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1946年，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利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扩大反蒋统一战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从城市中抽调了大批经过斗争锻炼的党员干部进入路南圭山、弥勒西山，以及罗平、石屏、元江、建水、峨山、易门、宣威、会泽、沾益、昭通、丘北、文山等彝族居多的少数民族山区农村，开展宣传工作。1948年6—7月，中共桂滇边工委也派武工队进入富宁、马关、麻栗坡边境地区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准备工作，为后来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一）丘北县

早在1939年，在延安抗大学习的泸西县彝族青年何现龙，就被党派回云南开展组织抗日武装斗争准备工作。何现龙回云南后，与弥勒县的中共地下党员张仕明（彝族）取得联系，便在弥勒、泸西地区开展活动（今丘北县的舍得、官寨两乡和双龙营镇西部当时属于泸西县）。1941年，何现龙渡过南盘江到今丘北县彝族聚居区舍得乡，接着又先后到曰者、大铁、双龙营、温浏，以及县城，与彝、汉、壮、苗、回等民族群众和上层人士广泛接触，一边宣传党的主张，一边调查了解各地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情况，并把调查情况向省工委作出报告。1947年，中共云南省工委利用统战关系，让张冲的哥哥张华清出任国民党丘北县县长，何现龙则以县政府秘书的身份进入县政府，并从路南圭山、弥勒西山带来40多名彝族进步青年组成县政警队，以剿匪为名，到彝族聚居区的冲头、小平地、舍得、红花山等地秘密进行军事训练，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并在这些地区发展杨福安、杨文光、毕天才、金映光、黄玉峰（后变节）5名彝族青壮年入党，成为党在丘北地区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不久，何现龙又发展了在县城教书的壮族知识分子何季华入党，并通过县长张华清委任何季华担任县教育局局长；用同样的办法委任思想进步，倾向共产党的地方实力派人物郭勤业为桂普乡（今温浏乡）乡长；何锦华为双龙营镇副镇长；熊才保、杨建武（彝族）为保路队队长，为之后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1947年4—5月间，上级党组织又派吕椿龄（洪瀑）、吴惠民（罗少康）、杨天（郭永福）、和昶、洪翔鹏等到丘北的一些乡镇、农村，以教书作掩护，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工作。6—9月间，中共云南省工委又先后派祁文（黄忠）、陈子和（陈海观）、张其祥（林坚）、董绍南、王家德（王云谷）、徐庆华、陶师亮（严绍宗）等到县立中学，以及双龙营、树皮两所小学开展活动，王文炳（王瑞麟）、李桂华（缪君冰）两人则直接打入国民党大树乡（今树皮乡）乡政府开展活动。1948年初，已是国民党丘北县教育局局长的地下党员何季华，利用到昆明参加省教育局局长会议之机，又邀请了一批进步青年教师到丘北各地教书，开展活动，进一步壮大了丘北的地下党组织力量。

1948年5月，在弥勒西山起义中组建起来的“一支人民的军队”（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前身，即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在朱家壁、何现龙的带领下攻克师宗县城后，又迂回陆良龙海山、弥勒西山、路南（石林）圭山等彝族居住地区，随后渡过南盘江进入今丘北县舍得乡休整。经过舍得休整后，部队整编为3个支队，于6月10日攻打丘北县城，因遇大雨，攻城未能成功。部队便从温浏迂回进入广南县，于6月22日攻克广南县城，27日又占领富宁县里达乡（今为里达镇）。7月1日，奉上级党组织指示，宣布部队正式番号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家壁，副司令员何现龙；政委李玉生，副政委杨成明。纵队除原3个支队外，增加了孙太甲领导的独立大队。7月3日，部队在里达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攻后，从富宁田蓬经广西面良进入越南，与在越南河阳（今河江）的粤桂边部队会合。10月中旬，在河阳会合后的滇桂部队整编为两个支队，组成了庄田、郑敦、黄景文、朱家壁、杨成明、杨萍等为成员的7人前委，率部回师滇东南，准备北渡南盘江到弥勒、泸西及罗盘地区开展斗争。部队从麻栗坡、西畴、砚山进入丘北，除在砚山六诏留下独立大队和武工队外，其他主力经12天的昼夜行军到达五嶆（今丘北县官寨乡），在革勒村遭遇敌人重兵堵截，战斗失利，部队转移到小老龙村，前委在小老龙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化整为零，分兵发动群众，相机打击敌人。随后，部队兵分两路，庄田、朱家壁、黄景文率二支队（称立功支队）开往丘北、砚山、广南三县结合部活动；李玉生、何现龙、杨成明、杨萍率一支队（称胜利支队）活动于南盘江南岸，准备伺机渡江。

一支队转移到丘北双龙营镇马者龙村时，又兵分三路，李玉生、龙于湘率四大队活动于丘北县与开远县（今为市）相邻的大铁、树皮一带活动；何现龙、杨成明、陈庆芳、刘振江率二大队活动于丘北县与弥勒、泸西相邻的舍得乡一带活动；张黎率一大队在丘北县与师宗相邻的官寨乡白马、蚌郎一带活动。

1948年12月，由于部队减员，活动于树皮一带的四大队缩编为中队，李铣（李鸿顺）任中队长，李韵任指导员。同时成立中共树皮区工委，肖屏（马秉昌）任书记，杨治平（杨利坤）任副书记，李铣、李韵、张春生为委员，领导全区工作。不久，树木架革村周家华率70余彝、汉武装人员参加部队。随后，部队袭击了国民党军队运往丘北县城的军用物资车队，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使部队装备得到了补充。12月底，部队先后开到山心区（今平寨乡）和桂普区（今温浏乡），并在山心区留下赵若迟、武建章，在桂普区留下肖屏开展工作。在山心区岜六村，王廷基同志率40余人武装参加部队。接着，部队开到双龙营镇的老鸹藤村（今雄山），常志高、何锦华两同志又分别率60余人和30余人武装参加部队，部队又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活动于舍得、官寨、蚌郎一带的同志，开始时组成一支武工队，由陈庆芳任队长，刘振江（严绍鹍）任指导员，成员有赵万象、何轲、郑功（柴正海）、罗明等14位同志。1948年底，部队开到弥勒湾（今天星）与纵队司令部汇合，在天星过年后又返回官寨乡开展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工作。这时，部队已发展扩大到300多人，编为两个大队，一大队队长李铣（彝族），教导员赵万象（彝族）；二大队队长杨建武（彝族），副大队长张如圭，指导员罗明。不久，部队又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十二支队，支队长庆芳、政委刘振江。

1949年3月31日，党组织派马应明率300余武装部队，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顺利解放了丘北县城。之后，中共滇东南工委领导传达上级党委决定：丘北地区的工作，由原属弥泸地区党委领导划归滇东南工委领导。4月6日，中共丘北县委、丘北县人民民主政府和护乡11团同时宣布成立。之后，在滇东南工委和县委、县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剿匪斗争和迎击解放大军入滇工作。9月，护乡11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4支队37团。

在争取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文山州各地大体经历了与丘北相类似的战斗过程。

（二）广南县

1946年10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党员杨宇屏（杨应垣）到广南，以教书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7月，云南省工委又派陆毅（陆琼辉）回家乡广南任地下党负责人，按照上级党组织关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为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积蓄力量，准备条件”的指示，先后发展了王治平、李石秀等6人入党，随即成立了地下党小组，进一步开展扩大党组织工作。1949年1月成立中共广南县工委，同年3月改为中共广南县委员会。到1949年底，广南全县党员已发展到了32名。

