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云南开远县平远街（今属砚山县平远镇）红果树村青年王有德就参加了李大钊组织和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且是这个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

（注：民国《开远县志》中说王有德是倮倮人，文山州文联的万国华同志曾对此作过调查，今红果树村王家人说他们不是倮倮（彝族），而是汉族。红果树村及周边地区，清朝中期以前一直是彝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后来汉族迁入的越来越多，人口越来越超过彝族，不少彝族便渐渐融入到了汉族中，这种汉彝融合的时间有些已过了几代，甚至十几代人了，而且这种状况至今仍在继续。现今在砚山县的平远、稼依，丘北县的腻脚、树皮、曰者、双龙营、八道哨、锦屏，文山市的德厚、马塘、红甸、古木等乡镇，以及文山城及其周边一些村寨彝族，他们的服饰和生活习惯早已同汉族一样，改用汉姓的人很多，而且绝大多数人早已不知道自己的汉姓是如何而来的。有许多村寨的彝族人早已不说彝族话，甚至不知道自己祖辈上曾经是彝族。这种彝汉融合情况在明朝以后表现最为明显，现今不少彝族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说他们是从南京等地方来的，这就是一种明显的民族融合的历史痕迹，因为历史上彝族从来没有在南京等地居住过。红果树的王有德家人，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倮支系彝族是进入今文山州境内最早的支系，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有些融合到汉族中的倮支系彝族，变为汉族的时间已经是十几代，甚至是几十代人，如果没有家谱流传，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祖辈曾经是倮倮了。历史上彝变汉，或汉变彝的情况，在文山州并不少见。《开远县志》中的记载，不可能是没有根据的空穴来风，凭空捏造。这一点，在罗章龙《忆云南诸位英烈》一诗关于“南服联彝汉”的诗句中也可看出几分端倪。当然，现今的王家人，他们当然可以说自己是汉族，这没有什么不对，而且这也是公民的一种权利。本书在此以历史记载为据，权作一种历史疑点纪录，为后来人作参考）。

王有德，字叔邻（又作茹苓），1897年生。从小勤奋读书，天资聪颖，立志高远，深得先生器重。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王有德一面刻苦学习书本知识，一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在参加五四学生运动中受到了锻炼，于1921年9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进一步增强了他参加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并参与社会调查活动。1926年，王有德投笔从戎，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1927年毕业后到国民革命军十一军陈铭枢部担任营长，从此随部队转战南北，历经枪林弹雨，炮火硝烟。后转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担任团长，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率部英勇奋战，战斗结束后不久就因病去世。罗章龙在其《忆云南诸英烈》的赋诗中，高度评价王有德。诗云：

吾党多英烈，云南有三王。

加盟书记部，亢斋有容光。

有德少投笔，终军请长缨。

秋暴显身手，长沙抗敌军。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

念兹三国士，猛志兼刚强。

戮力事革命，识进不识藏。

南服联彝汉，北国耀光芒。

盖世勋名在，功德何可量！

诗中说的“三王”“三国士”，指王德三、王复生、王有德。“亢斋”即“亢暮尼斋”。“亢暮尼”是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译音。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西南彝区一些地方就开始有了共产党人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及活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就先后派遣一部分同志到云南蒙自、个旧、会泽等彝区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些彝族青年在党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并配合党组织在彝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斗争活动。

1925年6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李国柱、向镇清等进步青年组织成立“云南学生沪潮后援会”，并发表宣言，号召各族群众开展游行示威，募捐钱物支援上海工人。同年9月成立了以李国柱为书记的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

