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包括彝族在内的各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文化的发展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显著成果。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彝族的历史研究和文化发展更是呈现出了崭新的繁荣局面。

彝族历史古籍的发掘、收集、整理、研究成果丰硕。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彝族古老而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国家和地方民族和文化工作部门及相关的专家学者多次深入彝族地区收集彝族历史文化典籍，收集到的这些典籍分藏在北京、昆明、贵阳、成都、南宁等中央级和省级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一些大中专院校和相关民族研究单位；有一些分藏在这些省（区市）的地（州、市）、县（市）文化部门和单位。还有一些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流散到了日本和欧美一些国家。在调查、发掘和收集的同时，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工作也随之发展起来，先后整理出版了《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梅葛》《查姆》四大彝族长篇叙事古诗，以及《阿诗玛》《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和《逃到甜蜜的地方》四大彝族历史叙事、抒情古诗，影响全国和世界许多地方。叙事、抒情诗《阿诗玛》被改编成电影放映以后，更是成为了影响国内外的彝族传世文化精品，还被翻译成了十多种外国文字流传于世。1982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南彝志选》，以及此前1956年和1966年由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翻译的《西南彝志》，被誉为是彝族历史的“百科全书”，是彝族历史书中的“《史记》”。1986年，由彝族研究员左玉堂先生多年精心收集整理的《彝族歌谣集成》，经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被许多彝族和其他民族专家、学者誉为彝族的“诗经”。另外还翻译出版了《尼苏夺节》《裴妥梅妮》《查诗拉书》《普兹楠兹》《尼布木司》《滇彝古史》《吾查门查》《彝族创世史》《尼迷诗》《美丽的彩虹》《彝族爱情叙事长诗》等近百部彝族古籍文献。

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彝文文献翻译组邀请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部分知名彝族经师共同为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学院所藏的部分彝文典籍进行翻译。并编辑出版了《北京现存彝文历史文献部分书目》，其中就有云、贵、川、桂四省区的1000多册计659部典籍。到目前，四川凉山州已收集到彝族历史文献400多部，贵州毕节市收集到1000多卷计2500多册，还清查了彝族民间彝文藏书近2000册，国家有关单位彝文藏书400多卷。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也收集到彝文历史文献近700卷，并对部分文献进行了翻译整理。为了协调、加快彝文典籍的翻译、整理和出版工作，1983年，云、贵、川三省还成立了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协作组，加强彝文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

在加强彝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同时，彝族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也取得了成果。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中央有关部门和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四川组织彝文工作组，开展对彝文进行整理工作，并提出了《彝文规范方案》，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推广使用。现在，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都设置了彝语专业；四川凉山州还建立了彝文学校，办起了彝文报纸和彝文文艺期刊；四川省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凉山州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楚雄州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红河州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有彝语节目播出。到21世纪初，凉山州有近60万彝族学习和掌握了自己的民族文字，摘掉了彝文文盲帽子。1982年6月，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召开彝族干部和彝族毕摩代表座谈会讨论决定，除属于彝语北部方言区彝族可用凉山规范彝文外，其他5个方言区则在原有彝文的基础上，规范出了一种以表意为主的彝文规范方案。同时成立了云南省彝文规范工作领导小组，从各地借调20多名彝族专业人员开展彝文规范工作，使与四川彝文规范有一定差别的云南彝文文字得以成型。随之在全省部分彝族地区开展彝文普及教育工作，并取得成效，现在全省已有约40万彝族青少年不同程度地学会了自己的民族文字。文山州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彝文普及教育工作还不尽如人意，除砚山县维摩乡相对地取得一些较好成果外，其余地方都未能很好坚持下来。

作为对彝族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国内外专家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开始了，但那时候的调查，主要是国内的汉族和国外的少数学者，从事本民族历史文化调查的彝族人极少。真正意义上的彝族历史文化调查，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也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民族学院马学良教授通过调查研究，整理出版了《撒尼语研究》一书；袁家骅教授调查整理出版了《阿细民歌及其语言》一书。1956年，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第四调查队到彝族地区开展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大体上弄清了彝族语言的6种方言，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川、滇大小凉山为彝语标准语区，并由陈士林教授与彝族语言文字根底深厚的彝族人李秀清合作写作出版了《彝语简志》。(www.daowen.com)

