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清政府的统治陷入了更加深刻的危机之中。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辛亥革命从酝酿到爆发的过程中，彝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积极参与了全部的革命斗争历程，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孙中山早年在国外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时，一些思想进步的彝族知识分子就开始追随他的革命主张和理想，随后又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安健、黎天才、余若瑔、禄国藩、余建光、胡国秀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安健（1877—1929年），字舜卿，贵州郎岱（今六枝）人，是水西彝族土司后裔。少年时，安健就学于安顺府学，后考取诸生（秀才），游学于贵阳，其间目睹了许多清朝地方官吏的腐败和贪欲，及其对人民的剥削和残害，进而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萌发了武力推翻清王朝腐败统治之念，并很快就组织了具体的实际斗争。事败后，安健于1905年东渡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第一批同盟会会员。

孙中山很器重安健，多次派他回国到西南地区各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并先后参加了钦廉起义、河口起义和广州起义，虽屡遭失败，仍未动摇过他“推翻帝制，建立各民族平等共和国”的坚定革命信念。

广州起义失败后，安健再次东渡日本，担负起了同盟会本部和贵州自学社之间的联系工作。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安健敦促并指挥贵州自学社张百麟发动起义，响应辛亥革命。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孙中山在日本召开会议确定分省讨袁，任命安健为贵州讨袁护国军总司令。1916年4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一命呜呼，但各省军阀却趁机各据一方，为扩大自己势力而相互混战。安健不愿与军阀为伍，于1917年初与同族人余达父在上海创办《新觉报》，宣传三民主义，鞭挞军阀，在国民中造成了很大影响。同年，孙中山当选民国大元帅，任命安健为大元帅府参议。随后又任命他为川边宣抚使。1923年7月，安健到广州任大本营咨议。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安健参加组织讨伐两广军阀龙继光等的斗争。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即新三民主义。安健积极拥护，并与廖仲恺等一起，与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了充实革命武装力量，安健先后从贵州挑选百余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其中彝族青年有20多名，后来大都成了北伐的骨干力量。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安健参加周恩来、陈延年等组织的“西南同志会”外围组织，与周逸群等共产党人一起，团结、争取国民党的滇军、黔军、粤军、桂军中的左派力量，推进北伐，促成黔军彭汉章加入北伐军，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安健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下辖贺龙、杨其昌两个师。第九军北伐以后，一路所向披靡，很快就打到了长江沿岸。但在此时，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排挤屠杀共产党人，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安健团结在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中，坚持与国民党右派做斗争，被国民党右派视为“赤化分子”。1929年，龙云打死了贵州军阀周西成，安健回到贵州。同年6月，安健出任贵州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0月12日病逝于昆明，终年52岁。国民党政府追授安健为陆军上将，并将其故乡上官乡改名为舜卿乡。

安健在被孙中山任命担任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贵州支部书记长、贵州讨袁护国军总司令和川边宣慰使等职期间，曾深入四川凉山、甘孜、理塘等彝族和藏族地区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和主张，孙中山曾亲笔题写“天下为公”条幅相赠，以表彰他全身心为革命所做的贡献。1929年，因长期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安健病逝于昆明。

安健生前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著有《贵州民族概略》《贵州土司现状》等书。1986年4月，贵州省民政部门为安健重修坟墓，举行新墓落成仪式，并作为省级重点文物进行保护。

黎天才（1866—1927年），字辅臣，出身于丘北县八道哨乡黎家庄一个贫苦的彝族农民家庭，自幼父母早亡，随兄谋生。

1883年，法国殖民者在中越边境地区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时在清军衡字营当勇目的黎天才随军入越抗法，其所在部队与法军连续鏖战了36昼夜，打败了法国殖民军的猖狂进攻。战斗中，黎天才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总是冲锋在前，奋不顾身，率先攻入敌阵，“以勇著，屡挑前敌”，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后，黎天才因战功卓著，以勇目提升千总并尽先补用。随后又奉命带兵驻守中缅边界，历时6年，将英国侵略军拒之国门外而不得入，后被晋升为都司衔蓝翎守备。

