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山州彝族人民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祖国这块31456平方公里的西南边疆，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民族历史文化，并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祖国的领土完整做出了贡献。文山州彝族虽然多居住于山区，大多数地方气候条件较差，但也有不少的自然资源优势。彝族聚居区地域辽阔，有丰厚的资源开发潜力。新中国成立以前，彝族人民同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加之长期的封建经济制度压迫和落后观念的束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低下，人民生活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彝族地区的经济社会都有了快速的发展。在文山州，自1993年开始战后恢复建设、全面实行对外开放以后，这种发展更加明显。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改革开放以前“左”的思想路线影响，彝族地区，特别是边远深山地区彝族，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很缓慢，有时甚至出现发展中的倒退、返贫，与其他一些进步的兄弟民族相比，彝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仍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发展差距较大。许多彝族地区农民，特别是边远山区彝族农民，仍然在简单的手工劳动和畜力耕种中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许多时候并不能自给；有不少地方还处于更落后的刀耕火种状态，粮食亩产好的两三百市斤，差的不足百市斤。在山区，种一大坡，收一小箩的情况很普遍，遇到稍大一点的自然灾害，还常常严重减产，甚至颗粒无收。风调雨顺年成，虽然也能多收获一些粮食，但交了公余粮后，大多数人家已所剩无几，许多彝族农民时常是秋天交了公余粮，春夏又吃返销粮、救济粮；房屋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彝族地区的贫困面，在全州少数民族中比例较大。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又严重影响了彝区教育、文化、卫生等各种社会事业发展。

彝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与彝族的历史发展情况相关，特别与明、清时期朝廷实行严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以及灭绝人性的军事残酷镇压和文化扼杀密切相关，这种情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明显地存在着。彝区村寨，特别是单一的彝族村寨，很少有办学校的地方，少数念过几年书的人，也大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女，而这些读过书的人中，大都也只是读过三五年的小学生，读过中学的人寥寥无几，读大学的人几乎为零。

唐朝时期，南诏王国政权推行“彝汉文并用”政策，每年派数百彝族青年到成都学习汉族文化，这些青年学成回到南诏国后，积极推广汉文化教育，汉文字的使用在彝区，特别是在南诏王国官方使用越来越普遍，逐步形成强势，所谓“彝汉文并用”，实际上逐渐成为“以汉文为主，彝文为辅”，在当时比较发达的滇池和洱海周边地区尤其是这样。彝文的使用，大都是在彝族内部的统治阶层中，民间识彝文的人很少。到了明朝时期，统治阶级严格实行“一切俱尊令式”政策，禁止彝族人民使用自己的民族文字，加之彝族本身的文化人又长期局限于少数的毕摩和土司等统治阶层手中，一些想传授一点彝族文字的毕摩，也只能是在偷偷摸摸的“地下”进行，彝族文化教育的发展，长期处于学习汉文被歧视，不敢去学，不愿意去学，也无经济能力去学的状况；而本民族文化官方又不准学，想学也找不到人教的状况，彝族文化始终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在文山州的彝族中，彝族文字在清朝初年吴三桂镇压滇南十八土司反抗中就已几乎绝迹，使至今的许多文山州彝族早已不知彝文谓何物，不知自己民族还有历史久远的民族文字。明朝万历年间，八寨土司龙上登开始在文山地区首办师庙（先师孔子庙，即学校），教的也只能是汉文了。

彝族本来也有自己悠久的民族医药卫生历史，并形成了不少的彝文医学书籍，但也是因为历史的原因，由于彝文化教育的面十分狭窄，许多彝族人不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也就谈不上普及，更谈不上提高了。因此，彝族医药的传承，绝大多数只能是民间的口传心记。在缺医少药的旧社会，文山州彝族也只能靠这样口传心记的医药医技来看病吃药了。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差，人口的死亡率高，有时遇上严重的传染病流行，就会出现成户病亡，甚至全村病亡的悲惨状况。