20世纪50年代以后，彝族历史文化调查研究工作进一步展开，但后来由于“左”的思想路线影响，被迫终止了30多年，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又重新逐步开展起来。1985年，云南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彝学会。之后，四川、贵州两省彝学会也相继成立，并都创办起了学会学术期刊。现在，许多彝族地区的地州（市）、县（市）都成立了彝学会，不少彝学会也有了自己定期或不定期的学会期刊，并调查收集、翻译整理出版了许多彝族历史文化书籍，彝族自己的调查研究队伍也由此开始形成。一批博士、硕士和学士人才在老一辈彝族学者和其他民族学者的指导和帮助下，逐步形成了一支年轻精干的彝族社会科研队伍。这些年轻的彝族学者，由于他们有熟悉本民族社会、经济、生活、语言、历史、文化的先天优势，对本民族历史文化调查研究工作得心应手，因而调查研究更加深入，调查结果更加准确，不但产生了大批的研究成果，还弥补了不少过去其他民族学者研究成果中的缺陷，纠正了不少错误，并填补了彝族历史文化研究中的许多空白，进而把彝族历史文化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所在著名彝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刘尧汉先生的主持下，多年来潜心从事彝族历史文化调查研究工作，不但取得了令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研究成果，而且培养出了一批造诣较高的彝族中青年研究人才。刘尧汉先生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等研究成果，以其全新的研究视角、深奥的哲理辩证和丰富的历史内涵而震动了民族史学界。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文山州彝族历史文化研究起步较晚，而且进展很缓慢。这种状况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1993年成立文山州彝学会以后才有所改变。但多年来，对彝族历史文化的调查收集整理工作，大都依靠文化部门和单位来组织进行。改革开放以后，全州先后收集整理出了彝族创世诗《天地和人》《布尼布卓》《四神造天的传说》；爱情长诗《嘎麻扎》《阿获遇者清底迷》《丙衣曼》；神话长诗《娥拜姆哈与诺莫嘎滕》《硬针比获迷》《阿鸡谷》；史诗《铜鼓歌》等10余部有相当历史研究价值的长诗。收集整理了数以千计的各种彝族民间传说故事。这些民间传说故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如《八寨王的传说》《扬雄山的传说》《左母纪的传说》《幸福女神阿玛卓》《红樱花和白樱花》《阿叙的故事》《放羊女》《祭祖节的由来》《祭龙的传说》《找人种》《铜鼓和铜鼓舞》《牛是怎样被人用来犁地的》等，都折射着彝族历史的某种回光。2003年，文山州彝学会与文山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整理出版了《文山州彝族民间诗歌集》和《文山州彝族民间故事集》。在彝族历史文化整理成果中，还有民歌民谣，如《苦刺歌》《马樱花调》《金竹调》《放羊调》《苦情调》《哭嫁歌》《离别歌》《赌博调》，以及各种情歌、酒歌、礼仪歌等，这些民歌民谣或借物抒情、借事说理；或以物托情，以古论今；或应景而歌，以境生发，随意拈来，稍思即歌，处处充满着彝族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些彝族的民歌民谣，明朝以前的，大都以五字一行出现，到清朝以后又出现了七字一行的，故民间称之为“七子”，唱民歌叫唱“七子”，这与汉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

文山州彝族历史文化的收集整理虽然还很不够，但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和成果，相比较而言，对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则显得十分薄弱。有关对文山州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论述文章，目前能收集到的只有《明代八寨长官司龙氏的族别》《浅析明末阿迷“普逆之乱”》《普沙“乱滇”始末》《深沉的民族史诗　淳朴的民风艺术》《文山彝族弦子舞浅议》《丘北彝族“僰人”辩》等寥寥几篇，而且大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平铺直叙，就事论事，论述肤浅，有一定深度和底蕴的研究力作还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