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祖国西南地区全部获得解放，彝族人民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彝族地区按照解放前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具体历史背景实际，采取不同的社会变革方式，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文山州彝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与汉族地区同步进行。在以改变土地私有制为核心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按照党关于“慎重、稳健”的方针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地主阶级”的工作原则和路线，依照国家《土地法大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稳步有序地完成了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铲除了劳动人民被剥削的根源，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为了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增进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西南局和省委、省政府多次派出工作队深入彝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表达党和政府对彝族民的关怀，受到了彝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彝族人民把从土地改革中焕发出来的热情投入经济建设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也随之逐步发展起来。同时更改或清除了旧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强加给彝族人的一些歧视性的族称及地名。将“夷”改为“彝”，将“平夷”改为“富源”，将“镇南”改为“南华”；将民族族称用字中的“犭”旁去掉，例如，把“猡猡”改为“罗罗”，把“猓猓”改为“倮倮”等。这样的歧视性用字，包括文山州在内的许多旧史书中都可以看到。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此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这一任务。然而在之后的多年具体实践中，党的八大确定的路线没有认真坚持下来，民族工作在之后不久也逐步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忽视甚至否认民族工作特点，混淆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主要社会矛盾，进而发生了“左”的错误。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开展生产“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铜运动，在经济发展上一味地强调“一大二公”，盲目追求“一步登天”，以及相应发生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等恶劣风气，挫伤了包括彝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使经济发展徘徊停滞，甚至倒退，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和政治损失。其间虽然也做过一些纠正，但由于未能从政治思想路线上根本解决问题，“左”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越来越严重泛滥起来，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十年动乱，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纠正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片面错误理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阐明了在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并坚决贯彻执行“三个离不开”这一最基本的民族工作指导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观点，平反冤假错案，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开展对社会各方面的整顿、调整、改革和提高，实现了工作重点的真正转移，国民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在改革开放中重新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民族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点，充分体现和保障了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的巩固和发展。目前，全国有2个彝族自治州，1个彝族与哈尼族联合的自治州；8个彝族自治县，11个与其他民族联合的自治县。在这些单一的彝族自治州、自治县，或彝族与其他民族联合的自治州、自治县，彝族人民有了依法行使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并与辖区内的其他民族兄弟精诚团结，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进步。文山州有13个彝族乡，彝族乡内的彝族占全州彝族人口一半多，这些彝族乡的党委、政府团结和带领彝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共同团结发展进步。同样，在没有建立彝族乡的彝族聚居乡镇，彝族人民也一样与其他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建设各民族共同的美好家园。

改革开放40年来，文山州彝族人民同各兄弟民族一道，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民族工作主题，认真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点，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党和国家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同时结合文山州实际，制定颁布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在彝族主要聚居区建立起了13个彝族乡，按照“团结、教育、疏导、化解”的方针，做好各种矛盾调处工作，让彝族人民依法当家作主，使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广泛深入人心，维护民族团结和“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意识不断增强，进一步增强了本民族内部和与其他兄弟民族的团结，彝族内部的家支隔阂状况也开始有所消除。(www.daowen.com)

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文山州彝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一心一意抓发展，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彝族地区经济同其他各族兄弟一样进入了历史上最快最好的发展时期，全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1.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递增39.2%，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年均分别递增18.2%和20.1%，财政总收入年均递增18.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人均递增14.4%，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14.5%。彝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生产条件大为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保障能力不断增强，教育、卫生、科学、文化、体育等社会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人的思想观念和发展意识不断增强，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抓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州委、州政府始终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文化科技人才，作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来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央、省委的相关具体政策，在全州各级党政机关和部门培养、选拔和配备相应的领导干部职数，并在自治州自治条例以及州委制定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暂行办法》等文件中加以明确规定，从法律和政策制度上保障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1993年全州开始战后恢复建设和全面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州委又把对少数民族教育培养工作列为“人才兴州”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按照“大规模培养、长中短结合、多渠道扩展”的培养思路，逐步探索出了“3加1”的发展路子。“3”，即一是充分整合州内教育资源，自己培养一批。州委干教委与各相关部门协调，对州内的教育资源进行分析评估，每年有计划地下达和分配少数民族干部教育培训任务，并按类别分层次开办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和学历班。二是依托省内外大专院校走出去培训一批。每年有计划、有组织地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省内外相关大专院校学习市场经济、金融贸易、法律法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等。还采取在省委党校开办民族干部培训班的形式进行培训，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三是借助外力，请进来培训一批。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先后邀请国内、省内有关专家学者给各民族干部授课、举办专题讲座等，不断提高各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加1”，即“上挂”与“下派”并举。每年定向选派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到上海、广东东莞和省直机关挂职学习锻炼，在挂职锻炼实践中增长才干，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与此同时，在公务员招录和事业单位人员招聘中，采取“定向选拔，适当照顾”，以及定岗位比例和加分等特殊的照顾政策，给少数民族予照顾，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少数民族人才充实到各级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队伍中。2006年，全州招录公务员518人，州委列出70个岗位专门用于招录少数民族，其中壮族25名，苗族25名，彝族10名，瑶族5名，其他少数民族5名。在事业单位招考中，按照学历层次，对文山籍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大学本科2分、大学专科1.5分、中专1分的加分照顾，同时不断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干部人才库，加强和规范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人才储备工作。州、县（市）民族工作部门利用熟悉民族工作、了解民族干部状况的优势，经常向州、县（市）党委政府及组织人事部门推荐少数民族干部，仅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就推荐了少数民族干部84名，其中处级32名，科级52名。在同等条件下，实行少数民族干部优先，保证了少数民族干部的正常录用和提拔，以及在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相应职数比例。经过不断努力，全州少数民族干部素质不断提升，队伍不断壮大。2007年，全州少数民族干部人数达29363人，占全州干部总数的43%，其中地厅级干部19人，占同级干部数的42.2%；县处级281人，占同级干部数的36.3%。彝族干部比例大体与彝族人口比例相当。少数民族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1803人，占全州总数的44.33%，其中少数民族高级专业技术人员445人员，占全部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29.47%；少数民族中级技术人员5892人，占全部中职技术人员总数的40.34%。州属机关48个党群和政府部门中，有43个部门配有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呈现出总量逐步增长、整体素质稳步提高、各种结构逐步改善的良好势头。

彝族虽然不属于文山州的自治民族，但在文山州10个少数民族中，彝族又是人口仅次于壮族和苗族的第三大少数民族，因此，在州、县党政领导机关和部门中，尤其是彝族人口相对集中的文山、砚山、丘北三县（市），都配有相应职数的彝族领导干部，乡科级中的彝族干部也不少，彝族乡的政府主要领导都从彝族中选举产生，他们同各民族干部一起，为自治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是彝族干部队伍数量虽然不算少，从总体上看，彝族干部素质还相对较低，尤其是有一定领导能力和经济管理素质的干部还很少。与其他少数民族科技队伍相比，彝族的科技队伍，在人员数量和人才素质上相对更低；比自治的壮族和苗族还相对处于弱势，尤其是高级技术人员，更是屈指可数，这与彝族社会的历史发展原因有关，也与至今不少彝族地区群众对教育重视不够有关。要改变这种状况，既需要党和政府更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更需要彝族群众们自己做更多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