的修建工作。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把耕地还给埃及无疑是鉴于当时政治局势迈出的明智一步。这样一来，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在运河水道附近就不会有太大的政治权力或地区影响力。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遇到的主要阻力是来自英国政府的反对—英国政府这么做是合法的。这么做就很可能抓住机会扭转英国的敌对态度，并让英国体面地接受既成事实。但英国还是在君士坦丁堡继续实行自己的阻挠政策。最后，奥斯曼帝国和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达成了协议，并于1864年12月交换了文件，但“高门”的命令仍然没有下达。1865年2月，斐迪南·德·雷赛布再次向拿破仑三世求助。一年后，即1866年3月19日，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颁布了最终命令，漫长的外交冲突到此结束。在此摘录部分命令条文，内容如下：

通过修筑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新建的伟大工程将为商业和航海提供新的航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向往的事件之一。为此，我们与很久以前就开始要求获得执行这项工程授权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召开了会议。会议结果不管是在现在还是以后，都与“高门”及埃及政府的利益相符。

至于协议，已由埃及政府同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代表共同起草并签署，并且已提交上来，申请皇家许可，我们阅毕表示同意。

斐迪南·德·雷赛布和英国政府间的决斗终于落下帷幕。如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所料，斐迪南·德·雷赛布赢得了胜利。此外，运河的建设程度可观，这使欧洲（甚至在英国）的舆论已经在准备庆祝这项伟大工程完工。实际上，英国海洋军事部早就预见到苏伊士运河必定完工，并于1863年5月增加了马耳他港码头的设施、扩展了防御工事等设施。马耳他政府向英国要钱的事因斐迪南·德·雷赛布跨海峡修建运河而受益。大英轮船公司认为苏伊士运河最终会完工，并打算尽早将其航线往苏伊士运河航路转移。亚丁和孟买已经在进行类似的准备工作。这样一来，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胜局已定。

拉比诺将1862年到1866年苏伊士运河的施工进展记录如下：

1862年到1863年

塞得港共有四艘挖泥船和一部吊机在施工。

运河海上部分—概况：第二次因施工进行截海水工作（从塞得港到法尔达内），施工作业面宽五十英尺。1862年3月，苏伊士地峡沿岸建筑面积达到五万六千五百平方码^[15]，1863年4月达到九万六千五百码。

蒂姆萨湖北：从1862年11月起，参与施工劳动力达一万八千人，挖掘了长达五十英尺，深四至六英尺的壕沟，用以连接地中海及蒂姆萨湖；开挖土方四百三十五万立方米，合一千三百五十六万立方英尺，每立方米成本为零点六八法郎。

蒂姆萨湖南：运河的蒂姆萨湖—图索姆平原段宽一百九十英尺，海拔高度比地中海低六英尺，开挖土方两千一百二十万立方英尺。现场有二十一艘挖泥船正在施工，另外三艘即将做好准备，投入使用后每月可以多挖三十五万三千立方英尺。此外，还有二十艘没到货的挖泥船，这些船每个月能贡献一百零五万平方英尺的挖掘量。

运河淡水部分及水源：尼非赫—苏伊士段运河开工，已建成二十四英里。设计参数：吃水线宽六十四英尺，底部二十六英尺，吃水六英尺；容积约五千万立方英尺。

1863年到1864年

塞得港方圆十四万两千码的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用于建设法国地中海铁工及造船厂和巴黎E.古安的工厂。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获得了二十艘配备驳船和其他配件的新挖泥船。码头区延长了三百三十英尺，已有约六百英尺完工。长两千英尺（随后长达三千三百英尺）的谢赫卡普蒂运河将塞得港与蒂姆萨湖湖岸和达米埃塔的海岸相连，确保运河水位稳定。

运河海上部分—概况：总建筑面积十二万八千平方码。

蒂姆萨湖北：塞得港—法尔达内段已经挖掘土方四千三百万立方英尺，沿着巴拉湖挖石膏石，开挖四百五十万立方英尺。

蒂姆萨湖南：运河的海上部分延展了四英里。在蒂姆萨湖至萨拉皮雍共开挖七百六十万立方英尺。为修建运河开辟了两条狭窄通道：一条通往伊斯梅利亚的运河南段，另一条通往蒂姆萨湖以东的一个采石场。

