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近代史上，彝族人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算是龙云和卢汉了。

龙云，原名登云，字志舟，彝名纳吉乌梯，1884年11月19日生于云南昭通县炎山区松乐村下营盘村。

100多年以前，松乐村的不少彝族用的汉姓都是“龙”，但在松乐村彝语中“龙”却是两个不同的“龙”。龙云所属的龙家，彝姓是“纳吉”；另一龙家，彝姓则是“海”。新中国成立后当了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龙泽汇，就是松乐村的彝姓“海”家人。海家到了龙泽汇的祖父，是炎山一带的彝族大奴隶主，他娶了彝姓“阿普”家的姑娘，“阿普”的汉姓是“卢”。阿普家的姑娘嫁给龙泽汇的祖父，是卢汉的姑祖母，也就是龙泽汇的祖母。阿普姑娘的女儿又是龙云的母亲，因此她又是龙云的外婆。这个阿普姑娘通过婚姻把三姓人家连接起来，她在纳吉（龙）、海（龙）和阿普（卢）三个家族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三个家族的后代都称她为“老祖婆”，有很高的威望。纳吉（龙）、海（龙）和阿普（卢）三家在云南的地位显赫一时，与阿普“老祖婆”有一定的关系。

1911年6月，龙云到四川宜宾参加魏焕章的保路同志军，同年12月，在宜宾参加滇军援川军谢汝骥梯队。1912年5月，龙云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学习。两年后，被分配到昭通独立营任少尉排长，不久升为中尉排长。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后，在云南督军唐继尧手下任副官，后任佽飞军大队长，1922年3月升任滇军第5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1927年2月6日，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4滇军镇守使发动“二六政变”，结束了唐继尧对云南17年的统治。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1929年，龙云肃清了张汝骥、胡若愚等军事势力反叛，统一了云南。

龙云统一云南前的3年间，相继粉碎了滇军派系先后发动的两次倒龙政变，同时也镇压了革命，搞垮了当时的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从而赢得了蒋介石的支持，巩固了其在云南的统治地位。

龙云统一云南后，为了建设和发展云南，从1931年起，对云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

在军事的整编和人事的调整上，龙云吸取了过去滇军4师长进行倒龙兵变的教训，实行“废师为旅”，剥夺了4师长的兵权。各师所属中、下级军官都进行了整顿淘汰；团、营长的任免都须由龙云批准确定，方得任免。各级军事干部，都要在组织上对龙云表示绝对服从。

整编后的军队设立军官团，仿照黄埔军官学校规范，招收中学生学习训练军事干部。还办过4期补充大队，每期4个大队，训练后整编为16个步兵团。在整补时期，实行军需独立，各部队军需人员由绥靖公署经理处直接调配，紧缩了经费开支。

滇军在人事、编制、教育训练和征调补充等方面都在龙云的统辖下进行，所有武器装备和军需军饷全都是云南自理。滇军武器主要是法国、比利时、捷克等国制造的步兵用轻武器。这些进口的轻武器足以装备40个团，而且质量较好，甚至比中央军的装备还略胜一筹。所以在抗战时期，滇军出兵抗战路过湖南时，杜聿明在看到滇军武器装备和队伍阵容时不竟感慨地说：滇军“拥有法式军火装备，军营之盛，中央军为之逊色”。

经过1931年到1936年6年时间的整军建军和充实武器，使滇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升，武器装备水平明显提高，战斗力明显增强。到1936年，滇军共编为6个步兵旅（每旅辖两个步兵团），6个直属团，4个独立营，一个航空处，共计约36000人。此外，全省各县的常备队武装也统编为21个保安营，人数近万人。

整军建军是龙云控制云南最主要的中心环节，其他如经济、财政、民政、文教等，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