1948年6月22日，广南县防卫队长、共产党员孙太甲率防卫队起义，并配合朱家壁、何现龙率领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攻占广南县城，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没收地霸浮财，开仓济贫。起义部队随之编为自救军独立大队，下辖3个中队，共200余人。大队长孙太甲，教导员陆毅。之后，独立大队随自救军一起到越南河阳整训，10月整训结束后回国。11月9日，独立大队在地方武工队的配合下，在珠琳镇拉沟塘伏击并全歼国民党保安1团3营，俘敌135名，敌营长被击伤后死亡。同月，独立大队扩编为第7支队，之后又参加伏击国民党麻栗坡督办谢崇琦、伏击敌26军578团3营的战斗，三战三捷。

1948年12月28日，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广南县城防大队队长侬天祥率150余人的城防大队起义，并配合7支队第二次解放广南县城，活捉国民党县长曹星辉。起义的城防大队整编为独立大队，大队长侬天祥，教导员李浩。1949年1月，7支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第7团（简称解7团），整编后随纵队司令部活动。独立大队整编为滇东南护乡第7团（简称护7团）。团长杨宇屏，政委陆毅，整编后在广南地区坚持斗争。3月17日，解7团和护7团联合奔袭大土匪王佩伦老巢旧莫。由于土匪凭据险要地形顽抗，我军伤亡20余人，战斗于我不利，部队主动撤出战斗。解7团撤到红石岩村，护7团撤到九克村，作短暂休整。王匪以为我军溃败，遂向护7团驻地土城追来，遭到护7团前后夹击，很快就溃散而逃，王佩伦钻进水沟侥幸逃脱，匪首车骑骝被击伤手臂。此时，广西土匪钟日山率800多土匪到旧莫增援王佩伦，随后又跟踪追击我军，气焰十分嚣张。17日下午，钟匪追到红石岩附近的长箐马街村时，害怕群众向边纵部队报告消息，将群众赶回家中不准出门。被迫给土匪挑水的青年农民王义先，在出村挑水途中，趁看押的土匪疏忽，逃奔到红石岩报告解7团，解7团于黄昏前出其不意地将土匪包围，毙敌副旅长以下200余人，俘敌40余人。钟匪元气大伤，狼狈逃进县城龟缩起来，不敢再轻举妄动。

1949年1月，经桂滇工委批准，成立了中共广南县工委，陆毅为书记，杨宇屏、王治平、李石秀、赵平波为委员。2月成立广南县民主政府，杨宇屏为县长。由于县工委、县民主政府领导都担任着部队领导职务，经常流动，因此，县民主政府也带着民主政府布标随部队一起流动办公。3月，中共广南县工委改为中共广南县委，陆毅任书记兼县长。

1949年7月，根据中共桂滇黔边区党委指示，成立中共广（广南）、富（富宁）、田（田蓬）联委，陆毅任书记，谢森任副书记，委员有黄海、杨宇屏、李石秀、王麟勋。同时，将滇东南指挥部所属各部队整编为滇桂黔边纵队第4支队，护7团、护5团和广南县独立大队合并为4支队35团，团长杨宇屏，政委陆毅，副团长陈国万，副政委谢森、周剑华（兼副团长），政治处主任温华，下辖3个营，一个警卫连，一个政工队，共900余人。还同时成立了广南护乡团，下辖3个大队，共300余人，由杨增亮（彝族）任团长，李石秀任政委，邓高代理政治处主任。8月28日，35团和护乡团联合奔袭广南县城，敌人闻风而逃，逃跑时纵火焚烧民房，并枪击救火群众。为避免人民生命财产再遭受损失，部队主动撤出战斗。

1949年10月中旬，一股由国民党桂系军队头目白崇禧派遣，号称东南亚民主联军的800多特务武装，由原国民党青年军团长、国民党国防部特务梁中介带领进入广南县活动，其成员大都为国民党特务、军官、地主恶霸和青红帮分子，企图在边境地区建立所谓的“东南亚民主联盟卡瓦共和国”，他们明里打着“不反共产党”“不打国民党”的“中立”旗号，暗里却沿途袭击民主政府，杀害革命干部，抢劫人民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10月下旬，这股特务武装由富宁窜到广南八宝附近时，企图攻占八宝，遭到边纵4支队35团1营、2营和广南护乡团阻击，匪徒退回富宁县城，稍作喘息后，又于27日绕道西洋江进入广南县城东50公里的阿用村。在35团和护乡团在八宝阻击梁中介股匪时，边纵1支队的15、16两个团也准备在广南城郊诱歼钟日山股匪，接到八宝匪情报告后，部队临时改变歼敌计划，决定首先集中兵力先打运动之敌。31日，4支队35团1营和警卫连在团长杨宇屏的带领下，抄小路在骂然附近的未弯截住敌人，15团、16团也连夜随后赶到将敌包围，11月1日拂晓对敌发起进攻。经一昼夜激战，毙敌150余人，俘敌副总队长赵钟秀、参谋长梁亦栋、地霸头子陈宁君等109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梁、钟等匪首逃回广西，边纵司令部及作战部队随即进入广南县城，广南最终获得解放，中共广南县委、广南县民主政府也随之迁入县城，广南县全境解放。不久陆毅调地委工作，李石秀接任书记兼县长，莫宗文任副县长，组织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迎接解放大军入滇工作。

（三）砚山县

1948年2月，广南县的地下党员孙太甲以国民党防卫队长的身份，与国民党砚山县副参议长陈勋隆联名发起召开黑善“联谊会”，以拜把兄弟的形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联合砚山、广南两县交界地区的一批民族上层和民主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这些民族上层和民主人士中的彝族，有阿基乡长杨耀华，保长王义友，珠街乡乡长杨增亮等。通过统战工作，先后有58名民族民主人士从国民党的党、政、军、警营垒中脱离出来，并带出百余人枪，走向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1948年10月，“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从越南回到砚山县六诏村时，留下23名干部、战士组成武工队，以六诏村为据点，在砚山、广南、西畴三县结合部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征兵、征粮、征税的“反三征”活动，组织民兵进行武装斗争。11月，党员李芬、马丁（李常林）在六诏村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12月，又建立起了以李芬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砚山特别支部，斗争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到者腊、地都、垮西、蚌峨、阿基、阿猛、南屏、阿野、阿伍、维摩、长岭街等许多彝寨壮村，逐步形成了以六诏为中心的东部县域游击根据地；而在县域西部的平远、稼依、阿舍（当时属于开远县东山区）等地，受中共云南省工委派遣到稼依中学教书的党员林晓也于1949年初，带领其发展的25名党员、“民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游击队。而在这之前的1948年11月，上级调当时丘北县树皮区工委负责人之一的张春生到平远领导开展开远东山区的工作。张春生与德安村的彝族农民赵光全一起，很快就组织起了一支以彝族为主，共20多人枪的武工队，进而又发展成了有壮、汉、回、苗等民族参加的游击队伍，后被编为“边纵”4支队37团3营。

1949年1月20日，李芬组织200多人的武工队和民兵，配合“边纵”7支队4大队攻打国民党砚山县县政府，活捉并处决县长杨苑珍等4名反动官吏。此时，共产党领导的砚山县各族人民武装已发展成了3个大队，一个直属中队，共400余人。之后，又调“边纵”司令部所属的4大队（左斗光大队），七支队的杨耀华（彝族）大队和马正鹏的回民大队，加强砚山县的武装斗争。3月，经中共滇东南工委批准，在彝族聚居的法都克村，将砚山县的各部人民武装合编为护乡9团，共6个大队，900余人枪。4月，中共砚山县委、砚山县人民民主政府在者腊成立，12月迁入砚山县城，组织全县各族人民群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迎军工作。