1893年，黎天才奉命调驻贵州。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天才奉命调出山海关御敌。1899年，被调驻防浙江沿海海防，并被任命为浙江清军左营管带，率部粉碎了意大利侵略者企图占领我国浙江沿海的阴谋。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黎天才响应革命党人号召，在上海吴淞口率部起义反正，宣告光复上海及其周边府县，被推举为吴淞国政分府水陆军统军，人们以其字“辅臣”之名，称其部为“辅军”。接着，黎天才与江苏、浙江义军统领在江苏镇江商讨会攻南京之策。之后，率部与各路义军协同进攻南京，并担任先锋。经6昼夜协同奋战，率先攻进城内，占领了南京，宣告南京光复。随后，各路义军推举黎天才为江南第一镇统制。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黎天才调湖北担任江南留鄂第一师师长，授陆军中将衔，分获二等文虎勋章和二等嘉禾勋章。之后，陆军第一师改为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兼任襄郧镇守使，又授二等宝光嘉禾勋章。1917年（民国六年），黎天才与荆州第一师诸将共谋反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起义，宣告湖北独立，并被推举为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率湖北靖国联军进攻段祺瑞的北洋军阀势力，先后占领荆州、宜昌、南阳、万县等重镇，其势威震四方。嗣后，晋升陆军上将，授一等文虎勋章。

1922年（民国十一年），黎天才回到云南，被云南督军唐继尧任命担任滇东南边防督办，驻防广南，镇守边疆。其间，为了扩充实力，黎天才回家乡丘北建立了13个分统。然而，担心黎天才又一次做大而威胁自己地位的唐继尧，又把黎天才调回昆明，委以闲职，让其闲居在昆明。

1927年（民国十六年）7月8日，黎天才在昆明逝世，终年61岁。逝世后，黎的遗体经由其属下——原湖北靖联军第一梯团团长李世贤（丘北县舍得乡落母村人、彝族）护送运回家乡黎家庄安葬。

黎天才是一位反帝反封建的彝族爱国将领。虽然在辛亥革命前，由于历史的时代局限，以及他所担任职务的局限，使他在早年也做过一些效忠清朝廷，带兵围剿浙江和山西农民起义的事。但尽管如此，纵观黎天才的一生，他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所做的贡献是主要的，也是杰出的。辛亥革命前，他在戍边御敌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屡建功勋，显示出了不畏外来强敌，誓死捍卫祖国尊严和领土完整的英雄气概。在他身居军界高位以后，又义无反顾地举义旗参加辛亥革命，为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及之后的护法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余若瑔（1869—1934年），字达父，又字达甫，贵州毕节人，原籍四川古蔺县，是四川彝族永宁土司后裔。清光绪甲辰、乙巳（1904—1905年）年间，时任永宁道尹的赵尔丰，出兵镇压苗沟等地少数民族，并调余若瑔的哥哥余若煌为其襄办员，余若煌因不愿跟随其去镇压人民而被陷害入狱。余若瑔救兄无策，又怕自己也被株连，于1906年带着其兄之子余祥辉（余建光）、余祥炘（余景炎）及其子余祥桐负笈东渡，留学日本。余若瑔考入东京和佛法律大学，一面攻读法律课程，一面支持侄子、儿子参加孙中山、黄兴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不到一月，以张百麟、周素园为首的贵州自治学社也在贵州举行起义。余若瑔获悉贵州起义的消息后，迅速赶回贵阳并参加起义队伍，并先后被选为立法议员、省议会副议长。

辛亥革命成功后，贵州由于所处地理位置较为重要，加之云南军阀唐继尧为满足其对外省的扩张野心，与贵州宪政党人勾结，亲率3000滇军，以北伐为名，妄图“假道灭虢”，控制贵州。安健、余若瑔等为维护贵州的辛亥革命成果，与唐继尧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其间，在他的影响之下，威宁、水城一带的彝族人民在安桂林、安三兄妹的领导下，与唐继尧、刘显世率领的滇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斗争，直至以身殉职。

1917年，余若瑔与安健一起在上海创办《新觉报》，宣传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军阀各据一方，相互混战，祸国殃民。其文章“震惊海内”。之后又到南京开设律师所，从事律师职业，时人称其为“仗义执言，耻附权贵”。彭汉章任贵州省主席时，回贵州担任省审判庭刑庭庭长。在职期间，廉洁奉公，秉公办案，明断冤狱，很受人敬重。不久，贵州军阀周西成当政，余若瑔不愿与其为伍，便弃官到昆明。王家烈做贵州省主席时，邀余若瑔回贵阳做省政府名誉顾问，1934年病逝于贵阳。

