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前，云南的铜年产量一般都在1000万斤以上。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廷规定各省解银入滇承办京铜的资金移作对外“赔款”；洋货涌入，白银外流，银贵钱（铜钱）贱；洋铜输入中国，占领了滇铜的国内市场，导致滇铜市场一蹶不振，年产量减少到了百余万斤。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和矿务大臣唐炯等人，两度倡导复兴滇铜，并采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办法，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购买外国机器，聘请日本技师，在东川铜矿采用机器生产，但成效甚微，仍然无法抗衡殖民主义经济的强势控制。辛亥革命以后，滇军都督府采取了一些保护工商业和振兴云南经济的措施，并于1913年成立官商合办的东川矿业公司，扩大铜、铅等矿业生产。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铜、铅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价格上涨，刺激了生产，使产量一度恢复到200多万斤。但战后由于国际对铜的需求量减少，加之军阀肆意提用官股、官吏贪污和管理不善等原因，铜产量又大幅度下降。

但与此相反，1889年蒙自开海关以后，锡业却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既表现出了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又反映了云南民族工商业在夹缝中求生存发展的状况。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后，长期封闭的中国经济被卷入世界市场。当时锡在世界市场上是紧俏商品，而个旧生产的大锡，正适合国际市场的需求。由于当时云南农村经济凋敝，许多破产的彝、汉农民成为矿业资本家廉价的劳动力。许多彝、汉农民为了谋生，到个旧矿山，用土法开采锡矿，冶炼大锡，使个旧锡矿成为利润最丰厚的产业，吸引了大批中外资本家和官僚、地主云集个旧和蒙自，促进了云南锡业的发展和繁荣。

1904年，法国垄断资本家修筑的滇越铁路经红河和文山之间进入昆明，洋货由此开始大量倾销边疆地区，外国资本家大量涌入个旧、马关、文山等锡、铜、银矿区。开化府辖区的文山、马关，广西州（今泸西）辖区的丘北，以及广南府辖区的一些矿山，都涌入了许多外地人，开采金、锡、铜、锑、银等金属矿藏。文山白牛银厂的开采人数多时达万人，马关都竜铜矿、马固金矿的开采人数也达上万人，在丘北舍得开采锑矿的也有数百人。在采矿业的刺激下，边疆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也被带动起来，随之便开始出现买卖、租佃、兼并土地的现象，产生了一些工商兼地主的富户，有权势者大肆兼并农民土地，地主拥有的土地迅速膨胀扩大。据《文山县志》载，清末民初时期的文山县，6%的地主竟占有了全县70%左右的土地。清《马关县志》也载，清朝末年，马关全县（包括今红河州河口县）有20006户人家，完全丧失土地的农民达10500户。大批失地农民除给地主做工、租地当佃户外，其余大都流入矿山当“砂丁”做苦力谋生，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帝国主义主义分子和国内统治阶级还通过制造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挑起民族间的相互械斗和仇杀，从中渔利。清末民初，开化府辖区连年灾荒，人民生活极其悲苦。据《马关县志》载，当时，“饥民以充食物之草根、木实达数十种之多，掘剥殆尽”。又说：“中产之家化为奇穷，下等之家咸为饿殍，真前古未见之凶荒也。草根树皮搜掘一空，加之国家多故，兵赋纷烦（繁），有不可胜言者。”