（四）麻栗坡县

1948年8月，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边纵”前身）在越南河阳与桂滇边部队会师整训时，桂滇边工委为加强对马关、麻栗坡、富宁三县边境地区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马富边境工作委员会和边境特别支部、麻栗坡特别支部。麻栗坡特别支部书记郭芳，委员郑均、黄英、梁惠。

1948年9月，中共麻栗坡特别区工委在越南岩脚村成立，工委书记郭芳，副书记郑均，委员钟卓、黄英、梁惠。工委成员决定分工负责，郭芳、黄英负责攀枝花区，郑均负责董干区，钟卓、梁惠负责麻栗坡中心区。1949年3月，麻栗坡特别区改为马列坡县，并于6月3日正式成立马列坡县人民民主政府，县长李文亮，副县长梁惠。4—6月期间，工委先后做过几次调整，书记郑均，先后担任过委员的有梁惠、杨坚、王惠莲、徐德钧、王知白、陈光荣、雷鸣、陈锦。7月，工委改为中共麻栗坡县委员会，书记郑均，副书记徐德钧、梁惠，10月，郑均调部队工作，县委工作由徐德钧主持。

（五）马关县

1948年6—8月，桂滇边工委先后派数批武工队员进入马关、麻栗坡、富宁边境一线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和武装斗争活动。桂滇边工委派唐森秘密进入马关县城，与马关地下党负责人宋启华取得联系。之后，饶华、岳世华、黄建涵等在马关县进步人士、县参议员刘弼卿的家乡——山车乡法底科村庄园召开各地武工队负责人会议。会后，饶华、岳世华化装进入马关县城侦察地形和了解敌情。11月初，饶华、林杰、黄建涵率部与南山大队一起围攻瓦渣乡公所，恶霸乡长周永发逃去老君山藏匿。此时，刘弼卿在征得县长欧阳河图允许后，以下乡督学为名，到瓦渣向饶华、岳世华汇报了马关县城城防兵力部署情况，遂从武工队中挑选9名精干队员，由岳世华带领，化装成刘弼卿的佃户随之秘密进城。入城后，刘弼卿以汇报“匪情”为名，请县长欧阳河图到家，逼他下令其城防武装人员缴械投降，饶华、林杰等随即带武工队进城，接管县政府机关，并于21日宣布成立马关县人民民主政府筹办处，筹办处主任刘弼卿，副主任欧阳河图。同时成立了滇东南护乡第1团，团长刘弼卿，政委岳世华（兼）。

马关县城被武工队智取后，国民党任命王恩隆担任代理县长。王恩隆拼凑了两个团的反动武装进行疯狂反扑。为保存革命力量，护乡1团和游击武装主动撤离县城。12月中旬，在南温河（今属麻栗坡县）老寨建立了中共马关县工作委员会和马关县工作团，谢森任工委书记兼工作团团长，领导全县人民继续开展武装斗争。1949年初，武工队在民兵的配合下，拔掉了股匪周永发设在南捞乡黄业裕的据点，打通了小麻栗坡—南温河—老寨—清水河一线的交通。1月27日，李鸿基率护乡4团及民兵300余人再次攻打瓦渣据点，匪目周永发受伤后，被当地愤怒的群众用石头砸死，其余50多土匪缴械投降。2月4日，刘杰、梁家率新1团在护乡1团的配合下再次围攻马关县城，国民党代理县长王恩隆仓皇逃进玉皇阁负隅顽抗，被游击队用炸药当场炸死10余人，王恩隆被炸昏后拖到街上枪决。战斗结束后，成立了马关县人民民主政府，宋启华任县长，张仲梁任副县长。同时整编护乡1团，唐森任团长兼政委。不久，护乡1团离开马关，滇东南指挥部决定将争取过来的肖云鹏等500余人武装改编为护乡2团，主要活动于马关八寨与河口之间。

1949年7月14日，股匪头目杨国华乘部队不在马关，县城机关干部又大都下乡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工作之机，纠集700余匪众占据县城达半年多时间。直到1950年1月，杨国华听到解放大军进入文山，文山城已解放的消息后，才仓皇逃回夹寒箐老巢。2月初，马关县工委和县人民民主政府由八寨迁回县城。

（六）西畴县

1948年2月，中共开广工委书记岳世华派军盟成员彭大同（同年9月加入共产党）到西畴，先后与马关地下党负责人宋启华、西畴马街大江东进步青年张丕洪等联系，在马街一带开展秘密活动。7月，上级党组织又派张崇文、徐亚雄等加强西畴县的工作。不久，马街、兴街、莲花塘、西洒、柏林、蚌谷、鸡街、坪寨、董马、法斗等乡及交通沿线的许多村寨都建立起了联络点。同时以大江东为据点，组织起了一支200余人参加的护乡、护会武装——西畴护乡大队。11月12日，张丕洪带领护乡大队举行暴动，攻占国民党马街乡政府，俘虏、缴获乡武装30余人枪，彭大同随后奉命去领导这支队伍。12月1日，彭大同率队攻占兴街、老街，缴获国民党区、乡政府武装长、短枪百余支，部队迅速发展到了300余人，扩编为3个大队，暂名为“西畴人民讨蒋自救军”，彭大同任指挥，徐亚雄任副指挥。随后，彭大同、张丕洪率一大队到县城西洒附近活动；徐亚雄、蔡超、李春山率第2、第3大队在西畴、砚山两县结合部地区活动。国民党西畴县长杨履坤闻讯，带着县常备队和地霸武装逃离县城。彭大同、张丕洪率第1大队进入县城，占领了国民党县政府。7日，彭大同在西畴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时，被国民党第26军481团一个营从三面包围袭击，战斗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部队被迫撤离县城，第1大队15人牺牲。离开县城后，第1大队到砚山蚌峨与“前委”率领的7支队和立功大队汇合，并一起行动。12月13日，部队在向麻栗坡行进途中，庄田、孙太甲、彭大同率一部在观音伐设伏，全歼尾随而来的国民党26军578团3营，毙敌营长以下120名，伤敌60余名，俘敌130余名，缴获八二炮2门、六○炮4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24挺、长短枪300余支，以及大批弹药、物资和骡马。12月下旬，西畴人民自救军1、2、3大队返回马街整训，整训后，部队名称改为“滇桂边纵队滇东南指挥部直属西畴独立大队”（简称独立大队），下设3个中队，徐亚雄任大队长，蔡超任副大队长，安朗任教导员。12月底，独立大队参加围攻麻栗坡县城，后又返回配合7支队共同行动。

1949年1月26日，7支队副支队长张鸿谋获悉西畴县城无敌军驻守，遂派潘启洪率突击队突然袭击县政府，活捉国民党西畴县县长伙心从。1月30日，独立大队改编为滇东南护乡第3团，彭大同任团长，董英任政委，安朗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活动于文山、马关、西畴三县结合部地区，牵制敌人，待机歼敌。2月，西畴县全境解放，中共西畴县工委和西畴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郭芳任工委书记，董英任县长。同时成立西畴县护乡大队，徐世学任大队长，徐世荣任教导员。同月，护乡大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8团，团长李鸿基，政委郭芳。

