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时期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会，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超过英国。毛泽东主席在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会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迅速兴起了“大跃进”运动。

8月下旬，根据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州开始开展建立人民公社工作。到11月底，全州共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91个。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劳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州农村因此办起了公共食堂7259个，号召“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并实行“吃饭不要钱”，有些地方还搞起了“无人售货商店”。与此同时，全州集中了超过一半的农村劳动力开展大炼钢铁铜运动。据1959年统计，全州钢、铁、铜产量分别达到1453吨、7053吨和163吨。11月，全州许多地方发生缺粮现象，群众生活困难，出现了因营养严重不良而发生浮肿病，发病人数达7791人，死亡1795人，最严重的是文山县。为此，地委派出工作队下农村开展治疗，并增拨了粮食供应指标，缓解了农村缺粮和浮肿病蔓延状况。其间，全州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农民因生活困难成批外迁的情况。3—11月，全州外迁农民达1080户3207人，主要迁往广西和国外的越南，其中苗族居多，占了外迁人口的79.5%。分县看，迁出最多的是丘北县，全县迁出户达581户，绝大多数也是苗族，占全州迁出户的53.3%。彝族也有外迁的，但都是一些零星的分散户，没有出现成批外迁情况，迁出的地方主要是红河州与文山州相邻的几个县，以及州内一些人烟稀少的深山沟谷中。

11月23日，地委制定《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四十条决定》，对群众的吃饭、穿衣、托幼、医药卫生、安全、文体活动等作出具体规定，并指出：关心群众生活，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11月23日，地委在广南县友谊公社（珠琳）召开公共食堂现场会，总结推广珠琳大队公共食堂吃饱、吃熟、吃好，省粮又卫生的经验。同时开展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蟑螂、蚂蚁、臭虫除七害运动，以及建厕所、畜厩和清阴沟为主要内容的讲卫生、灭疾病突击活动，在全州先后建起了厕所97325个，畜厩76262个，疏通阴沟70410条，填平污水坑277164个，广南、富宁两县基本实现了人畜分居。12月初，全州开展大办公共食堂突击周活动，并制定了办好公共食堂标准，即有厨房、餐厅；有饭有菜有汤；有食堂规则；有通过训练的事务长、炊事员；革除舂米、手推磨，办不好食堂就过不了整风关。还规定：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吃饭不要钱，只管吃饱，不受限制。平时两菜一汤，逢年过节一律会餐；春夏一日三餐，秋季一日两餐。社员家中有亲友来往，吃一天免费招待，另加一个菜。本队社员有婚、丧事，一律由食堂另备酒饭。到年底，全州办公共食堂7259个。

1959年1月下旬，全州各县召开县、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四级干部会议，总结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工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检查缺点和存在的问题，接受教训，坚定信心；同时制定1959年农业发展规划，部署即将开始的整风整社和春耕生产工作。5月3日，地委决定在丘北开展整风、整社工作试点，主要解决生产队部分所有制和农村“四定四包”问题、算旧账问题、干部作风问题、党的组织工作问题，以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三级工作方法问题。9月17日，地委在整顿人民公社的总结工作报告中说，5月初全州开展整风整社，至9月17日结束，主要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调整所有制，实行生产任务大包干和生产队部分所有制；二是调整体制，全州管理区由709个调整为734个，核算单位由1698个调整为2014个，生产队由6484个调整为7581个；三是算作风账、经济账。11月，地委根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决定在全州州、县机关开展整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运动。运动中有1605名党员干部受到批判和处理，其中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有350名。

1958—1959年，由于发生严重干旱等自然灾害，加之工作中出现的虚报浮夸，搞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群众严重缺粮，农村浮肿病又急剧增加。据1960年统计，实行公社化和开展“大跃进”运动的两年间，全州因生活困难导致非正常死亡的有67492人。