云南财政在历史上基本上是入不敷出的。清末时期，有四川、湖北、湖南等省的协响，使云南财政勉强能够维持。到民国初期几年，省外的协响停止了，省财政只好量入为出，一切都从简办事，因而得以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省内社会还算相对稳定。护国战争以后，战乱频繁，加之唐继尧对外扩张，多次用兵，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货币贬值。1927年，全省财政收入只有旧滇币570多万元，而支出竟高达1800多万元。到1928年，省政府积欠富滇银行资金4162万多元，加上先后滥发的富滇老票，共计达9200多万元。为扭转这种财政严重入不敷出，管理混乱的状况，1929年，龙云主持成立全省整理财政金融委员会及其审查委员会，召开整理财政金融会议，确定纸币与银币的比例，充实银行储备金，维护发行信用，使之不致再影响财政收支。同时制定十项整治办法，于当年11月起执行，到次年7月基本执行就绪。经过整治，全省财政状况开始有了明显好转。据当时的省财政厅《财政月报》公布的数字，到1936年，全省国家和地方两款的岁入总额2800多万元，岁出总额2300多万元，结余滇币500余万元。

在经济建设上，龙云除在省政府设立建设厅外，还设立了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作为管理全省企业经济的机构，将“促进本省的经济建设，改善群众生活，防止经济萧条”作为经济委员会的任务，并任命留美经济人士缪云台为主任委员。经济委员会首先成立“个旧炼锡公司”，对个旧大锡的生产经营进行改革。从1931年起，云锡就不在卖给广商，而是自己直接运销伦敦市场，这就给云南本土经营锡业的商人和地方财政增加了大量的收入，壮大了地方经济，也提高了炼锡的技术水平。据统计，在云南出口商品的总额中，锡的比例从1924年的80%跃升到1936年的93%；出口额由1927年的1400万元（国币）增加到1937年的2900万元。

1936年8月，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筹集资金（国币）120万元，在昆明建云南纺织厂，纺织厂安装有50部织机，共5200枚纱锭。云南纺织厂建成投产，为农民提供了取代种植罂粟的经济作物——棉花，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进口洋纱、洋布的冲击，发展了地方民族工业。

1936年5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实行法定货币，云南因此停止了半开银币的铸造，把造币厂改为电气炼铜厂，用电解的新技术提炼精铜，使原来很低的铜产品成色一下提高到了99.9%。此外，还建起了装机容量为1520千瓦的昆明蒸气发电厂，以及云南金属工具公司等。其间，省财政厅也办起了东川矿业公司、钨锑股份公司、一平浪制盐场等24个企业。

为了发展农业，龙云指示省财政厅在昆明设立马料河水利工程处，修运河引滇池水到小新村，在小新村设立抽水站，把水引进马料河，以灌溉昆明郊外周边5万多亩农田。同时责成省财政厅在滇南成立开蒙垦殖局，拨专款在蒙自草坝地区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开垦新的良田。开蒙垦殖局建立不到两年时间，就获得了明显成效。1938年冬，龙云又责成省财政万周厅长陆崇仁（彝族）筹办开文垦殖局，在以今砚山县的稼依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农业和林业。1939年3月，省财政厅派刘治熙、魏嘉惠（当时的开远县县长）组织人员到稼依进行实地踏勘。同年10月正式成立云南省开文垦殖局，任命刘治熙为局长，杨品瑶、魏嘉惠为副局长（兼），局机构设有课长、股长。

开文垦殖局成立后，把垦殖局经营的全部土地划为农垦部和林垦部两部分。农垦部包括开远县六山镇（今砚山县稼依镇）所属荒熟地4万余亩；文山县店房、茂克、红甸地区荒熟地2万余亩，共6万余亩。林垦部包括文山县的红甸乡，开远县的丰乐等乡所属荒熟地10余万亩。

稼依坝4万余亩土地，过去因无系统灌溉设施，广种薄收，全依赖老天下雨种庄稼，收成毫无把握。土地每年被耕种面积不到实际面积的四分之一。开文垦殖局成立后，仅用三年时间，就建起了3座堤坝，堤坝涵洞溢水道15道，灌溉干渠30公里，干渠桥涵300余座；二级支渠100余公里，支渠桥涵100座，并把原来弯弯曲曲的主坝引水沟改宽改直，用青石镶砌沟底沟帮，在沟两侧种植油桐、油茶果数万株。这些水利设施建设，使稼依坝子4万多亩田地的种植条件得到了有效的改善。1942年，垦殖局从玉溪引进吊谷品种大面积种植，获得了很可观的收成，亩产由原来的一公石增加到了二公石，种植的3万多亩吊谷，共收获稻谷6万多公石。(www.daowen.com)