（七）文山县（今为文山市）

1946年10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岳世华、邓勋、吴世霖到文山，以文山县税捐稽征处职员的公开身份秘密进行活动。岳世华还通过关系介绍党员到开广中学任教，组织“青年读书会”，创办《拓荒者》周刊，宣传革命思想；军盟成员彭大同（后入党）通过老关系与国民党保安连长鲍租刚，县警察局长杨福中秘密联系，准备起义，因故未能成功。1948年10月，中共桂滇边工委派牛琨进入文山，与民青成员刘宝瑚、张崇文、韩建武、张新沂、张渡英、林竹森等取得联系，成立民青文山支部，加强与城外游击队的联系，给游击队提供情报。张渡英、林竹森等民青成员还到老乌底组织起了20余人的游击队，在以革勒一带开展游击斗争，袭击国民党联保公所，缴获步枪7支，并开仓济贫，后编入县直属中队。民青支部则在文山城建立联络站，掩护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人员来往活动。1949年4月，边纵解10团进驻古木时，民青支部获得国民党军队要进攻古木的情报，并及时通知解10团，使部队避免了损失。这些民青成员中的绝大多数人，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部队和地方党派的骨干力量。

新平乡（今追栗街镇）、古木镇（含今柳井乡，当时属马关县）等彝族聚居区，是文山县地下党和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地区。1948年11月上旬，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从越南回国时，桂滇边工委组织一支称为健康大队的200余游击武装解放了马关县城，进而推进到文山、马关之间的古木、山车一带活动，并在古木、山车、追栗街、柳井等地广泛开展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逐步发展壮大游击武装力量。1949年4月初，滇东南护乡3团在彝族居住的追栗街镇丫呼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10团（简称解10团），团长彭大同，政委陈熙古，政治处主任安朗，参谋主任徐亚雄，在当地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开展解放文山城的准备工作。4月15日，文山县人民民主政府在丫呼寨成立，安朗兼任县长。与此同时，解10团在硝厂村积极做国民党乡长张自元（彝族）的工作，使其向党靠拢，并绘制追栗乡地图交给解10团；解10团则派出罗君辉、蔡道俊、范石卿等政工人员，按地图所标的村寨分别召开群众会议，建立农民协会，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并建立起了新平和古木两个乡（镇）的人民民主政府。新平乡乡长樊同章，武工队长罗君辉；古木镇镇长晏廷宪，工作队队长（兼指导员）姜涛。

1949年6月，彭大同团长率解10团1营及团直属连从古木、布都、众人地、牛皮打进入者安二塘，打退国民党平坝镇长金朝文指挥的保路队进攻后开往马关，途经古木镇阴洞时，遭遇地霸武装闵志魁（闵三麻子）股匪的袭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持续到黄昏，解10团才主动撤除战斗，但股匪仍尾随紧追不舍，匪首闵志魁被解10团后卫部队设伏击毙。

1949年9月，国民党云南第四区行政专员公署急命各县地霸武装集聚文山。滇桂黔边纵队4支队32团获悉国民党西畴县长蔡怀谦带70多地霸武装从西畴赶往文山的情况后，命营长张丕洪追击，并在追栗街围袭蔡怀谦带领的股匪，毙敌1人，缴获长短枪4支，马2匹，匪徒仓皇逃往文山城。12月21日，文山县民主政府副县长张新沂带工作队到古木镇工作，国民党文山专员公署专员罗廷标派地霸武装袭击古木镇政府，张新沂率领的基干队猝不及防，被迫仓促应战，基干队牺牲和受伤17人。

1950年1月6日，进军云南的野战军先头部队114师、151师和边纵一支队15团、16团，以及4支队一部包围文山城，兵临城下，国民党云南第四区（文山）专员公署专员罗廷标被迫放下武器投降。7日，中共滇东南地委、滇东南行政专员公署随部队入城，受到文山城各族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文山县民主政府也随之从丫呼寨迁入文山城。2月初，马关县城解放。至此，文山地区（1958年4月1日以后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全境解放。

（八）富宁县

1938年，由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破坏，在红军时期建立起来并坚持了8年之久的富宁县革命根据地几乎损失殆尽。

1948年秋，中共广西靖镇工委决定派出李兴、郑季传、吴良康（梁荫）、陈其辉等进入富宁县，进行开辟新区工作。1949年1月，李兴等首先进入有200多户彝族人家的麻栗县龙洋村（今属富宁县）开展工作。在这之前的1930年，红八军路过富宁时，曾在龙洋村停留过，给龙洋村彝族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李兴等同志的工作得到了彝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很快便组织起了一支以龙洋彝族为基础的20多人的游击武装，当地的彝族保长还借给游击队1支手枪、2支步枪，为后来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龙洋游击队建立起来后，工作队留下陈其辉在龙洋一带继续开展工作，李兴、郑季传、吴良康等则到田蓬，与云南地下党派到田蓬地区工作的负责人谢森取得联系，由当地“兄弟会”派人带路进入七村九弄地区，与仍在那里隐蔽坚持工作的红军干部何尚刚会合，接着又与中共富宁地下党负责人麦先培取得联系。而在这一期间，富宁地下党也积极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工作，组织“民青”组织，做争取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同时秘密收集情报，配合城外的武装斗争。1949年初，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滇东南地区的武装革命斗争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时，在红军时期叛变革命并当上国民党富宁县县长的梁超武欲与游击队谈判。而在此时，游击队也派人做国民党富宁县常备队的争取起义工作。为了至少让梁超武保持中立，为常备队起义争取时间，游击队与他进行了谈判，但他却提出了许多无理条件，使谈判陷入僵局。为了突破僵局，游击队设法处决了在背后阻止梁超武与我军谈判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林俊军，震慑了国民党富宁县政府官员，迫使梁超武将县民团总队改为“民众自卫军”，并任命梁学政为副总队长，游击队趁机安排李兴任“民众自卫军”政训处主任，郑季传为参谋，在“民众自卫军”中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当时的革命形势，激发他们的反蒋情绪，并遣散部分士兵，撤掉一些民团哨卡，联系游击队派兵包围县城，迫使梁超武起义，或武装夺取县城。

然而，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的梁超武于3月中旬突然带着警卫队和县政府幕僚离开县城，到剥隘、者桑建立县政府第二办公室，只留下梁一栋、韦景惠带领近300多民团守城。同时密令各乡调集民团武装，加强放哨堵卡，与共产党和游击队公开决裂。此时，县常备队武装已完全掌握在游击队手中。不几天，靖镇工委派宣传部部长吕剑到木腊关，通知李兴、梁学政等去商量工作。李、梁等则以边境地区发生匪情为由，带着常备队前往木腊关。常备队一离开县城，土匪陆桂才便趁机带手枪队占据县城，捣毁常备队队部，收缴常备队留存的武器弹药，抓捕常备队留守人员，并挟持梁学政，企图瓦解常备队，破坏县城的党组织。常备队行进至板伦街时，又遭遇老反共分子黄少臣集结武装堵截。然而，狡猾的黄少臣看到常备队力量远超过于他，且态度强硬，并改变计策，明里热情招待，暗里却在乡公所埋伏武装，妄图用“鸿门宴”消灭常备队。常备队便将计就计，也在乡公所四周布置武装，架设机枪对准乡公所，进行武装赴宴。黄少臣见势头对其不利，只好狼狈收场。常备队到木腊与吕剑商量后，开到七村九弄休整，听候靖镇工委指示。