1960年1月，地委在全州组织开展以猪为纲，大干十三养（养猪、鸡、鸭、鹅、兔、牛、羊、马等）运动，全州掀起了大种饲料、大修猪厩的养殖高潮。2月5日，地委发出关于开展群众性的全面备耕“十查”运动的通知，在全州各级党组织开展查思想、干劲；查出勤、工额；查指标、措施；查水利；查肥料；查深耕、秧田、丰产田；查农具；查种子；查耕畜；查节令的“十查”运动，以此来推进农业生产发展。

4月20日，地委就全州发生浮肿病死亡情况向省委报告。报告说：全州有浮肿病患者4970人，死亡453人，以西畴、丘北、富宁3县最为严重，其原因是一些领导干部回避问题。地委为此在报告中提出五条解决措施：（1）深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2）立即抽调125名州级机关领导干部和医务人员下去抓好治疗；（3）管好生活，办好食堂，保证社员吃饱、吃好、吃卫生；（4）实行劳逸结合，坚持8小时劳动制，停止夜战；（5）基层组织不纯的应进行整顿。6月中旬，地委根据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反贪污盗窃、瞒产私分和右倾保守的指示，结合实际作出部署，并在文山县率先试点后全面推开。12月下旬，州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听取罗运通州长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实现1961年持续跃进而奋斗》的州人委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20名第二届州人民委员会委员，选举罗运通（壮族）为州长，马生申（回族）、李铣（彝族）、董树人、黄寿云（苗族）、赵廷光（瑶族）为副州长。

1961年2月，地委根据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称《十二条》）和省委的补充规定，在全州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工作，解决干部队伍中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问题，纠正公社化运动中的“一平二调”错误，清理退赔在“一平二调”中占用的群众财产。到3月底，全州共清理出被无偿占用的牛5151头，马3958匹，猪14488头，土地23954亩，房屋19069间，粮食282万公斤，劳动日（折合现金退赔）767万个，现金51.88万元。与此同时，在全州核算单位中开展“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和“四固定”（劳力、土地、耕牛、农具固定到队）工作。5月上旬，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和省委补充规定，提出：定额管理（即“三包一奖”）落实后，应立即建立健全小段包工责任制，实行“四定”（定时、定质、定量、定工分），并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改进领导方法，健全党委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度。

1962年初，全州整风整社运动全面铺开，总结党内民主生活经验教训，研究支部建设和对党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向群众征求在公社化、“大跃进”中对党员处理情况的甄别意见，取消各种政治帽子；健全各套组织，制订生产计划和措施。4月开始进行干部甄别工作，至1963年3月结束。全州共甄别党员干部19409名，纠正部分错误的2404名，有3465名维持原处理决定，全错全纠的13535名，有5名则加重处分。10月，地委监察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对甄别情况进行全面复查，对受错误批判却未甄别的，重新作出正确结论，实事求是给以甄别平反。到10月中旬，全州应当甄别的9021名党员干部已甄别8919名，占应甄别数的98.8%。

1963年冬到1964春，全州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州、县、区均派出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称“前十条”）、《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称“后十条”），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1964年春，按照上述文件开展的“四清”（清账目、仓库、财物、工分）运动在全州7区1镇开始试点。

从1958年以后相继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新中国成立后刚恢复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山州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当年6月底7月初，地委召开全州工业会议贯彻全省钢铁和焦煤生产会议精神，按照大、中、小土洋并举的方针，在全州开展“大战钢铁铜”运动，确定下半年建成3立方米小高炉20个，1立方米小高炉440个。

与此同时，一批“无文盲公社”，甚至“无文盲县”横空出现，农业中学遍布全州各地，一些县和大一点的工矿企业办起了业余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使全州教育呈现出了“大跃进”形势。在文化艺术方面，各级党委号召“人人能创作”，掀起了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城乡到处出现了人人画画、写诗、编写人民公社史、工厂史，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的热潮。“大跃进”“超英赶美”“放卫星”“苦干硬干拼命干”等类的标语口号、壁画、诗歌、快板等在报刊、城市街道、乡村道路、通道两侧山坡到处可见。就全国彝区而言，这一时期也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和收集整理的彝族民间文学作品。如著名彝族作家李乔创作的长篇分部小说《早来的春天》、第二部《欢笑的金沙江》，收集整理的彝族长诗《阿诗玛》《阿细的先基》《梅葛》等，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著名彝族演员杨丽坤主演的电影《阿诗玛》，成为了久映不衰的传世之作。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时期文山州的彝族文艺作品有少量的民歌和民族民间传说收集外，还没有形成有一定影响的作品。

