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从1934年起，在西南彝区普遍推行保甲制度，以此强化对彝族等各族人民的统治。在这种保甲制度的控制下，农村各级政权都被地主阶级所掌握，他们充当区长、乡（镇）长、保甲长，以及乡丁、保丁等。在土司、土目还有残留的地区，乡村政权也被他们所掌握控制。为了防止各族人民的反抗，国民党政府利用保甲制度实行相互监视、互相告发的“保甲连坐”法，使彝族等各族人民深受其害。

保甲制度作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种基层政权组织，同时又是统治阶级搜刮人民血汗的剥削机构。反动政府通过保甲制度在各族人民中征兵、征粮、派款，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诸如耕地税、粮税、乡保经费、烟酒税、屠宰税、壮丁费、保安费、招待费、人头税、救国捐等等，这些税费占去了农业总收入的30%以上。这一时期，土司制度还有残留的地区，土司、土目为维护自己最后的统治，普遍加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并设立监狱和各种刑具，任意关押、吊打，甚至屠杀农奴。

近代，彝族人民由于长期处在封建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的枷锁桎梏中，加上多数彝族居住于山区、半山区，居住地区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和阻碍，彝族人民终年拼死拼活地劳苦一年，到头来连基本的生活衣食都得不到保障。耕作粗放，不少地区都保留着刀耕火种、种庄稼不施肥等早已落后的原始耕作方法，种一大坡，收一小箩的生产方式比较普遍，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靠天吃饭的状况十分明显。又加之反动统治阶级的疯狂压迫，以及彝族内部长期沿袭下来的频繁的家支、家族内斗不止，造成了彝族人口的大量锐减，田地荒芜，使本来就很低的生产力水平遭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人民生活更加疾苦。巧家县陆、龙两家彝族大地主长期相互械斗仇杀，每进行一次械斗仇杀时，双方都要驱使上千的人为之送死，死亡最多的一次竟达420余人，在文山州的彝族地区，这样的家支（族）内斗情况也不同程度地经常发生，直到如今，仍然在观念上不同程度地在影响着民族内部的团结。天灾加人祸，让广大彝族人民生活陷入了十分悲惨的境地。彝族人民聚居的山区，大都以苞谷为主食，其次是荞、洋芋和豆类，许多彝族农民一年中有大半时间没有粮食可吃，不得不靠野菜甚至草根、树皮充饥。遇到灾荒年景，更是饿殍遍野，哀鸿处处。1925年，昭通地区遭遇大雪灾害，有1万多彝、汉族人民被活活冻死、饿死，无数人家被迫卖儿卖女，许多青壮年离乡背井乞讨流浪他乡。巧家县小河村当时有309户人家，有107家因为没有房屋而长期住在岩硐中。清咸丰八年（1858年），云南发生全省性的大饥荒，就是后来老百姓中常说的“大饿那年”，每升米卖到八百文，使当时人口不足5万的丘北县饿死者以数以千计，而且这些饿死者有许多就是彝族，民国《邱北县志》称之为“民死无数”。那时，彝族人民还要在卫生条件恶劣，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经常面临疾病夺命的威胁，天花、霍乱、鼠疫、疟疾等传染病时常流行，使一些村寨不时地笼罩在“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凉之中。1948年，元阳县疟疾大流行，仅有57户彝族的石门村，一天就死去了16人，其中有一户11口之家全部死光。这样的情况在旧中国时期的文山地区并不少见。至于那些还处于奴隶社会制度下的彝族人民，生活则更加悲惨。

新中国成立以前，大、小凉山一些地区还处在农奴社会中，社会阶层分为兹莫、诺伙、曲诺、阿加、呷西5个等级，其中兹莫和诺伙属于统治阶层，有着相同的等级特权，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主要占有者，又是阿加和呷西的主要占有者。曲诺是被统治者中人数较多的等级，虽然他们有一定相对的自由，但仍属于兹莫和诺伙等奴隶主的控制范围之内。阿加则没有人身权利，也没有婚姻权和对子女的亲近权，主子不但要抽其子女做呷西，而且有权将他们赠送和出卖。呷西是最低等级的奴隶，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常年住在主子家，不分白天黑夜地随时听主子使唤，稍不注意就是皮鞭、酷刑加身，甚至丧命。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而且还占有劳动者人身。奴隶们要为奴隶主服各种各样的劳役，奴隶主可以对他们随意进行买卖和杀害，不少奴隶因饥饿或疾病而常常死于山野间、道路旁或田地里。

在大、小凉山的农奴社会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统一的政权组织，在实际生活中，起着政权组织作用的是被称为“楚家”的父系氏族组织，即家支制度。“楚家”除继续保留部分血缘组织的职能以外，已成为贵族奴隶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家支分为诺合（黑彝）和诺伙两支，其特点是：每个家支都有一个用父系氏族命名的称号，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实行父子连名谱系制，有相对稳定的居住区域，实行家支外婚；绝业财产按亲疏远近，依次由家支内部继承；家支成员间有互相帮助血亲复仇的义务。家支有各自的领袖人物——家支头人；家支成员在家支集会时，对某些事项的决断有赞成或否决的权力。

诺伙家支作为大、小凉山农奴社会的上层统治者，除了以父系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全部诺伙男女，作为统治阶级集团的这一环节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家支头人会商制度。家支的头人有“德古”和“苏易”两种。凉山彝族谚语说：“彝区的德古，汉区的官府。”“德古”在彝语中的意思是“能说会道，善于辞令的尊者”，是农奴主专政的执行者。“苏易”的彝语意思是“为大家办事的尊者”。“苏易”熟悉家支谱系和历史典故，阅历深，见识广，能巧言善辩，享有威望。“德古”和“苏易”是依靠其调解纠纷和办事的能力而自然产生的，其职能和地位的更替也随其办事能力的消退、弱化而自然消失。“德古”和“苏易”统理着行政、司法、军事等各种事务，是诺伙家支组织中的中心人物。