余若瑔饱学经史，不仅精通汉文，也精通彝文和日文，是当时很有才气的彝族作家和诗人，他研究彝族历史的著作，博征汉文和彝文文献史料，综合比较，考释校刊，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主要作品有《邃雅堂诗集》《罂石精舍文集》《蠖庵拾尘录》《且兰考》《且兰野史》等。当时有名家在评价余若瑔的作品时说：余若瑔是“读书万卷，用宏取精，工书善文，尤擅诗名”。

余建光，又名余祥辉（1891—1919年），余若瑔的哥哥余若煌之长子。

1906年，余建光和弟弟余景炎一起，随叔父余若瑔到日本留学，考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期间，兄弟俩一起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与推翻清王朝的民主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余建光随胡汉民等回国到广州，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战斗，随后被派往上海协助陈其美工作。不久，袁世凯搞复辟称帝，余建光又投身讨袁护国的战斗中。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继续卖国独裁，破坏临时约法。1917年，孙中山号召护法，并组织护法政府，余建光被任命为湘西靖国联军前敌总指挥，转战于沅澧、鄂蜀之间，屡建战功。1919年6月，余建光病逝于上海，英年早逝，时年仅28岁。

余建光逝世后，中国近代著名记者，同盟会会员冯自由写了《铁血男儿传》，宣传余建光的英雄事迹。1920年5月，孙中山亲自为胡汉民著的《余建光传》撰写序言，高度赞扬余建光虽短暂却又闪烁着革命光彩的战斗人生。序言后来被编入了《孙中山全集》。(www.daowen.com)

禄国藩（1884—1972年），字介卿，本名陇高跃。云南彝良县龙海乡红岩田坝村人。

1905年，禄国藩和其三弟陇高显一起到日本去留学，禄国藩考入日本东斌学校学习3年，其间参加了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组织，并随黄兴等将分散的各个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同盟会。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禄国藩等一批同盟会会员原来准备回国做河口起义后援的计划未能实现，又继续在日本停留了3年。1910年回国后，禄国藩到云南蔡锷部加入清军，被先后委任为清军第七十四标第二营代理排长、队官等职。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云南随即也爆发了响应武昌起义的重九起义，光复了整个云南。重九起义之前，禄国藩就不避危险，积极在清军中开展革命宣传串联活动，被清军统制钟麟同侦知，拟将其革职查办，后得蔡锷为之解脱。重九起义当天，禄国藩所在的七十四标担任主攻，蔡锷亲自到七十四标命令禄国藩所在的第二营担任前卫，禄国藩带领的队又是前卫中的前锋，他带领前锋部队首先向昆明东门发起攻击，与钟麟同督队的清军决战至次日拂晓，直至占领五华山总督府，后因功升任警卫大队副队长。

辛亥革命前夕，川南一带有许多同志会组织活动，他们各自自行设立司令部，截留地方各种捐税，扩大各自武力，声势越来越大，社会秩序因此混乱不堪，人民怨声载道，四川地方政府也对他们无能为力。为此，云南旅滇四川同乡会请求云南派兵到川南援助四川治理混乱局面。云南经过重九起义全省光复后，蔡锷便应要求派兵到川南去帮助开展治理工作。

川南同志会等组织的首领大都是之前的哥老会头目，滇军进入川南后，并不把他们作为敌人对待，而是做工作要求他们自行解散。为此，入川南的顾品珍、禄国藩等滇军首领亲自拜会各路原哥老会头目，晓以大义，规劝他们自行解散组织，但他们却置之不理，一直拒绝解散。经多次反复规劝无效后，滇军便以武力进行弹压驱散。一个月时间，混乱局面即告评定。

辛亥革命后，云南同全国一样，民主思想广泛深入人心。因此，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消息一传到云南，便引起了全省各界人士和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并群起而声讨。时在昭通任滇军步兵第九团团长的禄国藩，便在滇军中秘密开展反袁联络活动，并很快从开始时的秘密转为公开。1915年12月，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联名通电全国，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宣布云南独立，并兵分两路开始武装讨袁护国。禄国藩任护国军第五支队支队长，与朱德的第六支队同属于第一军第三梯团，随总司令部由宣威、毕节、叙永向泸州开进，并包围进攻泸州守敌。由于泸州城防坚固，加之敌众我寡，战斗十分惨烈，护国军损失严重，禄国藩的两个营长阵亡一个。部队一直鏖战了27个昼夜，才将敌军击溃。