1940年，开文垦殖局开始试种美国烟草100亩，除虫菊200亩，也获得了比较好的收成。到第二年，即1941年，收入就达541万元，增加了六成。20世纪40年代前半叶，正是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期，美国开始抵制日丝，中国白丝便取而代之，丝价较高。1940年，开文垦殖局奉命经营蚕丝，并因此成立了蚕桑局，种植湖桑200亩，本地桑树10万亩，是年试育秋蚕，成果较好，为垦殖局赚了大钱。但到后来，因国际交通受阻，蚕丝销路不畅，蚕桑场只好并入农场经营，等待时机。

除种植水稻、烟草外，油桐、蓖麻也是开文垦殖局重要的种植产业。1940年到1942年期间，全局共种植油桐130多万株，蓖麻20多万株，两项面积达39153亩。油桐种植场分为七个分场，种植的油桐成活率高，长势良好，三年便开始有了收入。与此同时，畜牧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到1942年初，全局共饲养陕西驴、本地骡马、乳牛等大牲畜近千头，还有数千只（头）的鸡、猪、鸭、鸽、兔等。这些畜牧业的管理方法，是在林场中设副产分场，安排人员专司饲养，效果较好。

随着农林牧副业的发展，加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1940年，垦殖局先后购进12匹、14匹马力的碾米机各一台，美制汽车2辆，负责垦殖局所产稻谷的加工和运输。购置英造37匹马力的柴油引擎，及与之相配套的25马力、220伏电压的发电机各一台，用于碾米机的动力和局机关的电灯照明。其间，还建起了能容纳4000立方米粮食的仓库两所，建起了物资供应社，并在开远、昆明设立办事处，负责全局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采购和销售工作。

为了培养人才，提高职员的文化技术素质，1942年，垦殖局还办起了职员子弟学校，实行职员子弟免费教育。学校除了聘请教员任教外，还从局机关中抽出部分技术骨干担任专科教员，对学员进行农科技术教育。

开文垦殖局辖区是彝族的主要聚居地区，垦殖局推广应用先进的农林生产技术，对区内及其周边地区的彝族影响较大，使这些地区彝族落后的生产状况有了一定改观。当时的垦殖局辖区人口中，彝族人口占了近一半。这些彝族，特别是居住在坝区的彝族，后来许多都讲起了汉族话，讲本民族话的人越来越少，甚至改变了民族成分，直到今天，这一带的彝族很少有人会讲本民族话了。

刘治熙在当开文垦殖局局长的四年间，垦殖局的管理是比较严谨的，而且也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果。四年间，垦殖局根据垦殖工程中的农务变化情况，对垦殖局机构做了三次大的调整。

1939年建局初期，由于工作重心是水利工程施工和农作物新技术栽培，机构上就在这两方面加强了力量。局下设工务、经济、财务、总务四课。工务课中设有工务、材料、设计三个股，还有三个测量队，六个工务段，人员72人。经济课设农林、租产两股，人员11人。总务课设文书、庶务、卫生三股和一个警卫队，人员18人。全局干部和工作人员总数117人。

1940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局机构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设了蚕桑局、清查队、供应社、仓库、机器厂等，局办林场也由两个分场分为九个分场，将原来的六个农场改设为四个分场。各课组分工明确，如油桐林场，人数36人，下辖事物、技术两股和一个林警队。除场长外，事务股设主任1名，办事员2名，学习员1名，司事2名；技术股设主任1名，分场员2名，技工4名，学习员14名，林警队长1名，保林员7名。局机关也增添了顾问、技正和助理员，全局干部职工人数增加到273人。