知识是生产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和进步状况，学习掌握文化知识的人口在其总人口中的拥有量，以及这些知识人口中的比例结构，是其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标志。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每18人中就有一个大学生，日本每28人中有一个大学生。那时，中国人口有11亿多，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大学生只有600多万人，只占总人口的0.6%，在世界排列中倒数第四位。在当时的云南，每1万人口中，大学生只有12人，占0.12%，而彝族的每1万人口，大学生只有3.3人，占0.033%。据1977年至1983年7年间的一次统计数据，即使是在彝族作为主体民族的楚雄彝族自治州，7年中全州考上大学的人数也只有2621人。按全州各民族人口每万人录取数看，汉族为12.77人，彝族为2.68人，苗族为0.99人，回族为25.17人，傣族为7.88人，白族为34.64人。全州高中在校生8338人（不包括厂矿企业和省级学校），按各民族人口每万人中所占比例看，汉族为34.27%，彝族为19.4%，苗族为9.1%，回族为9.2%，傣族为31%，白族为29.2%。全州在校初中生人数为54046人，按各民族人口每万人所占人数看，汉族为283人，彝族为150人，苗族族为71人，回族为213人，傣族为220人，白族为532人。从这些统计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彝族的教育情况都处于末端位置。一个彝族自治州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彝族大体情况也只会是如此，甚至更差，文山州的彝族也不可能高出这种水平。彝族教育水平较高的昆明市禄劝县、官渡区、晋宁区，红河州石屏县、建水县，玉溪市峨山县、通海县，其教育水平仍落后于汉族、白族和回族。文山市追栗街镇大兴寨村彝族的教育水平在全州彝族村寨中是最高的，在全省乃至全国彝族村寨中都能排得上名，这与大兴寨村办教育历史悠久有关。清朝初年以前，大兴寨的彝族曾居住在今文山城的大兴街及周边一些村寨，受汉文化影响较多，后搬迁到现在的大兴寨另建居住点以后，这种影响仍然继续。早在清朝嘉庆年间，大兴寨村就开始兴办义学，至今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到民国年间开始办正规学校时，有教师一名，学生百余人。除本村的学生外，还有来自临近的东山乡的南林科、中寨、大坪子，砚山县八嘎乡大龙所、小龙所、偏岩、六雷，以及本镇追栗街的部分彝族学生，在贫困落后的彝族山寨培养出了一批文化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兴寨村的教育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早在1986年，大兴寨村的彝族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8%，巩固率达到了99%。到1988年，全村300余户人家，就有6个大学毕业生，数十个中专、高中毕业生。这在当时，就远远超过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比例。现在，大兴寨村彝族在外参加工作的人，在文山州、文山市的不少部门和单位中都能找到，省内外，甚至北京也有大兴寨的人。当然，像大兴寨村这样的彝族村寨，在全州只是一种特殊的个别现象。就全州而言，彝族教育水平仍落于汉族、壮族之后，与苗族大体相当，这已是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了。改革开放以前，这样的教育水平则更低。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政府财力的不断壮大，中央和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多，文山州各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学前教育规模不断扩大。1982年，全州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9%。到1986年，已有文山、西畴、砚山、马关4县（市）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同时，通过开展多形式的扫盲工作，青壮年人口中文盲率逐步下降。1993年，全州开始实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教育计划，各级政府多渠道筹措资金，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努力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为补充教师缺额，除扩大师范招生，加强新教师培养，引进外地人才外，还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开展对贫困学生的救助。同时，随着国家支持发展西部地区教育一系列政策的相继出台，实施大量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教育工程；实施边疆地区“教育”政策、“两免一补”政策、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特设岗位计划等，为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物力和政策支持，促进了全州教育事业的加快发展。2007年，全州实现了历史性的“两基”教育发展目标。也就说，全州彝族人民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同步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全州小学适龄儿童毛入学率达99.5%，辍学率降到了0.0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103.43%，辍学率降到了1.81%。(www.daowen.com)