1949年4月，靖镇工委派廖华到九弄，将在龙洋等彝族村寨坚持斗争的陈其辉游击队与梁学政所部合并整编为两个中队，成立富宁县游击大队。同时抽调部分人员到七村九弄、架街、后龙山等村寨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工作，使部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4月30日，游击大队和民兵200余人在廖华的指挥下，近抵到离县城只有约1公里多的渭舍村，县城之敌便闻风而逃。5月1日，部队进入县城，宣布县城解放。5月3日，游击大队与谢森在田蓬地区领导的护乡5团黄英大队在富宁会师，商讨下步工作计划。5月10日，部队退据四亭村，板伦之敌3个大队则进抵到离县城约8公里左右的那谢村，妄图夺回县城。游击队趁敌人立足未稳时包围那谢村，很快就将敌人一个大队打垮，歼敌县警察局长陈章达以下30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20多支。(www.daowen.com)

5月中旬，敌人再次在归朝集结，梁超武任命黄少臣为总指挥，并派亲信何松带领重机枪队助威压阵，准备与游击队决战。游击队也集中富宁大队和护乡5团的500多兵力，在廖华和谢森的指挥下，于5月17日晚将敌包围在归朝街上，经6个多小时的激战，除驻守河北店和大田坝的何松、韦景惠部逃脱外，其余之敌大部被歼，共毙敌100多名，俘敌近200名，生俘敌总指挥黄少臣，缴获轻机枪3挺，机关炮1门。随后，部队又乘胜追击溃逃之敌，迅速解放了全县近半数的乡镇，将田蓬与广西靖镇区连成一片。

6月初，部队按中共滇东南工委的决定，成立中共富田工委和富宁县民主政府。工委书记谢森，副书记王麟勋（王琼儒）。廖华调滇东南指挥部，李兴、郑季传、吴良康等调富宁，脱离靖镇工委领导。从此，在富田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富宁县的建政、剿匪、解放全县和迎接解放大军进军云南工作。

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许多经过党多年培养成长起来的彝族党员干部纷纷深入农村，通过组织农民互助会、禁烟会、兄弟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为争取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做出了贡献。1946年11月，云南地下党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情况，利用张冲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的时机，把张冲介绍到南京中共代表处，经中共代表设法将张冲送往北京后转赴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积极争取下，国民党在云南的统治集团代表也逐步倾向爱国进步。而在这之前的1943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就派华岗与龙云建立起了秘密的联系关系，不久还在龙云的要求下，在昆明五华山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电台，与延安中共中央和重庆中共南方局保持电台联系。1944年，龙云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与此同时，在中共云南地下党各级党组织的努力争取下，许多地区的彝族上层人士也逐步倾向了爱国进步，并加入了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绝大多数的彝族聚居区都普遍建立起了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

1947年5月，云南地下党集中数十名干部在彝、汉杂居的宣威县（今为市）东北山区建立百余人革命武装——“六六分队”，发动群众开展具有试验特点的武装斗争。1947年到1948年初，又在彝族主要聚居区的陆良县龙海山建立起了农村游击根据地，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团结彝、汉民族中进步的上层爱国人士和实力人物，掩护党的武装斗争工作。1948年2月，朱家壁、何现龙、张子斋、祁山等领导路南县圭山、弥勒县西山起义时组建起来的“边纵”早期的武装——“一支人民的军队”，其组成人员大都是彝族青壮年，何现龙先前在丘北县组织的县政警队，成为了这支革命队伍初期时的重要骨干力量，政警队长龙于湘后来在战争中屡建战功，成为“边纵”中很有名气的中层领导。后来在遭遇敌人重兵包围的老鸹藤（今雄山）战斗中，龙于湘不顾生命危险，奋力掩护部队突围，连续毙敌10余名后身负重伤被俘，在被敌押往开远途中壮烈牺牲。

1948年8月，党领导的元江一带彝、汉、哈尼、傣等各族武装工作队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二纵队”，于10月兵分两路，一路攻克石屏、龙武两县，另一路进入峨山。11月，成立以彝族为主体的“峨山大队”，1949年6月改为“滇中游击队”，同年9月正式成立“滇中独立团”，为滇中地区的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滇西，1949年11月相继建立起了以彝为主的“滇西北人民自救军”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并与也是彝族为主的禄劝县游击队相互呼应配合。

以彝族为主体的圭山、西山武装斗争，是党领导云南各族人民争取人民解放武装斗争的开始，其影响迅速波及滇、桂、黔广大地区。许多彝族人民的优秀儿女为民族的解放流血牺牲。1949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十六日），在丘北雄山战斗中受重伤被俘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边纵”前身）十二支队支队长龙于湘，在敌人的刀枪威逼面前，大义凛然，怒斥敌人，英勇就义，年仅36岁。1949年8月8日，时任中共西畴县工委委员、西畴县东区特支书记兼区长的李克武，因被叛徒出卖而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将他的头割下抛弃。当地各族群众闻讯后，都为失去这位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整日里为人民的翻身解放冒险奔忙，时年仅22岁的彝族儿子悲痛欲绝，哭声震动山野，天地晦暝。李克武牺牲后的第二天，虽然土匪活动很猖獗，但还是有贫苦的农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找来木板做棺，暂且便葬，3月后又换好棺木厚葬。每逢清明节，前往悼念的人络绎不绝。

在武装起来的彝族等各族儿女为人民的解放浴血奋战的同时，各地彝族人民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送粮、送菜、送物、送信、带路，倾力支援部队作战，掩护部队活动，救护伤病员等，这样的动人事迹在当时的彝区随处可闻可见，数不胜数。

1949年上半年，“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相继解放了罗平、师宗、泸西、路南、弥勒5县；另一部分也先后解放了马关、麻栗坡、西畴、广南、丘北、砚山等县，从而建立起了滇东、滇东南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云南、桂西各游击队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同时成立滇桂黔边区党委。合并后的滇桂黔边纵队，将滇东南的人民武装整编为第1支队和第4支队，原滇桂黔纵队第1团和第7团编为1支队的15团和16团，直属纵队领导。原滇东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4支队，辖31、32、33、35、37共5个团和1个警备团。部队于当年9月整编结束。

部队整编结束后，除继续开展云南全省和桂西地区游击斗争外，还负责开展黔西南地区的武装斗争。1949年10月，在贵州威宁建立起了以彝族为主的“边纵”第6支队，下辖威宁游击团和海田游击大队，威宁游击团的团长卢嵩岚和政委陆宗棠都是彝族。海田游击大队和游击团组建起来后，配合入滇的解放大军，围剿盘踞云南彝良县的国民党残匪及贵州威宁县地霸李国栋反动武装。1950年3月，在截击溃逃贵州的原国民党十三兵团童登文团时，威宁游击团政委陆宗棠壮烈牺牲，时年仅31岁。

1949年10月，四川凉山冕宁县彝、汉各族人民组织了3000多人，成立了游击队和治安委员会，粉碎了敌人欲以冕宁一带有利地形与解放大军进行负隅顽抗的企图。之后，会理一带的许多彝族参加了金沙江支队，与国民党军队和地霸武装展开了激烈的武装斗争。