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包括彝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干部遭到错误的打击。龙云在当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西南组的会议上发言时说，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搞得太急，使民族关系紧张化，个别地区还发生了民族叛乱。龙云因此被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被戴上了右倾分子的帽子，但他并不因此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1960年，龙云获知成昆铁路工程计划要从宜宾溯金沙江而上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建议更改路线。周恩来不久便亲笔回信，表示感谢。省政协委员、文山州政协副主席、彝族民主人士胡朝臣也遭受了龙云一样的不公正对待，并被遣送回家乡改造，直到“文革”结束时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原职。而作为“边纵”护乡十一团营长，曾为我党领导的“边纵”武装斗争作出过积极贡献的丘北县舍得乡彝族干部杨建武，没有倒在国民党军队的屠刀下，解放后却死在自己人制造的冤案中。

1961年，全州在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称“十二条”）中，开始解决干部队伍中的“五风”问题，纠正“一平二调”错误，1801名党员受到了处分。5—10月，全州按照中央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称“六十条”），落实“三包一奖”和“四定”政策，缩小公社、管理区和核算单位规模，划给农民部分自留地，允许农民养猪，发展家庭副业，逐步取消公共食堂，调整公、余粮负担。在社队规模调整的同时，大力加强粮食生产。

1962—1964年，随着一些“左”的思想路线和政策的被纠正，全州国民经济开始有所恢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逐步开始稳定下来。然而，这一刚刚恢复发展起来的好形势，又被1964年下半年以后逐步开展起来的农村“四清”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所打乱，彝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又陷入运动不断，斗争不停的长期斗争之中，彝族地区在“一窝蜂”的集体生产劳动中，一个工日的工值才几角钱，有些地方还不到1角钱，劳力少，人口多的人家还要倒补口粮钱，许多彝族农民长期脱不掉花钱靠救济、年年吃返销粮的贫困生活。许多地方的基层干部，要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安排返销粮和救济款，帮助农民度春荒、度夏荒。

（二）“文化大革命”及“十年内乱”

1963年5月，文山地委开展了以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为内容的全州城市“五反”运动，同时，派出工作组，在文山县攀枝花公社进行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内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简称“小四清”），并在试点的基础上，制定了《文山州开展“四清”运动的初步意见》，计划在全州分五批开展“四清”工作，预计到1968年春结束。1963年冬到1964年春，州、县、区机关派出大批工作队到农村，宣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称“前十条”）、《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称“后十条”），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并初步在全州7个区、1个镇的2948个生产队进行试点，之后又派工作队到富宁县洞波公社抓点，探索山区、民族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

1964年12月，地委组织了490多人的工作队，由地委书记翟文涛亲自带队，到宜良参加省委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试点。

1965年1月，省委调李原任文山地委书记兼文山军分区政委。

1965年2月，地委根据中央1月发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称“二十三条”），结合文山州实际，提出了具体的宣传贯彻实施意见，要求州、县两级机关组织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基层干部宣传中央文件和省委相关指示精神，帮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随后又先后召开州、县、区和区、社、队两层三级干部会议，在农村做进一步的宣传贯彻。5月27日，又组织80人的山区民族工作队，到富宁、麻栗坡、马关三个边疆县山区，以生产为中心，结合宣传中央文件精神，开展经济和文化发展工作调查研究，提高山区群众觉悟，增强民族团结，巩固发展集体经济，改善物质文化生活。6月2日，文山地委发出《文山州开展“四清”运动的初步意见》。此意见根据省委关于“先搞问题多，影响大”的精神，计划用两年时间，分五批完成对全州8县60个区、1个镇、809个小公社、16100个生产队的“四清”工作。8月，根据省委指示和宜良试点工作经验，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就全州“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称大“四清”）作出全面部署。接着于9月10日，集中省委派出的57名干部在内的，有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部队干部战士参加，共1110人的工作队到文山集中学习培训。培训结束后组成“四清”工作团，由地委原书记翟文涛任团长，在文山县开展以马塘公社为重点的“四清”运动试点。但是，“四清”运动还未来得及在全州全面铺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全州由此进入了斗争规模越来越大的“十年动乱”中。