到1942年，开文垦殖局的各方面建设基本就绪，为了进一步发展，刘治熙又对垦殖局机构做了一次大的调整，把原来全靠拨款定人定编的经营管理单位改为自负盈亏的经济核算单位。除关系全局的技术室、秘书、总务、财务、警卫队外，其余全部编入各生产部门，由各生产部门按其事业发展的需要自行设置所需机构和人员，自付薪饷开支，并将这些开支列入事业发展成本，“以获利之厚薄拟定其组织的大小，使主持人顾及利润之考成，为经济有效之使用，庶人无闲见，职无旷费；不论其事业大小，阶级高低，均使其独立经营，以便考核其盈亏及其之当否”。为此，刘治熙把全局改为三大部，即计划部、管理部和事业部，除计划部和管理部的极少数单位和人员归局长按技术业务考核外，事业部下属各场均实行利润成本考核，从而促进了垦殖局生产的不断发展。1940—1942年，是开文垦殖局发展最好的时间段。

刘治熙把土地、原料、工具、人工称为垦殖局发展的四大要素，提出要全面实现“地尽其利，材尽其用，器尽其能，人尽其才”的管理和发展要求，并按这样的要求，在租产课中设置土地管理股，凡公产地均制成千分之一的管理图，按其来源编号，并按收成的多少，把土地分为三等九则，每亩全收成达一公石者为下下，二公石者为下中，直到九公石者为上上。除管理图外，各村公产均编为两种记录，一种为公产登记册，按其来源分为五类；另一种为公产管理纪录，按上述的三等九级管理。前者测量考查后编号登记，由公租股负责，技术股协办；后者根据公祖股的登记册登记情况，由技术室编制公产改良计划，属于灌溉及交通方面的，再由工程技正考查计划；属于土壤耕作改良方面的，由农事技正考查计划，最后由租产课督促耕农实行改良，将土地改造成为良田。

公租股有考查佃农勤惰，以及招佃解佃和催租立约登记之职责；佃务股则负责督促指导佃农讲究耕作方法，改善经营管理之责，使各村寨成为健全的生产单位，还要负责做好教育和公共卫生工作。

招贤纳士，量才使用，也是开文垦殖局前期发展较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垦殖局成立初期，刘治熙在全省广招熟悉农业水利的专业技术人员，先后从昆明、个旧、开远等地招聘了主管财务的郭振华，精通水利的专家丁修禄、童启昧、杨泰椿，农田垦殖和农作物种植技师陶汝泽、钱青壁、黄佩贤，以及林业工程技术员马兆鹏，后勤总管李柏棠等40多名技术人员到局任职，成为开文垦殖局前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然而，由于形势的变化，抗战在全国全面展开，省政府精力难以顾及，加之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腐败，开文垦殖局发展的好景不长。1943年以后，垦殖局的生产就日趋衰落下来。

1842年，开文垦殖局由省财政厅划归省企业局管理，省财政不再拨款资助，由垦殖局自负盈亏。时值刘治熙正打算实施进一步扩大发展计划之际，省财政厅的突然停止拨款，给他当头浇了一盆冰凉的冷水，使他一时进退维谷，经几次上书报告省主席龙云、省财政厅长陆崇仁，请求继续给开文垦殖局拨款无果。刘治熙一气之下，于1942年6月辞职回了昆明。

刘治熙走后，马崇周继任局长。由于没有了财政拨款，加之抗战日趋激烈，省里无人过问，垦殖局职员随意来去自由，纪律涣散，马崇周也无所适从，只好坐享其成，收租索利过日子，他当局长一年多，垦殖局收入只减不增。于是，到1943年底，省企业局撤消了马崇周的局长职务，任命郭子义为局长。

郭子义是省企业局局长的女婿，他上任后，也不思创业，一心上搞投机钻营，下侵吞垦殖局公产，盘剥佃农，在任期间，也毫无建树。1948年冬，共产党领导的“边纵”游击队在稼依一带开展“反三征”斗争，小稼依彝族农民管新华组织农民赶走了郭子义。

郭子义被赶走后，省企业局又任命文山县的龙开甲兼任开文垦殖局长，但此时，共产党领导的“边纵”游击斗争烽火已遍布滇东南各地，游击队进驻稼依，垦殖局的职员纷纷离职回家，许多佃农则参加了游击队，垦殖局由此分崩离析，进而最后瓦解，龙开甲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稼依地区人民曾对开文垦殖局的四任局长编过这样的一段顺口溜：“刘治熙治家，马崇周享福，郭子义败家，龙开甲捡烂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