与此同时，一些彝族的上层人士也接受了革命思想和党的主张，逐步投入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1949年5月下旬，彝族团长张天祥率领的“边纵”25团解放了镇康（今禄劝县皎西），汤郎巡检司第八代彝族土巡检金洪照不但热烈欢迎25团，还将自己的两挺机枪、60支步枪及其全部土司武装都交给了25团，25团便以金洪照的队伍为基础，组成了25团属下的游击大队，并由金洪照任大队长。1949年，作为世袭土司的金洪照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担任禄劝县临时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1月，金洪照率领的游击大队与其他两个大队合并成立“边纵”独立第2团。

丘北县的彝族上层人士胡朝臣在解放战争时期中所走过的路，可谓一波三折。

胡朝臣（1900—1989年），字秉中，因排行第九，所以人们大都称其为胡老九，丘北县腻脚彝族乡革书村人。

胡朝臣幼年读过几年私塾，成年后继承祖业，收租放贷，进一步敛集财富，扩大势力，并购买枪支，组织私人武装，成为丘北县势力较大的地方实力人物之一。胡虽然有势力，但他待佃户相对较宽容，佃户遇到灾年歉收时，给予减收或免收。逢年过节，还给一些鳏寡孤独的穷苦人送肉送粮，且办事公道，因此在当地各族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但他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边纵”游击队却是在几次犹豫不决的反复后才最终走到革命队伍中来。

1948年，国民党丘北县政府委任胡朝臣为腻脚乡自卫大队大队长。中共地下党组织为扩大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敌人，派刘海如去做对胡朝臣的争取工作。当时胡对刘热情接待，并表示愿意靠拢人民。之后，还派其侄子胡国相参加刘海如在普者黑主持的“反蒋联盟”会议。10月，朱家壁、张子斋等游击队领导人亲自到他家做进一步的宣传引导，增强胡朝臣走向革命的信心。然而到1949年8月，当国民党丘县长马崇仁率其战败的残余武装退回到其老家曰者镇河边村妄图固守待援时，又任命胡朝臣为丘北县剿共总队副总队长，并命令他率武装到曰者同其一起据守河边村，他还是奉命率300余武装进驻到了曰者。此时，正在准备围攻马崇仁土匪武装的“边纵”护乡11团知道情况后，派人对胡朝臣做进一步的工作，并晓以大义，函请他托辞回避，胡又立即率其武装离开了曰者，为部队迅速消灭马崇仁武装扫清了障碍。在武装革命斗争大洪流的强力推动下，不久，胡朝臣便派其侄孙胡家琪、胡家润带100多人枪参加了边纵部队，并亲率武装参与解放大军围剿大土匪罗茂林、茂罗良的战斗，还争取一些土匪投案自新。

1951年，在国民党潜伏特务潘方侠和土匪头目罗茂林、罗茂良的武力胁迫下，胡朝臣的思想又出现了反复，并与另一土匪头目赵光海一起，率200余匪众与解放军对抗，结果其率领的匪众很快就被解放军剿匪部队击溃，胡带着随行的4个侄子逃进深山躲藏。1952年，在剿匪部队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胡朝臣最终还是选择了弃暗投明，重新回到了人民中间。鉴于胡朝臣在这之前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党和人民不但宽容了他，并送他到云南民族学院学习，1956年，还选他担任了丘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8年以后，又先后被选为文山州政协副主席、云南省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谴送回家，1980年恢复在省、州政协的职务，直到1989年3月病逝于昆明，终年89岁。

腻脚乡大铁村的彝族龙超云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丘北县最有势力的地方实力人物之一，为了争取他支持党领导的革命斗争，1947年到1949年2月期间，何现龙、龙于湘、王文炳、李曜九、朱家壁、张子斋等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或“边纵”领导人曾经多次到他家做宣传争取工作，使他逐渐提高了认识，认清了形势，并最终下决心走向革命道路。

1949年2月26日，国民党军围攻雄山龙于湘领导的“边纵”游击队时，龙超云和同族人龙顺华一起奉命带武装去增援，但未能赶上时间。之后获悉游击队领导人龙于湘、常志高、赵雄在战斗中受伤被俘，敌人要将他们押送去开远敌26军军部。于是，龙超云与张春生领导的武工队和舍得彝族杨建武领导的“边纵”部队配合，在敌军的必经之地——平远街大漆树、黑果山、老熊山设伏，准备解救被俘同志，但因参加埋伏的一个民兵提前过早开枪暴露目标，未能实现解救计划，部队在毙敌10人、伤敌20余人、俘敌2人之后，主动撤出战斗。大漆树战斗结束后，敌26军气急败坏，于同年6月，调敌578团，加上文山的龙开甲以及丘北的罗茂林、罗茂良3股土匪武装共计2000余人，向大铁、小平寨、鲁底等腻脚乡彝区村寨进行疯狂进剿，四处烧杀抢掳，烧毁民房数十所，抢走牲畜100余头，龙超云带领队伍奋起反抗，在激战中壮烈牺牲。为了避敌锋芒，保存实力，8月中旬，龙顺华带领从腻脚彝区撤退出来的200余武装，渡南盘江北上，与“边纵”2支队会合，被编为14团警卫连。之后，警卫连先后参加了陆良马街、天生关，路南大小圭山、糯依，泸西龙潭河，以及解放开远等一系列战斗，建立了显赫战功。

出生于富宁县木央镇大平行政村木敖下寨的彝族干部罗大明（1918—1986年），小名罗大，是一个一心一意跟共产党闹革命、求解放的彝族贫苦农民。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逐步成长为一名有一定声望的县级领导干部，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富宁彝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罗大明6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艰苦度日。25岁时被国民党抓去麻栗坡当保卫，10个月后被派到田蓬对汛做通讯兵，其间曾逃跑回家，与其舅舅学习做木工。1947年11月又被保长卖到田蓬当汛兵，1948年4月又回家务农。同年7月，又再次被叫到田蓬对汛署当汛兵，负责管理枪支弹药。同年12月4日，田蓬获得解放，6日，罗大明主动把其保管的25支步枪、一挺机枪和1000多发子弹全交给了游击队，并参加了党领导的游击队。不久，由于其母亲年老体弱，经申请批准回家务农。1948年末，党组织派人在罗大明的家乡建立农会，罗大明被群众公选为支会长。当时，大平及周边一些村寨，彝、汉两族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纠纷，即将引发械斗。为了制止即将发生的械斗冲突，罗大明与其他各族农会干部一起喝鸡血酒“结拜兄弟”，盟誓“不准哪个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如果哪个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就像鸡一样的死！”结拜后，罗大明就在大平召开的各族群众大会上说：“现在全国解放了，田蓬解放了，大平解放了。今天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穷人翻身作主啦。我们各民族要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打倒国民党，跟共产党和毛主席干革命到底！从现在起，哪个反对共产党、毛主席，哪个就像鸡一样的死！如果我罗大明反对，我也要像鸡一样的死！”一席朴实无华而又铿锵有力的宣传教育言词，让即将爆发的械斗冲突很快平息下来。从此，大平及周边村寨发生各种大、小矛盾纠纷，人们都要找罗大明去解决，他公道无私的办事原则和精神，使其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1950年，罗大明被任命担任田蓬剿匪队长，他组织各族民兵积极开展剿匪斗争，为肃清田蓬地区的土匪暴乱做出了贡献。

1950年8月，罗大明被选为农会代表，出席云南省首届农代会。1952年到文山地委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被任命为土改试点工作队副队长，到砚山、丘北开展土改试点工作。1953年参加文山地区民族工作队，并担任副队长，到麻栗坡市开展民族工作。后到云南民族学院学习，学习期满后回田蓬任土改工作队副队长，开展土改工作。1955年1月任麻栗坡市副市长。1958年田蓬、木央划归富宁县后，任富宁县委常委、副县长，退休前任富宁县政协副主席。