1926年5月，10名云南籍青年在广州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多数回到云南。同年夏天，周恩来派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中共党员，云南白族人王德三到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举办政治训练班，一批云南青年努力会同新滇社成员到训练班接受了政治训练，为在云南建党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同年6月，中共广东区委派云南人杨清田回云南准备筹建党组织，时值唐继尧大搞“反赤”活动，取缔进步青年组织，通令缉拿学生领袖，许多学生领袖被迫离开云南，建党工作未能成功。同年8月，中共广东区委又派云南籍党员李鑫等回云南建党。李鑫等回云南后秘密发展党员，建立起了中共云南特别支部。1927年2月，中共广东区委又派王德三回云南，与先期到达的李鑫等建立了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简称云南特委），王德三任书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云南特委按照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方针，将工作重点转入滇越铁路两侧及滇南地区农村，开展民族统战工作，建立据点，发展党的组织，并分批派党、团员进入蒙自、文山等地开展工作。1927年12月，中共云南特委在昆明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简称省临委）。12月下旬后，党员严英武、李国栋、杨大经、杨立人、颜亨壁5人先后到文山，不久就在洒嘎龙（今德厚）建立起了党支部，严英武任支部书记，文山由此开始有了党的组织。党支部以洒嘎龙小学为据点开展统战工作，开展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8年秋，省临委派张乃猷（胡光）到文山与蒙自交界处的小塘子村开办学校，培养少数民族骨干，并组织20多人的少数民族武装，打死了作恶多端的民团团首李增辉。其间，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委员吴少默、吴澄，滇南区委书记李鑫，以及马逸飞、张永和等，都先后到过小塘子及其附近的许多少数民族村寨指导工作。1929年春，王德三在蒙自小东山时编写了《苗夷三字经》，在少数民族村寨广泛宣传革命道理。现辑录部分于下：

众苗亲，众夷亲，仔细听，

从头一二记在心。

从盘古，到如今，

夷亲苦处数不清。

天生人来一样齐，

夷人不比汉人低。

论中国，在上古，

苗亲夷亲本是主。

……

夏禹王，会诸侯，一万国王，

苗亲夷亲占大半。

到周朝，剩八百，

九千二百遭杀灭。

有苗王，不佩服。周王出征硬打服。

周惩玁狁，汉打匈奴。

秦皇防胡万里长城高高筑。

……

到如今，

只剩云贵广西有夷亲。

……(www.daowen.com)

云南一百零三县，

夷汉打斗血流遍，

唐朝六诏几万雄兵败亡掉。

红白旗，大造反，

苗亲夷亲一起反。

可惜无人来领路，

头子不把众人顾。

头子争皇帝，

夷亲大众无利益，

汉族穷人也不管，

夷杀汉来胡乱干。

……

工农兵，一条心，

土地革命世界新。

推翻军阀，消灭田主，

夷汉平等同办工农兵政府。

……

官场田主是汉人，

汉人还有工农兵，

工农兵士一样苦，

一样反对官场杀田主。

夷反汉，单反官场田主事好办。

工农兵，不分夷汉一条心。一条心，仇敌朋友要认清。

……

1928年，党组织派李国定回家乡马关八寨以教书作掩护，建立据点，发展党员，并于1930年2月组织千余汉、彝、苗等各族农民举行暴动，震撼了当时的国民党地方政府。起义失败后，党组织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设计打死了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国民党马关、西畴、麻栗坡三县联合团团长曹仁恭。

1930年1月28日，省临委在昆明召开扩大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王德三任书记，委员有刘平楷、张经辰、李国柱、吴澄、刘林元、吴少默。3月，省委先后派马逸飞、吴少默到广西右江地区找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联系未果。5月，滇南地下党组织将王德三编写的《苗夷三字经》刻印出来，在滇南各地宣传。同月，王德三到麻栗坡召集麻栗坡地下党员开会，制订《麻栗坡工作计划》；6月又到马关八寨召开省委紧急扩大会议，总结省委机关遭受破坏的教训，研究下一步工作计划。12月31日，王德三、张经辰、李国柱、吴澄等省委主要领导人在昆明被捕遇难，省委被完全破坏。

1932年1月，中共右江特委和右江独立师（原红七军21师）派干部进入富宁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宣传组织工作。到1933年，各种革命群众组织遍及富宁县的大部分地区，并在七村九弄地区首先打开局面。之后，黄庆金、谭统南等把组织起来的游击武装拉到中越边境地区，成立中越边革命委员会。1934年春，在谷拉、归朝、者桑、阿用等地建立起了劳农会和赤卫队20多个，参加人数2600余人。7月，右江下游党委书记黄明春（黄松坚、何尚之）率黄德胜、岑日新、黄沙平等10余人到富宁加强领导工作，于11月在九弄多拉村召开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接着又在谷留村召开边区劳农会、赤卫队大会，成立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不久，边区游击队便大败前去围剿的国民党广富守备军，边区的武装斗争烈火越烧越大。

与此同时，党在滇东、滇南、川西等彝区积极开展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彝族共产党员何正坤还用胶泥制成字模，翻印出了《列宁主义浅说》《醒炮》等革命书籍和传单，在彝区开展宣传。在党的领导下，许多彝族聚居区也燃起革命之火。