1966年5月1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1966年5月15日，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全州各条战线阶级斗争形势，讨论如何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议认为，在全州各条战线，在整个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严重的、尖锐的、复杂的，确实存在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要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政治思想领域内的一场阶级斗争，各级党委要亲自领导，充分放手发动群众，除积极参加全国性的大论战外，还要针对本系统、本单位的问题，大鸣大放，揭露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展开兴无灭资的大辩论。于是，5月17日，地委书记李原向州级机关干部职工、学校师生作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讲述怎样认识、对待和投入“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文化单位的党组织要把领导当前的运动作为中心任务来抓。7月，地委根据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及省委的指示，决定先在文化、教育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首先集中全州15所中学教师到文山学习，揭发本单位、本系统的问题，随后向文化单位派出工作组开展“文化大革命”。各县也将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学习，并结合批判《二月提纲》、“三家村”和云南日报副刊《滇云漫谭》，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揭发本单位的问题。8月，地委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会作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称“十六条”），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布将“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一起进行，决定凡开展“四清”运动的县、工厂、小学保留工作组；中学撤除工作组，留一人作为联络员，工作组撤除前必须把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随后，全州各学校学生开始组织“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处更改街名、路名、校名、商店名等等，“文化大革命”在全州越来越广泛地开展起来，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越来越被打乱，社会动乱面越来越广，一场由学术批判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迅速演变成为政治大批判、大动乱。

1966年10月，地委组织“文山州革命师生、红卫兵代表团”1200多人到北京串联，代表团11月返回文山，带回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文山城召开大会，要求地委、州人委领导“答复问题”。接着，一批造反派组织在地委、州人委门前静坐示威，各种战斗队随之纷纷组织起来，“炮轰地委”“火烧李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口号很快从文山扩展到全州各地，文山地区“文化大革命”由此全面展开，斗争的矛头直指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农村也普遍组织起了“造反”组织。“造反派”到处查封“黑材料”，揪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批斗、“靠边站”，党政机关工作陷入瘫痪，党组织活动被迫停止。11月23日，文山州一中红卫兵总部，与外地师生联合召开誓师大会，批判地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参加会议的地委领导答复红卫兵提出的“问题”。会议还通过决议，要求到省委开会的地委书记李原尽快回文山做检查，给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平反。12月17日，地委常委、副州长马生申和地委书记李原先后被迫分别代表地委向“造反派”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公开检查。

1967年1月23日，“文山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临时联合指挥部”在文山红卫小学宣布成立，并于当晚查封了地委、州人委和州公安局的“黑材料”。与此同时，遵照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指示，文山军分区开始介入“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于2月1日派人进驻“临时联指”指导工作，接着，“临时联指”正式成立文山州联合指挥部，到7月8日又改称“联合作战部”，简称“联指”，成为文山地区的造反大派。

破“四旧”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运动中的重要内容。8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北京红卫兵开展破“四旧”的报道，并配发了《好得很》的社论，把破“四旧”说成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并迅速波及全国，很快形成了对传统文化、历史遗产、文物古迹、文化典籍、风俗习惯、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严重破坏。大批珍贵文物和历史文化典籍被毁，一些宗教寺庙被封，设施被毁坏。壮族和彝族民间一些长期珍藏的铜鼓被作为“四旧”品砸烂当废铜卖掉，包括彝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妇女佩戴的银饰也被当作“四旧”被抄、被没收，民族风俗习惯成了被扫荡的“牛鬼蛇神”，不少相关人员被抄家、批判、刑讯逼供、游街示众，各种人身侮辱现象遍及全州。