个旧是滇东南乃至整个云南彝区最重要的矿业开发中心。个旧生产的大锡，绝大部分经蒙自出口运销世界各地，出口量几乎与生产量相当。然而，锡业的发展完全是建立在剥削矿工血汗基础上的。清末民初时的个旧锡矿，矿工一般都在五六万人，多时达十余万人。这些矿工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家的重重压迫和剥削，工人工资极低，住宿十分简陋，饮食极差，生产方式极为落后，作业条件十分恶劣，矿坑低矮狭窄，支架不牢靠，通风、排水不畅，卫生条件极差等原因，矿工因为矿坑垮塌被埋死、空气不通被闷死、疾病流行无医无药病死等情况经常发生，死亡率极高，矿工命运十分悲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的经济命脉，在原来侵略占有的基础上，先后又在云南彝族主要聚居地区的中小城市建立了许多经济垄断组织。英、美、法等国的殖民者相继在云南的昆明、蒙自等地建立起了慎日洋行、美孚石油公司旗下的旗昌洋行、万国储蓄会、中法储蓄会、加波公司等数十家掠夺性的企业，进一步操纵了这些地区的财政金融与进出口贸易，并控制了许多矿冶业，榨取各族人民血汗。如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从1914年到1930年期间，就掠夺了银元14559299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云南出口的锡锭外汇收入中，有60%被法国人的银行所垄断。这些银行还经常扩大纸币发行量和一再改变法纸币（法国在越南发行的纸币）与滇币的兑换率，仅在1929年就先后由1∶4.75改为1∶9.45，之后又改为1∶22。与此同时，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入超数逐年增加。到1933年，蒙自海关的入超数就比1929年增加了123.2%。法国还利用滇越铁路榨取了很多的巨额利润。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滇越铁路所获得的利润比1919年增加了12.2倍。1915年到1930年末，仅万国储蓄会就掠夺走了储金6000多万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乘英、法自顾不暇之机，将掠夺之手伸向彝区，派出宾福士、卓柏麦对东川、个旧两矿进行侦察。1943—1948年，又先后派美军后勤部国外经济调查人员、“美国锑钨技术考察团”“美援代表团”以及所谓的“矿业专家”“进出口商人”等分别进入东川、个旧等地活动，搜集经济情报。1948年，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锡砂抵偿贷款》和《云锡运美精炼》两个协定，基本上控制了个旧锡矿。(www.daowen.com)

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侵略也不断加强。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先后派遣第十四航空队、第十九航空队及许多陆军驻扎云南的昆明、昭通、曲靖、陆良、建水、蒙自以及四川的西昌、贵州威宁等彝族地区。大批美国特务则云集西南各省，到处建立间谍网络、特务机构，协助国民党训练特务，残酷压榨各族人民。

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自1915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仅在滇东北的武定、禄劝、元谋等地，基督教内地会的一个派别就建立了总堂、分堂、支堂226个。据1954年统计，云南省的基督教堂竟达901个之多，分布在全省85个县（市）。1938年至1939年间，云南各地有天主教堂16个，小教堂111个，教徒21724人，还有预备入教者16339人。当时文山州的文山、砚山、马关等县（市）中的教堂，就是这些教堂的组成部分。这些教堂中的一些不法传教士和牧师采取各种手段，除了不断加强对彝区经济的剥削和掠夺外，还从事各种情报收集等特务间谍活动，并在各民族间挑拨离间，破坏民族团结。

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不断扩大垄断的同时，官僚买办集团也利用他们手中的特权发行纸币，操纵外汇，征收各种田赋税，投资原属于民族资本的工矿企业，并通过各种政治手段，排挤民族资本。帝国主义与官僚买办阶级勾结的结果，造成了彝族地区民族资本的日益凋敝。1929年前的几年间，个旧锡矿年产大锡11800吨左右，到1934年就下降到了6025吨，到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更是下降到了1048吨。

在地主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彝族地区，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阶级分化剧烈，土地占有的不平衡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与文山州相邻的蒙自县，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其所占的好田好地尽达70%以上；而占农业人口90%的贫苦农民，其所占的好田地还不到总数的10%。类似这样的情况，当时的文山地区也大体如此。这一时期，大批的洋纱、洋布、煤油、香烟、毛呢、毛毯等洋货充斥市场，渗透到彝族的经济社会生活中。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土司、土目的生活日益腐朽，这就必然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这种加剧剥削的突出表现，就是地租的不断提高，有的地方的地租竟达到了农业总收入的60%到70%，有少数地方甚至公开霸占自耕农的田地，以及牛、马、羊、猪、鸡等财产。他们还强迫农民种植罂粟，进行高额的鸦片烟租剥削。这样的情况在滇东北、黔西北、滇中以及滇东南的红河州、文山州都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