运河淡水部分及水源：连接尼非赫与大海，长达五十五英里的运河经过十三个月的施工总算完工，总共开挖土方一点一八亿立方英尺。

1864年

塞得港：从梅克斯（亚历山大港）的采石场开采了五十三万立方英尺用于建设塞得港码头和堤防的石料；迪索兄弟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制造和沉降用于防波堤的人造石料。1864年1月至7月，入港船一百二十四艘，总吨位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吨。

运河海上部分—概况：电报系统完工了，施工前三个月仅有一万三千人在工作。后来，保罗·博雷尔和亚历山大·拉瓦莱受雇为工程做计划，并参与了大规模建设工作。

蒂姆萨湖北：运河塞得港—蒂姆萨湖段全由当地劳工挖掘，累计开挖两千三百万立方英尺。在塞得港方面，艾顿公司共挖掘地面部分—含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建筑—一百零五万立方英尺、挖掘用于运河河道建设土方八百一十万立方英尺。库夫勒公司调用两台挖掘机，修建四英里铁路，调动四台火车头及三十辆卡车，共计开挖土方二百二十万立方英尺。

蒂姆萨湖南：查卢夫南部的挖掘工作全由当地劳工负责，挖掘了土方四千八百万立方英尺，并挖掘了两条横向运河，一条通往萨拉皮雍，开挖土方三百二十万立方英尺；另一条通往查卢夫，挖掘土方四十二万五千立方英尺。

运河淡水部分及水源：伊斯梅利亚连接点共开挖土方一百三十万立方英尺，从1864年4月10日起为塞得港供应淡水；吉斯尔高原水库能提供十一万加仑^[16]淡水；塞得港水库能供应十五万四千加仑淡水。

1864年到1866年

塞得港—港口建造计划有修改：不再修建两个平行的、彼此相距一千三百英尺的防波堤，而改建一东一西两座防波堤：东部防波堤起点所在海滩离西部防波堤四千五百英尺，两条防波堤相距一千三百英尺的位置留出一个狭口，形成良港；塞得港通道宽二百英里至三百英尺，深十六英尺；运河港的入口宽六百英尺，深十六至二十英尺深。1865年7月15日到1866年6月15日，入港的船有五百九十五艘，共计十万八千五百三十九吨。1865年6月，因霍乱暴发，当时一度有四千名工人逃走，施工进度受到严重影响。

运河海上部分—概况：博雷尔和拉瓦莱；三十二艘长槽挖泥船沿着三十五英里的运河河道施工；由当地人组成的劳工队伍被解散。1864年5月，劳工被换掉一批；1866年，运河劳工有七千九百五十四名来自欧洲，另有一万零八百零六人来自亚洲、非洲各地，如阿拉伯、叙利亚等地。

蒂姆萨湖北：塞得港—蒂姆萨段的运河被拓宽至三百二十五英尺，从而形成了保护河岸免受航行的船影响的河段，并节省了修筑石堤所需的费用；根据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记录，库夫勒公司将吉斯尔岭壕沟延伸并加深了六英里，一直延伸到焦亚附近。

蒂姆萨湖南：起初，修筑蒂姆萨湖—苏伊士段靠手工挖掘，随后在蒂姆萨湖至图索姆南部都用挖泥船；从图索姆往苦湖挖了五英里壕沟；从查卢夫移走了长一千一百英尺的石头^[17]，挖土三百二十万立方英尺，挖石料一百万立方英尺。

运河淡水部分以及水源：埃及总督安排了八万名劳工负责开罗—绿洲段的施工。截至1865年10月5日，挖掘土方七千万立方英尺，随后达到了一点零五亿立方英尺，剩余七千万立方英尺。从此，尼罗河水四季都不会断流。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凭借帝国的支持，完成了三千零七十五万立方英尺土方的挖掘工作。

英国政府意识到苏伊士运河即将完工，随即开始考虑应如何使这条新水道满足自己的需求。1865年10月18日，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在位于赫特福德郡的布罗克堂逝世。从此，斐迪南·德·雷赛布最强大的反对者永远消失了。

【注释】

[1]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规定，董事会应由主要参与国的三十二名代表组成。—原注