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风暴”和贵州“西南春雷”的影响下，全州党政机关被全面夺权，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党的监察机关被撤销。全州从城镇到农村、从党内到党外，都陷入了一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2月8日，“联指”配合红卫兵和其他一些“造反”组织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并发出由60多个战斗团体签名的《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告》。2月25日，1000多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在文山城围攻“红色小教”等几个组织，拘留了“红色小教”“铁窗烈火”“顶天立地”三个“造反”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并于次日由“联指”主持，在工农兵文化广场召开批斗大会，勒令他们解散组织。之后的一个月内，“联指”又先后取缔和解散了30多个其他“造反”组织。

3月24日，云南省军管会批准成立文山州军管会，主任崔正山，副主任张渡人、张伯涛、张发荣；军管会下辖办公室、文化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和政工组，分别接管地方党、政、财、文大权。4月21日，红卫兵把“万炮重轰地委，烈火再烧李原”“十个为什么”“十五个为什么”等类的大字报贴满了街头。并揪斗地委原书记翟文涛、地委书记李原等主要领导。

6月上旬，全州各县“井冈山”无产阶级革命派相继成立，并得到驻文山某部队的支持，文山州“文革”期间的两大“造反派”组织由此形成。5月4日，文山州军管会主任崔正山在召集5所中学的师生做报告时，被迫同意“打倒李原”。之后，“联派”与“五联站”（5所学校联络站）就保李原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到5月下旬进入高潮。

8月17日和21日，“联派”和“井派”先后在文山州汽车运输公司和文山州京剧院发生武斗，双方用钢筋、长矛、砖瓦等相互对打，并发生人员伤亡。随后，武斗不断升级，并迅速波及全州各地。到9月15日发生文山“白沙坡事件”以后，双方都开始动用枪、炮和手榴弹，伤亡不断增多。

9月29日，文山州州级机关部分领导干部成立“文山州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干部联络站”（简称“干联站”）。之后，全州各县也成立起了“干联站”，人数达800余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后来的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

1968年5月28日凌晨，文山城战斗街（威远街）发生重大火灾，并引发枪战，造成救火部队11名干部战士无辜伤亡，烧毁6间国营、公私合营商店和220间民房。灾情发生后，省革委拨8万元进行救灾。1969年“划线站队”中，这一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案件，被诬指为军分区和某派组织“经过精心策划，有计划、有准备地一手炮制的反革命事件”，导致2名军队干部被捕，30余名值勤的干部战士被株连；地方上也有9名干部群众被捕，800余人被审查，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6月5日，在昆明军区、中央文革联络组、中央军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协调下，文山地区两派组织代表在北京签署《关于文山地区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双方立即无条件停火，执行云南两派《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无条件交换双方被扣留人员。在保证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外地区、外单位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在州、县军管会的监督下，尽快恢复和健全制止武斗领导小组和监督小组，全州两派群众组织间大规模的武斗得以逐步被制止下来。

9月26日，中共十三军委员会批准成立文山州及各县革命委员会，并分别向州、县革委会派出军代表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组成以军代表为主，有地方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州、县“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州革委会主任席伯宴（未到职，后由王继模任），副主任有军代表张远斌、张伯涛、王文富，担任副主任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代表的有石光、李逢萼、何立宽、周长贵、沈秀珍、熊福仙。之后，各区、公社也成立了相应的革委会。

州、县、区、公社革委会成立后，继续推行极“左”路线，大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继而又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开展斗、批、改等，使众多的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造成了许多大案冤案，如上面所述的战斗街（威远街）火灾冤案、“干联站”冤案、“农革军”冤案等，使大批干部群众的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直到1970年，西畴、砚山、广南、丘北、麻栗坡等县仍然先后发生揪斗、打伤各级革委会成员，搞串联、搞大字报上街等情况。为此，州革委发出《关于禁止揪斗、打人、搞串联的通知》和《关于收缴流散武器的通知》，并采取措施，类似行为才得以制止下来。

1971年6月14日—16日，中共文山州第一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岳永喜为书记，康守忠、孙国荣、李逢萼、边永安为副书记，中共文山地方委员会由此改称为中共文山州委员会。