在多年的领导工作中，罗大明在负责做好分管工作的同时，认真为富宁县彝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而努力。历史上，富宁县彝族没有种小春的习惯。1958年县委在全县发动群众开展小春大革命，大力发展小春生产，但许多彝族不愿种，而且抵触情绪很大。为了改变富宁彝族这种传统落后的生产习惯，罗大明深入彝族村寨做耐心细致的宣传动员工作，终于让一些彝族群众的思想逐步开了窍，开始种起了小春。当年彝族村寨种了400多亩小春，并获得了丰收，从而结束了彝族村寨不种小春的历史，小春逐步成为彝族人民增加粮食产量的来源。

过去，富宁县不少彝族人家老人过世办丧事讲排场，大操大办，死者家有几个女婿就要杀几头牛，女婿之间还要攀比谁杀的牛最大最肥，使得许多死者人家及亲属“死人不吃饭，家产空一半”，甚至负债累累，倾家荡产，陷入极度困境之中。为改变这种落后的不良风俗，罗大明找时间做彝族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经过不断努力，终于让彝族群众逐步改变了这种不良的陈规陋习。

1893年生于砚山县平远镇莲花塘村的周兴汉是个刚直不阿、仗义执言、不畏权势的彝族倮支系人。

周兴汉的祖父是个烧制土锅的土锅匠，父亲略懂一些彝医技术，常在莲花塘及周边村寨为乡亲看病，但周家祖辈一直都很贫寒。从小尝尽凄苦，目睹官府腐败，官匪横行，欺诈百姓的周兴汉，青年时就立志要报国救民，杀贪官，惩恶霸，并在开远、砚山、文山、屏边、丘北等地广交朋友，拜“把兄弟”，拜师求教，习墨练武，把自己练成了一个能文尚武的彝家硬汉。他性格刚直，办事公道，好友们都崇敬他，推举他当头领。于是，周兴汉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护村武装，意在防备匪盗抢劫，危害乡亲，防备官府和官军为非作歹，搜刮钱财，欺压百姓，并提出“彝人除缴纳国家皇粮外，其他苛捐杂税一切可抗”，国民党乡、保长拿他毫无办法。国民党开远县政府的官员们对周兴汉恨之入骨，几次想办法要除掉他，终未能得逞。后又给他进行封官许愿，委任他担任平远保安队队长，想以此拉拢利用他，周兴汉嗤之以鼻，拒不上任。当时，横行在滇东南地区的地霸头目龙开甲、张自全和土匪罗茂林（罗四）、罗茂良（罗五）也曾经几次拉拢过他，但周兴汉认为他们都是一些祸国殃民的土匪，做事缺德，也一概拒绝不理。这些地霸土匪想整治他，却又不敢惹他，始终拿他没办法。

1947年底，中共领导的“边纵”游击武装斗争在滇东南地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国民党开远县政府为稳住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又委任周兴汉担任开远县自卫队队长和县政府征收股长，但他还是拒不上任。此后，为防官府报复，殃及乡亲，周兴汉便带着几个弟兄，到屏边县大窝子、丘北县大铁等彝族村寨埋名匿踪地隐蔽下来。到了次年6月，平远地区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成灾，莲花塘村一带的彝族土库房大部分倒塌，许多庄稼被洪水冲毁淹没，使本来就很拮据的彝家人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周兴汉闻讯赶回家乡，看到家乡灾后的一片悲凉惨状，十分忧伤。为使乡亲不被饿死，周兴汉决定抢夺官府从开远运送物资到文山、砚山、丘北、广南一带的马帮，实施劫官济贫。于是，在一个泥滑路烂的雨天，周兴汉带着弟兄们，对一支官府马帮进行抢夺。押送马帮的国民党兵丁看到周兴汉带领的队伍声势很大，不敢做一点抵抗，便和赶马人一起弃马丢枪而逃，设伏的人缴获了不少的洋纱、盐巴、银元和一些生活用品，还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不仅让乡亲们渡过了难关，还为之后开展武装保卫家乡增添了武器和经济实力。

1948年初，中共地下党开远县东山地区负责人张春生找到周兴汉，向他宣传国际国内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跟共产党走，支持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斗争。亲身感受和目睹国民党反动政府、地霸土匪残酷压迫和欺凌人民的周兴汉，此时终于看到他一直为之追求的光明之路，毅然决定一心跟共产党走。于是，莲花塘村便成为了党领导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秘密联络点，许多“边纵”领导人都曾经住宿过周兴汉家。游击队需要什么，他都要想办法帮助解决，并把8名彝族青年送到了游击队，同时带领自己的队伍伏击一支妄图进犯蒙自鸣鹫残害人民的国民党军队，使敌人的罪恶阴谋未能得逞。

1949年2月13日，在丘北县雄山（老鸹藤）突围战中掩护队伍突围时身负重伤被俘的游击队领导人龙于湘、常志高、赵雄，在被国民党军队押送去开远途经平远地区的路上，周兴汉带着他的彝族武装参加了伏击国民党军队，营救被俘游击队领导的战斗。此次营救战虽因缺乏战斗经验的民兵提前开枪，过早暴露目标而未能成功，但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战斗中，周兴汉除带领民兵参加战斗外，还组织群众向所有参战的游击队和民兵提供了大量的后勤支援。

1950年初，周兴汉作为思想进步的彝族上层人士，到蒙自、昆明参加了党和政府举办的学习班学习，并到省外一些地方去参观。但一生总是不愿离开家乡的周兴汉，在学习中告假回家探亲期间，不幸得病辞世，终年58岁。为了纪念这位为人民的解放斗争做出贡献的彝族进步人士，1990年，砚山县人民政府为周兴汉重新修墓立碑。

与周兴汉同年出生，且生活比周兴汉还更贫苦的砚山县稼依镇店房村彝族人张国治，走的却是一条与周兴汉完全相反的道路。

张国治早年以帮工为生，当他27岁其父病死时，家中一贫如洗的他因无力埋葬父亲，便披麻戴孝地到财主家借债，财主不但不借钱，反而以张国治带晦气进他家为由，对他进行毒打凌辱。不堪忍受凌辱的张国治便带着一颗复仇之心，去当了国民党兵。他的哥哥张国恩和弟弟张国老也上山当起了土匪。

张国治当兵不到一年，就升任为排长，但不久在部队整编中被降为班长。他因此而心怀不满，便在部队开赴贵州途中，带着当排长时的30多名部下反水，离开了部队返回家乡以那嘎，开始他一生不分青红皂白，四处残害人民的为匪之路。1924年，张国治带着回乡笼络起来的300余人枪，先后攻打大稼依、茂克以及砚山县城，均未得逞。后被国民党军张凤春部围剿，一度逃进山林藏匿。这时正值云南军阀混战，官军一时顾及不了他，他便趁机扩充队伍，壮大实力。不久，在唐（继尧）范（石生）相争中，败退到广西平马的范石生，派人回滇东南四处招兵买马，网罗地方土匪武装，扩充队伍，企图东山再起。张国治此时正想寻找靠山，并与范石生派来的人一拍即合，范石生委以他师长之职，并派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军官杨赞伯当他的参谋长。于是，张国治又一时匪威大振，四处的许多股匪都纷纷来投靠他，队伍很快发展到了4000多人枪，对外声称万人武装，并打起“迎范公”的旗号，向广西进发，在广南与富宁交界处与范石生回滇的先头部队相遇。范石生命令他先拿下广南县城，为其主力部队开通道路。但张国治率其匪部攻打广南县城40余天，不但未能攻克广南县城，反被开广善后督办李选廷的队伍与广南县城守军内外夹击打败，带着剩下的500多残兵败将逃匿于滇桂边境的深山老林。之后又窜回砚山、丘北一带，先占据丘北的温浏、双龙营两地，继而又占据丘北县城，一路打家劫舍，虏财害民，继续搜罗地痞武装，其人马又扩大到上千人，但不久又被广富军围困于丘北县城，其刚拼凑起来的人又纷纷离他而去，只剩下了300余人，最后只好带着残部拼死突围逃跑。