[2]考利伯爵亨利·韦尔斯利在1856年4月3日的公文中指出，目前法国政府没有对苏伊士运河的修建施加任何压力，但斐迪南·德·雷赛布施加了很大压力。为了确保埃及的完全独立，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就想对法国实行怀柔政策。此时，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忙于“以最大的暴力和压迫”组建军队。1841年，靠强制命令，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征兵一万八千人，比之前的征兵人数多了一倍。—原注

[3]摘自拿破仑三世所著《恺撒传》。这本书展示了拿破仑三世如何以一颗慈善之心通过斐迪南·德·雷赛布的计划成功推动东方走向繁荣。—原注

[4]1857年12月10日，克拉伦登伯爵乔治·维利尔斯写信给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说奥地利政府很钟情于运河修建计划。不过，在所有对运河的感兴趣的欧洲国家就此达成协议前，奥地利不会给斐迪南·德·雷赛布半点援助。当时，土耳其政府的态度也如此。—原注

[5]即英属印度。最初，东印度公司代管印度殖民地，自1858年起才开始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移交权力。1876年，英属印度正式更名为“印度帝国”，一直延续到1947年。—译者注

[6]这是个伪命题。因为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下了“无论运河最终如何都要修建铁路”的命令。亚历山大·科隆纳-瓦莱夫斯基伯爵向考利伯爵亨利·韦尔斯利保证，自己已警告斐迪南·德·雷赛布，只要英国政府反对该计划，法国政府就会认为英国政府才是君士坦丁堡之主，无意在此类事务上与英国政府起纠纷。—原注

[7]即著名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一作“土兵暴乱”）。著名的章西女王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译者注

[8]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与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无疑在1854年时（以后几年也是）存在金钱交易。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去世后，发现他欠政府八万三千英镑的债务。—原注

[9]1859年10月13日，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在考利伯爵亨利·韦尔斯利的公文中夹了亲笔写的便条，对自己的观点做了以下总结：“反对运河修筑计划的共有三方，分别是英国和奥斯曼帝国政府及大自然。英国和土耳其政府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看法，大自然则更不会。”这张便条表明，曾向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提供建议的英国工程师要对子爵的态度负有重大责任！—原注

[10]亨利·布尔沃爵士1859年12月28日的公文。—原注

[11]回顾苏伊士运河的历史，在其建造阶段，拿破仑三世不顾一切支持斐迪南·德·雷赛布起到了突出作用，其重要性相比某些评论家认为的更大。1859年11月14日，从维也纳外交部寄给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奥波尼伯爵的公文很好地体现了当时欧洲政坛各国相互影响的程度：“我国与英国内阁之间曾就欧洲政策的最重要问题达成协议。当然，协议要求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一项基于对奥地利贸易有利的事务。然而，如果这种协议不能继续，如果英国内阁背信弃义，一定要干涉我国事务，那么约翰·罗素勋爵就不应该对我国在君士坦丁堡公开反对英国感到惊讶，就像英国在意大利对我国表现出的敌意一样。如果英国政府重视我们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中立地位，那英国政府就该知道，自己在即将召开的大会的态度将决定我国会有什么动作。”英国和奥地利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恢复帕尔马和摩德纳的大公，而奥地利在君士坦丁堡支持斐迪南·德·雷赛布，其实是为了确保法国在大公问题上支持意大利。—原注

[12]科尔威，法语“corvée”，指强制劳动力，也可以说是奴隶制的一种，在英国直到20世纪都是一种流行用语。—译者注

[13]美国南北战争带来的其中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埃及生产的棉花的价格上升到每磅二先令六便士。“靠地吃饭”的棉农挣得比以前更多。埃及总督由此发现，用现金赔偿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实际上比继续为他们提供劳动力更划算。—原注

[14]其实，从整体而言，法国政府对埃及的看法无疑对斐迪南·德·雷赛布十分不利。（亨利·布尔沃爵士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信，1863年3月3日）。—原注

[15]一码约合九十一点四四厘米。—译者注

[16]加仑，容（体）积单位，一加仑约合四点五升。—译者注

[17]查卢夫出产的“塞伊”是一种坚硬的石壁，厚约两英尺，分布在低于海平面六至十六英尺，宽四英里的河床。河床土层中混有碳酸镁土层，土层中有大象和狗鱼的遗骸化石。移走这层石壁的工作几乎全部是由来自皮埃蒙特的一千五百名特聘工人徒手完成的。—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