州第一次党代会闭幕以后，各县新的县委也相继建立起来，随即开始进行基层党组织整顿建设工作。到1972年，全州基层组织整顿建设基本完成，各项工作有了一些起色，但“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仍然很大。1971年，州委、州革委在麻栗坡、富宁、马关、西畴、丘北5县搞“政治边防”，少数地方搞“第二次土改”，全州有128户贫下中农被改划为地主、富农，8户富农被改划为地主，财产被没收。到1979年，这一错误被纠正，对在“第二次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家重新恢复原来的阶级成分，并进行补偿。(www.daowen.com)

1973年6月中旬以后，在全州各级、各部门支左的军代表分三批先后撤离，结束了军队管制。1975年9月，州革委决定限制刚发展起来的三七生产，不准公社、大队和国营农场超计划栽种三七；不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栽种三七；不准跨地区销售和长途贩运；不准私人在自由市场出售，严格执行计划收购，并从7月起取消八折征收三七农业税的优惠政策。

1976年1月，全州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州13名领导干部被批斗，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州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吊唁活动。10月，中央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随即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开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10月下旬，按照中央和省委指示，全州开展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揭、批、查运动，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开始逐步进行清理平反。

1977年1月26日，州委召开州级机关单位4000人参加的动员大会，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2月27日，州委又召开有50万人参加的全州广播大会，传达中央4号、5号文件，以及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掀起揭批“四人帮”高潮。6月7日以后，州、县党委相继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着手清理“文革”中的冤案、假案、错案。7月22日，全州城乡30余万人集会游行，庆祝邓小平复出，重新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

1978年2月17日，省、州、县委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整党整风、揭批“四人帮”、农业学大寨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8月25日，州委发出《关于为“农民革命军”政治冤案平反的决定》《关于为“文山州、县干部联络站”政治冤案平反的决定》《关于为因“5·28”战斗街火案无辜受牵连的同志平反的决定》三个文件，彻底纠正了这三起在文山州“文革”期间影响最大的政治冤案，并做好对相关人员的政策落实和善后工作。

10月22日，省委书记安平生及秘书长李原到马关、砚山、丘北3县检查工作。27日，州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传达安平生指示，落实粮食征购基数“一定五年”政策，取消不准生产队种三七的错误规定。12月31日，州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开始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年2月，州委根据中央文件指示精神，在全州对18862名地、富、反、坏分子进行摘帽，同时纠正被错误戴帽的511名干部群众；地主、富农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定为“社员”。5月到6月中旬，又通过复查，对708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纠正。到1988年，全州21292名“四类分子”全部摘帽。

1980年1月，州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加强干部群众思想教育工作，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处理新时期阶级斗争，以及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等问题。6月，按照省委的指示，在全州开展区别“三小”（小商、小贩、小业主）及工商业政策落实工作，将165名被划为工商业资本家的小工商业者区别为“三小”劳动者，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11月中旬到12月初，州第二次党代会、第七届人代会一次会议，以及州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相继召开，提出“以林为主，积极发展畜牧业和粮食生产，争取三五年内粮食自给有余，林畜产品逐步对国家多做贡献”的农业发展方针。不久，全州开始推行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国家下拨水利建设资金4413.88万元，群众投工3710万余个，完成了一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条件有所改善。

1981年1月，文山州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文山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

8月，云南省委批准文山、砚山、丘北、广南4县为民贸“三照顾”地区。至此，全州除西畴外，其余7县均为民贸照顾县。

1982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批示指出：“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在远离中央的边疆民族地区艰苦奋斗，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为解放云南做了重要贡献。”中央文件发出后，文山州、县各级党委积极贯彻执行云南地下党、“边纵”政策的落实工作，为因云南地下党和“边纵”问题而受到各种错误处分的同志平反昭雪，尚能工作的安排工作，年龄偏大的办理了离休手续。

3月，全州商业企业开始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

8月下旬，州委召开全州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广开门路，增加收入》的指示和全省农业生产责任制座谈会精神。