家支间的重大事务，非头人所能解决的，就要召集诺伙家支会议，共同商讨做出决定。会议形式主要有“集尔集铁”与“蒙格”两种。“集尔集铁”的彝语意思即为商议，是几个头人和少数家支成员参加的会议，其形式并不固定，汉语之义就是头人会议。这样的会议既可以讨论并决定家支中的一般问题，也可以商议一些重大的问题和事项，然后提交家支大会做决定。

“蒙格”的彝语意思是“开大会”，即家支成员参加的重要会议。讨论的问题如本家的成员被杀，讨论决定如何与外家支进行冤家械斗问题等。讨论这样的问题时，除了本家支的诺伙以外，属于本家支的曲诺和阿加也可以参加，因此参加的人很多，常达数百人甚至上千人。此外还有家支联合会议，彝语叫“基格蒙格”；还有内支会议，彝语叫“乌尼蒙格”；还有由诺伙贵族妇女为解决妇女问题召开的会议，彝语叫“尼莫惹莫蒙格”。

诺伙家支的职能主要有：一是维护奴隶主的神圣特权地位；二是保护奴隶主的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决定对外发动掠夺战争；三是维护贵族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四是保护本家支的利益，并同别的家支进行联合或战争。(www.daowen.com)

在大、小凉山的农奴社会中，奴隶主为了掳掠奴隶、财富和土地而经常发生各家支间，甚至家支内部各分支间的械斗，汉语俗称“打冤家”，彝语叫“吉尼吉舍”。从表面上看，冤家械斗带有明显的血亲色彩，实际是农奴社会中用武力解决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冤家械斗除一些小型的、偷袭式的械斗由当事人纠集少部分人进行打斗外，大规模的械斗必须经家支蒙格进行充分的研究和组织。冤家械斗的结果都比较严重，这种结果第一是造成人口的大量伤亡；第二是给生产带来了严重破坏；第三是阻碍了交通贸易的发展，使这些地区更加封闭；第四是毁坏和消耗了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更加降低；第五是加深民族内部的隔阂，造成民族内部的严重不团结。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军阀的包庇和放纵，彝族地区特别是大小凉山彝区，罂粟种植十分泛滥。到20世纪40年代末，越西县瓦吉木乡有个村子的400户人家中，种罂粟的人家就有328家。

种植罂粟、出售鸦片的收入主要归奴隶主。由于鸦片运输简单，获利大，因此成为奴隶主们获取利益的特殊商品。彝、汉两族民间传统的商品交换，主要是以彝区的牛羊皮、药材等土特产交换汉区的盐巴、铁农具、各种金属炊具、布匹等。种植罂粟以后，加上频繁的鸦片交换，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和变化，一些彝、汉杂居地区乃至一些单一的彝族聚居地区，出现了专门买卖鸦片的畸形“繁荣”景象，这在当时的文山彝区也很普遍。

罂粟的种植和鸦片的买卖，给彝族地区社会的影响主要有四方面。

一、罂粟种植对粮食作物种植的排挤。由于利益的驱使，好田好地都用来种植罂粟，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造成了粮食的严重减产。随着粮食产量的不断下降，粮食价格便随之不断升高。鸦片价虽然高，但收入主要是地主和奴隶主的，而粮价升高，挨饿的却是农奴和农民，在饥饿不断加重的情况下，民不聊生，盗贼四起，使人民进一步陷入困苦之中。

二、鸦片对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前，彝族中吸食鸦片的人数比例达30%，少数地方高达50%以上，这就造成了劳动者体质和智力的严重下降，进而又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当时的文山州，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几乎处处都有烟馆，许多人家都有烟具。小小的马关县城，竟有数十家烟馆对外经营，而且生意都很红火。当时才300多户人家的八寨街，也开有十多家烟馆。鸦片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一些人家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文山城开“永顺号”双合商铺的江姓大富人家，主人江锡（江映彩）曾中过前清武举，门前立有“武魁”匾和标杆，算是显赫的人家了。后因夫妻二人均吸食鸦片堕落，整日卧床不起，把一个生意兴隆的商铺弄得冷冷清清，日益衰败下来。其两个儿子也习染烟瘾，父死后不但不事生业，而且更加肆无忌惮地吸食鸦片，不但败光了全部家产，连埋在地下其祖父的秃杉棺木也挖出来卖掉买鸦片吸食，最后兄弟二人都成了饿殍。马关县城也有个经营商铺的左姓人家，算得上是当时马关县城的一家殷实之户。主人左大昌夫妇有个独生子叫左万兴，因父母过度溺爱，从小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闲游浪荡、行欢作乐的安逸生活，长大后又成了鸦片烟鬼，整日吞云吐雾，卧烟榻不起。父母过世后，左万兴不思持家护业，坐吃山空，最后也落下了妻死子走的结果。这样的事并非个别，几乎到处都有。

三、吸食鸦片的恶习进一步激化和扩大了家支纠纷，加剧了冤家械斗的烈度。过去械斗中的刀、棍武器变成了枪支弹药，伤亡人数与日俱增，对社会的危害和生产力的破坏进一步加重。吸食鸦片的恶习也伴生起了赌博之风盛行。赌博者大都十赌十输，砚山县彝族民间流传的《赌博调》，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

四、鸦片的产销虽然扩大了彝、汉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规模，但却造成了彝区农业、畜牧业和各种手工业的严重停滞不前，导致了彝区经济的畸形发展，结构严重失调，使绝大多数彝族人民在虚幻的鸦片经济“繁荣”中仍然摆脱不了极度贫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