随着“普九”教育进度的加快，高中阶段教育成为教育发展中的“瓶颈”。为此，全州教育综合改革把突破高中“瓶颈”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实行高中、初中分离办学，引进社会融资办学等办法，扩大了普通高中规模。“十一五”规划以来，通过继续实施学校扩改建，扩大公办学校资源、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开展合作办学和大力培养教师等措施，稳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规模，深化中等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和模式改革，加快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2010年，全州高中阶段在校生由2005年的46192人发展到84566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由23.5%提高到50.02%。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层次也随之明显提高。2010年，全州高等学校在校生达5966人，比2005增加了4476人，增长了4倍。同其他许多兄弟民族一样，彝族中的大学生也日渐多了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来，文山州通过大力实施“科教兴州”战略，不断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加大投入，不断深化教育改革，推动了全州教育工作的健康快速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两基”发展目标，高中教育阶段“瓶颈”基本缓解，“普九”计划稳步推进，高等教育层次提升，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同步发展，终身教育服务体系初步形成，民办教育逐步发展。在实施“两基”教育工作中，州政府根据地区民族特点，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和内地高寒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资金上的帮助和考分上的照顾，使少数民族大、中专录取生比例不断提高。到2000年，全州少数民族中专生录取比例已由1987年的6.2%上升到46.88%，大专生录取比例也由32.5%上升到46.83%，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人数迅速增多。20世纪80年代，在文山、砚山、丘北3县（市）开展的彝文教学，虽然在许多地方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很好坚持下来，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砚山县维摩乡在一些彝族村寨开展彝汉“双语”教学，正确处理汉文教学和彝文教学之间的关系，将彝、汉两种文字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并逐步形成了汉语和彝语教学的课程体系，使彝族学生既懂得了汉文，也学会了彝文，收到了一举两得的好效果。彝汉“双语”教学结果显示，学懂彝、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彝族学生，比一般彝族学生的接受能力要强一些，更容易与社会各方面沟通交流，因而学习成绩也就好一些。目前，维摩乡已有60多名彝语教师在全乡各小学校中兼任彝文教学任务，他们为文山州彝族人民重新续起已中断了很长时期的彝文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根本和基础。当今世界，是以知识和科学为主要动力的经济社会发展时代，教育水平的高低，驾驭科学文化发展能力的强弱，是一个民族综合素质和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五”计划以来先后实施的“两基”教育和“普九”教育以来，文山州彝族地区的教育同其他各兄弟民族一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现在在许多彝族村寨中，初中生比比皆是，高中生也随处可见，大学生也大有人在。这些新一代彝族知识青年，正在成为推进全州彝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然而与其他兄弟民族相比，尤其是与汉族、壮族、回族相比，彝族地区的教育情况仍然是落后的。这种落后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高小生、初中生中途停学流失的情况还比较多，据对舍得、腻脚、阿舍、干河、东山等彝族乡以及彝族人口较多的曰者镇、稼依镇的调查，高小阶段能巩固下来的学生比例还只有96.8%到98.5%，初中阶段能巩固下来的只有86.7%和89.2%，远低于汉族、回族和壮族，与苗族大体持平，彝族学生初中升高中、高中生考入大学的人数比例也大体上如此。二是一些彝族家庭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够，虽然这些年各级党委政府不断加强领导，并通过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不断努力，彝族人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仍有少数彝族家庭家长忽视对子女的读书教育，仍然沿袭着“读得成就读，读不成就回家种田”传统观念，对子女的读书问题采取任其放任自流的态度。这些人不明白，在当今时代，种田也已经离不开教育，离不开知识；也不明白教育子女读书，同样是作为家长的一种法律义务和责任。这种情况加上少数学生中因各种原因产生怨学情绪，加大了彝族在校学生的流失人数。三是彝族大、中专毕业生中，整体素质也比其他进步民族落后不少。在全州的州、县（市）和乡（科）级领导干部中，尤其是县（市）级领导干部中，彝族的构成比例还远低于本民族人口在全州少数民族人口中的构成比例，在工作上、业绩上有所建树的人很少。在全州各条战线、各种行业中的彝族专业技术人员虽然不少，但业绩突出，有一定影响的较高素质人才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以上所述这些情况，都与彝族地区的教育程度不高紧密相连，也与彝族内部一些相对僵化的传统观念相关，这是造成彝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彝族地区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的一种阵痛，而医治这种阵痛的根本良方，还是要靠教育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