同年，全州林业实行“三定”（确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到1984年底，划定自留山150万公顷，确定责任山250万公顷。

1983年3月到1984年3月，全州开展设区建乡体制改革，将原来的113个人民公社、8个县辖镇改设为114个区、8个县辖镇。各区镇下辖875个小乡，30个办事处。875个小乡中有彝族乡95个，其中单一的彝族乡90个，另有5个与其他民族组成的乡，分别是：文山县单一的彝族乡有攀枝花、大以古、高登、塘子寨、高末、迷洒、前进、合掌、荒寨、南林、追栗街、大兴寨、科麻栗、硝厂、界牌、梅子箐、干塘子、车期、古那冲、小寨、坝心、核桃寨、秉烈、老安寨、小平坝、卡作、倮家邑、丫科革和牛克28个。另有1个热水彝族回族乡，共29个乡。

砚山县单一的彝族乡有鲁都克、地者恩、大百户、莲花塘、木瓜铺、蒲草、大尼尼、店房、倮可腻、海子边、幕菲勒、阿绞、顶丘、红舍克、碧云、布那、盘龙、明德、三合、翁达、铳卡和舍木那共22个，无与其他民族组成的乡。

丘北县单一的彝族乡有黎家庄、大布红、古勒、布红、那苴、则则租、小坝心、白色姑、阿落白、鲁底、大铁、腻革龙、架木革、新店、大路边、舍得、卜嘎、落母、陆良、礓礤、矣白、出水寨、普克、山心、野猪塘、小新寨和笼桥27个乡。另有马头山回族彝族乡，共28个乡。

马关县单一的彝族乡有桂皮山、大新寨、三村、马洒、金竹棚、那衣龙和辣子寨7个乡，无与他民族组成的乡。

富宁县单一的彝族乡有龙迈1个乡。另有与瑶族共同组成的木腊、木树、龙洋3个乡，共4个乡。

广南县单一的彝族乡有老井、安王、坝聋、龙汪4个乡，无与其他民族组成的乡。

麻栗坡县只有1个单一的彝族乡，即新寨彝族乡。

西畴县无彝族乡。

1987年2月到1988年1月，全州进行撤区建乡体制改革，撤销了114个区、8个建制镇、875个小乡和30个办事处。改设为85个乡、30个镇、628个行政村、306个办事处。在85个乡中有17个民族乡，其中彝族乡14个，瑶族乡2个，回族乡1个。

14个彝族乡都分布在文山、砚山、丘北3个县市。具体是：文山市有追栗街、东山、柳井、秉烈、坝心5个彝族乡；砚山县有维摩、干河、阿舍、盘龙4个彝族乡；丘北县有舍得、八道哨、树皮、腻脚、新店（原冲头乡）5个。2003年，文山县开始筹备撤县建市工作时，为适应建市要求，将追栗街彝族乡改为追栗街镇。至此，现在全州彝乡为13个。

这些彝族乡只是以彝族村寨相对集中、人口比例相对较多而建立的。其实，全州一些未建彝族乡的乡镇，他们中彝族人口比一些小的彝族乡的彝族人口还多，如砚山县的平远镇、稼依镇；文山市的原攀枝花乡；丘北县的双龙营镇、曰者镇、锦屏镇、官寨乡、天星乡；马关县的大栗树乡等。在1988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上，砚山县阿舍彝族乡作为先进单位受到了表彰。

1983年，州委、州政府开始对州内国营企业进行利改税改革，企业的积极性逐步被调动起来。1984年11月，又对国营企业开始进行第二步改革，即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全州国营企业开始改变长期吃“大锅饭”的状况，企业经营管理活力明显增强。同年，全州停止使用布票，棉布开始敞开供应。

198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文山视察工作时，要求学习河北省的做法，抓人均年增收100元。3月，州委、州政府按照胡耀邦的指示，组织州、县、区、乡9276名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农民开展“增百致富”活动，一些彝族农民家庭收入有了增加。同年3月6日，在“边纵”老领导、省政协原主席朱家壁争取下建设起来的全州第一台小风力发电机，在丘北县舍得彝族乡安装发电，电机功率为50千瓦。