1930年，蒋桂战争爆发，逃离丘北县城后仍不甘心的张国治，又乘机搜罗人扩大队伍。其间，到广西参加蒋桂战争的滇军101师师长张冲曾“招安”过他，但因其生疑而未成。滇军去广西以后，张国治又趁云南地方防卫空虚，先指派部分队伍控制砚山海子边、子马、羊街、者腊等地，自称师长，随后又带200多人占据了文山城郊的攀枝花，恰遇建水县元武军司令李绍宗派其部下普家齐部来文山报其士兵之前在文山遭缴械之仇，来势汹汹。时任国民党文山县县长的杨体震自度无力抵御，并任命张国治为城防司令，让其带队伍入城，驻防大西门。后到的普家齐也随即驻兵攀枝花，伺机攻城。张国治首先派部下祝天佑先攻普家齐，祝失利，退回城内地藏寺。普家齐乘机又占据了龙井、羊皮田，并纵火烧民房。张国见势不妙，便吩咐金朝栋、李汝昌两翼辅战，自己亲自带17名敢死队进行正面攻击猛打，路上不少乡民为保桑梓不再受涂毒，也追随敢死队一起冲锋，普家齐误以为是张国治的大队人马杀过来了，便带着队伍仓皇逃出攀枝花。张国治下令乘胜追击，把普家齐赶出了文山县境。

同年冬天，参加蒋桂战争后回滇的滇军98师师长卢汉认为，文山县县长杨体震让张国治进城当城防队长是通匪，杨体震听说后，吓得在县衙内自杀身亡。随后，张国治也带着队伍逃回了以那嘎，同时将他的人部署在者腊、江那、长岭街等公路沿线，企图骚扰卢汉部队回昆明。卢汉则采取怀柔之计，一面诱使张国治撤除公路沿线设卡人员；一面命令鲁道源部一个团，分别围剿张国治的武装，进而又包围以那嘎，并令各地民团配合。张国治知道抵挡不住，便趁夜逃出包围圈，躲进了西都海（海子边）中的小岛上，不久又被发现，再次突围未能得逞，便自杀于小岛上，结束了他为匪的生涯。

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先后夺取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此时，居住在香港浅水湾的前云南省主席、国民党中央考试院院长龙云意识到蒋家王朝的覆灭时间已进入倒计时阶段，并认识到云南和西南各省只有和平起义这条道路可走，因而多次派人或写信给云南省主席卢汉，敦促卢汉起义，并联络广西、四川、西康等省响应。而此时的卢汉也正在积极策划起义。他一方面派人与中共联系，一方面整顿地方吏治、整顿地方武装，并与“边纵”联系。1949年9月5日，卢汉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飞往重庆与其见面，蒋要他立即组织“整肃”和“剿匪”，改组省政府。“整肃”，就是整顿肃清有反内战言行的民意机关、学校、报刊、电台，以及社会进步人士、工人、学生和政府公职人员。“剿匪”，就是围剿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边纵”游击武装。9月7日卢汉回昆，蒋便派特务头子毛人凤带数十特务尾随而来。毛人凤一到昆明，就迅速秘密成立了整肃指挥部，下设行动组、审讯组和总务组。9月9日，特务们就开始了臭名昭著的“九九整肃”行动，查封了除国民党《中央日报》以外的所有报刊，卢汉对此很矛盾、很无奈。11月中旬，国民党代理总统李宗仁飞到昆明，卢汉认为这是一次利用国民党最高层矛盾，结束“九九整肃”的好机会，开始大批释放被捕人员，到12月27日，全部释放完毕。为了避免毛人凤再次组织搜捕，卢汉特别秘密要求获释人员暂时隐蔽，以防再入魔爪。

12月7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到昆明与卢汉面商，要把国民党国防部等一些重要机关迁到昆明，在昆明建立反共基地。此时，卢汉的起义准备已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他便以抗战时期，人民负担过重，元气未复，民心浮动为托词，表示实难应允。12月9日，张群又再次飞抵昆明。此时，卢汉已经决定于张群第二次到来的当天晚上宣布起义，因此，张群一到昆明就被软禁起来，随即以张群的名义，通知国民党在昆的主要军政要员当晚到卢公馆开会。国民党兵团司令兼26军军长余程万，第8军军长兼云南区训练司令李弥等高级军政头目一到卢公馆，也被相继送到五华山光复楼软禁起来。晚10时整，卢汉便在光复楼向全省各机关、部队发布命令：“现在我宣布，云南起义了！各单位按照原定计划行动！”随之，一面五星红旗从瞭望台上冉冉升起。第二天，毛泽东、朱德从北京发来贺电，对云南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贺电说：“通电敬悉，极为欣慰。昆明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之迅速推进，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云南起义后，在云南境内的国民党中央系统军队妄图凭据云南地处边陲，地势险要，民族关系复杂等条件负隅顽抗，梦想东山再起。但是，解放大军入滇部队在“边纵”的全力配合和彝、汉等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就完成了对国民党盘踞在云南部队的迂回包围追歼任务，结束了在大陆上对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战。从此，包括今文山州在内的云南广大彝族人民，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获得了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的翻身解放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是重大的。在“边纵”诞生地的弥勒西山、路南（今石林）圭山，这种牺牲和贡献尤为突出。路南（石林）县参加“边纵”游击队的1400多各族儿女中，彝族最多，有800多人，其中有7名在战斗中成长为县团级以上军政领导干部，19名成长为区营级领导干部。路南县地下党主要领导人毕恒光不幸被俘后，在敌人的酷刑拷打面前宁死不屈，大义凛然，英勇就义。在弥勒西山，先后有830多名彝族青壮年参加了“边纵”游击队，涌现出了杨治庭、董绍尧、龙于湘、卢光宗这样一批英勇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捐躯的彝族优秀儿子，出现了武天才这样的全国战斗英雄。西山起义后，西山地区彝族人民先后遭受了国民党军队多达30余次的围攻扫荡，1300多间彝族民房被烧毁，大量的牛、马、鸡、猪、粮食等财物被反复洗劫，牺牲和死难216人。

在迎接解放大军进军云南和支持解放云南的战争中，彝族人民和其他民族兄弟一道，响应地方党委、政府的号召，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省吃俭用，千方百计筹备粮草，全力修桥铺路，成立劳军队、担架队、秧歌队，沿途设立茶水站、医疗站、物资供应站等，给人民子弟兵以大力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彝族在内的文山州各族人民，共筹集粮食805万斤，肉类70000多斤，禽蛋7000多斤，柴草1260万斤，布鞋8700双，各种蔬菜不计其数，有力地支援了解放云南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