1938年2月，由于滇黔桂边区党委一些领导人拒绝执行中央指示，错误执行右倾投降路线，加之队伍内部叛徒出卖，使通过艰苦卓绝建立起来，历经8年之久的滇黔桂边区游击根据地丧失。根据地丧失后，一些边区党员和干部被迫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在党的宣传组织和领导下，许多彝族地区点燃了革命烈火。喊出了“民族平等”“打倒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政府”等响亮口号。1927年，蒙自县的彝、汉、苗等各族人民召开农协代表大会，号召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斗争。1934年3月，四川彝、汉两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反对国民党军阀的斗争，3000多彝、汉两族群众武装团结一致，合力围攻越嶲县城3昼夜，歼灭了驻防的国民党守城部队。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相继通过云、贵、川三省彝族聚居地区。1月，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占领大定（今贵州大方），杨淑尧、沈少友、杨世荣、刘文斌等一批彝族青年踊跃参加了红军。红军到达彝族居住的禄劝县金沙江皎平渡口时，在彝、汉、傣三族36位船工的大力支持下，靠用7只船奋战9昼夜，将3万多红军送过金沙江，甩开了国民党部队的重兵围堵。

红军过彝区时，由于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和群众纪律，沿途秋毫无犯，得到了广大彝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进入凉山果基（沽鸡）、倮伍、罗洪等彝族家支管辖地区时，由于过去历代剥削阶级长期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民族隔阂，以及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恶意的离间宣传，妄图将红军消灭在大渡河地区，重演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队全军覆没的历史悲剧。因而，红军曾受到过不明真相的彝族家支的袭扰。但通过红军耐心的宣传教育，让彝族人民明白了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是为贫苦人民求解放、谋利益的军队；明白了彝汉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打倒欺压各族人民的剥削阶级和反动军阀，才会有自由和平等。刘伯承将军与果基家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把一面绣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字样的红旗授予了小叶丹的队伍，成为红军长征路上令人难忘的一段佳话。此后，红军在前有川军阻挡，后有数十万国民党中央军，以及滇军、黔军追兵的严峻情况下，顺利通过了彝区，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企图。在随后的红二方面军过彝区时，不少彝族青年也参加了红军。这些彝族青年到达延安后，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与其他各族兄弟干部、战士一道，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奉献和牺牲，为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红军经过西南彝区，在彝区播下了革命火种，并逐步燃烧起革命火焰。之后，党的地下组织在许多彝族地区相继建立起来。不少彝族青年在红军的影响下，逐步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组织本民族人民并联合其他各族兄弟，一起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引的革命道路。

1935年，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开始恢复重建工作，并于11月建立起了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李浩然（后为费炳）。1937年7月建立中共昆明支部，书记为李群杰。

云南党组织恢复重建后，领导了蓬勃兴起的云南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云南的建立和发展，并在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在昆明、罗平、楚雄、沾益、曲靖、陆良、巧家、镇南（南华）、永胜等彝族居住较多的地区开展工作，建立党的组织。1938年5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派巡视员马子卿到昆明。8月，在马子卿的主持下，云南临工委和昆明支部合并建立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再次派马子卿到昆明，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宣布南方局批准成立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工委书记李群杰（后为费炳、马子卿）。1941年“皖南事变”前，云南地下党组织在昆明市的大中学校、企业、报社，以及安宁、呈贡、昆阳、晋宁、昭通、会泽、宣威、罗平、沾益、陆良、个旧、路南、弥勒、石屏、蒙自、建水、泸西、楚雄、南华、盐丰、西畴、麻栗坡等地建立党的组织和工作据点，形成了与各族各界人士和各族群众的广泛联系，促成了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团结抗战的局面。

1939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制定在国统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根据中央的方针和南方局的部署，云南省工委于1940年10月先后疏散隐蔽，工委、青委等工作机构相继撤销，全省党员也相应地疏散转移，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康泽等企图破坏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阴谋。在反共高潮白色恐怖笼罩的形势下，张子斋、朱家壁等受中共南方局的指派，坚持在滇军中和新闻文化界开展工作。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郑伯克等到云南，组成以郑伯克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云南省工委。在省工委的领导下，进一步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国统区工作方针，以及周恩来关于“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的指示，依靠党在各时期培养的力量，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成果。同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继续开展对龙云等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民族上层、地方军政人员和滇军中的统战工作，并建立了“新民主主义联盟”“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等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进一步推进了云南爱国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并为后来的人民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