1985年4月，全州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

1987年10月25日，砚山县和红河州的蒙自、开远、屏边4县市288名天主教徒，在砚山县阿舍彝族乡鲁都克村天主教堂集会，欢度圣诞节。

1989年6月14日，砚山县盘龙彝族乡布美所村因发生盗窃案件，一些迷信的人便以“捞油锅”的愚昧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造成18人双手被烫伤的严重后果。

1991年3月下旬，州第四次党代会召开。会议提出“抓住历史机遇，依靠科技进步，开发文山资源，发展文山经济”的全州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及以“粮、林为基础，以矿为龙头，以烟（烤烟）、边（边贸）为突破口”的经济发展工作基本思路。4月25日，省人民政府批准麻栗坡县为省级对外开放口岸。10月16日，州委、州政府制定并实施10年绿化文山大地计划目标、任务和措施，并层层签订责任书，开展全州造林绿化工作。

1992年4月8日，州九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通过《文山州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并报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于同年7月起执行。6月中旬，州政府作出《关于鼓励外地投资和联合开展边贸的决定》《关于鼓励外商和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的规定》。当年末，引进对外协作项目29个，资金591.6万元，发展边贸企业34家，实现边贸总额1.13亿元，比上年增长近3倍。同月，国务院办公厅、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国家民委等有关国家部、委、办先后到文山考察战争遗留问题。8月21日，州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从1993年起，每年4月1日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节”。11月，省计委批准麻栗坡省级天保口岸开工建设，并划拨建设经费750万元。和志强省长参加口岸工程开工奠基。

1992年12月16日—17日，省政府在文山召开战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现场办公会议，和志强省长在会议上指出：开发文山资源，是发展文山经济的核心，今后重点要综合开发盘龙河，集中抓好马鹿塘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前期工作，争取“八五”期间开工建设，“九五”期间建成。会后，省政府批准《文山州战后恢复经济建设方案》，方案确定分批筹集资金20亿元，投入165个战后恢复重点项目建设。12月18日，国务院批准文山州所辖文山、砚山、西畴、麻栗坡、马关、丘北、广南、富宁8县均对外开放。当年，州政府拨款555万元，加强天保、田蓬、马崩、八布、保梁街、小坝子、下金厂7个边民互市点建设。年内，越南边民入境互市人数达34.4人次；同时，越南官方组织24个团（组）到文山考察；文山组织39个团（组）到越南考察，双方签订供销合同54份，当年执行24份。

由于从1979年初开始的长期对越自卫还击和保卫边疆作战的历史原因，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全国改革开放时间相比，文山州的对外开放时间比内地整整延迟了14年。在这14年多的时间里，文山州虽然因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争的原因而未能对外开放，但是，以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为起点的改革仍取得许多显著成果，包括彝族在内的全州各族农民在改革中焕发出了空前的生产积极性，全州农业生产发展，尤其是粮食产量迅速增长，许多彝族农民在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后不久，就基本解决了吃饱问题，吃国家返销粮的人家迅速减少，经济收入开始逐步增加，居住在坝区和交通沿线的少数人家还开始向小康生活迈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全州城乡个体私营经济也随之加快发展起来，但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这种状况尤其在彝族中较为明显。居住在坝区和交通沿线集镇的彝族，如文山县开化镇镇政府住地周边的彝族，砚山县平远镇、稼依镇、盘龙乡等乡镇坝区的彝族，丘北县八道哨乡、树皮乡双龙营镇、曰者镇、锦屏镇等乡镇坝区的彝族，大都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开始逐步发展起了多种经营，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而居住在山区、半山区，尤其是边远高寒深山地区的彝族人民，如丘北县舍得乡、腻脚乡、新店乡，文山县的东山乡、柳井乡、坝心乡，砚山县的阿舍、干河等乡镇的彝族人民，许多人家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往日的贫困状况，缺吃少穿，住房破烂的状况仍然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