抗日战争前，禄国藩先后出任过普洱道尹、边防督办等职。抗日战争开始后，禄国藩身兼昆明市警备司令、防空司令、云南宪兵司令数职。在卢汉的授意下，对昆明的民主运动进行过暗地保护工作。后来参加了卢汉组织的云南起义。1950年，禄国藩出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1972年3月14日病逝于昆明，终年88岁。

胡国秀（1885—1957年），字汉卿，云南武定县白路乡平地村彝族人。

胡国秀幼年时家境贫寒，11岁就帮人做工糊口度日；17岁其母病亡后，家境更是山穷水尽。人虽然穷，但胡国秀为人老实耿直。由于生活所困，被迫到云南清军第七十三标当兵。当兵后，由于勇猛善战，胡国秀由开始时的一名伙夫担任起了班长，很快又升为排长、连长……1911年，胡国秀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云南重九起义，光复云南。袁世凯复辟称帝后，胡国秀与蔡锷、唐继尧等结拜兄弟，参与组织护国军开展讨袁护国战争。1916年1月，胡国秀所在的护国军进军广西，转战湖北，在湖北岿山与大军阀冯国璋率领的北洋军主力展开激战。战斗一开始，胡国秀便担负起了前锋的重任。面对敌军重炮布防、强敌云集、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胡国秀在经过周密侦察后，趁敌人不备之机，率部潜入敌炮阵地，在消灭敌人炮兵后，用缴获过来的敌炮猛轰敌军步兵阵地，打得敌军晕头转向，迅速乱了阵脚，在护国军主力的猛烈攻击下，很快就溃不成军，慌乱逃窜。战后，由于战功卓著，胡国秀被提升为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护卫混成旅中将旅长。

孙中山逝世后不久，蒋介石便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军阀混战又起。胡国秀为此不知所从，心情十分沉重。思考再三后，便带着所部三个团回云南，途经贵阳时，被口蜜腹剑的贵州军阀周西成以设宴欢迎为名，收缴了他带领的全部武装，胡国秀只好只身回到云南。1944年，胡国秀回居家乡武定。

新中国建立后，胡国秀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1957年当选为云南省第一届政协委员，同年病逝，享年72岁。逝世后，云南省政协为胡国秀立了墓碑。

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彝族对革命所做的贡献是很突出的。孙中山领导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了云南彝族人民的大力支持。1908年10月30日，黄明堂率领的河口起义军，一路很快攻下了南溪、老范寨、新街等处；另一路沿红河北上，攻克蛮耗，进逼蒙自，其间都得到了当地彝族人民的大力支持。虽然起义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彝族人民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开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并没有停止下来。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云南爆发了震动全国的重九起义。11月2日，重九起义组织起来的革命军在昆明五华山成立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都督。都督府下设参议院、参谋部、军政部等机构。在全省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云南成为西南地区讨袁护国的革命中心。

1913年10月，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1915年5月，袁世凯又公然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条约”，加紧进行复辟帝制活动，引起了全国人民强烈愤慨。12月19日，蔡锷从北京绕道香港，转经越南，乘滇越铁路火车返回昆明。21日，蔡锷召集云南军政要员开会，通电敦促袁世凯取消帝制，遭到拒绝。27日，蔡锷、唐继尧等在昆明召开国民大会，宣布反对帝制，云南独立，并组织三个护国军，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讨袁护国斗争。

云南独立一经宣布，立即得到了全省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各族青年纷纷踊跃报名参军，短短几天，就组成了36个团的兵力，其中有不少是彝族人民的子弟。护国军组成后，经过短期训练，就向四川、贵州、广西等地进军，使这些地区也随之掀起了护国运动高潮，迫使袁世凯取消了帝制，其人也随着“洪宪皇帝”皇冠的落地，不久后便死去。

讨袁护国战争主要分为四川、贵州、两广三个战场，另在滇东南的临安、蒙自、文山、广南、富宁等地，也发生了护国军与拥袁派——广东军阀龙济光的激烈战争。

龙济光本是云南蒙自县逢春岭哈尼族土司的后代。云南护国起义前，龙济光曾与唐继尧有过联系，唐希望他响应云南护国讨袁运动，但他不但不理，反而执行袁世凯的命令，于1916年2月派其兄龙觐光率部从广西百色进攻滇东南，蒙自一带与龙氏有勾结的土司和土匪武装乘机捣乱，骚扰临安、广南等地。面对龙氏的猖狂进攻，唐继尧电令出师贵州的护国军第三军挺进部队赵钟奇、黄毓成两部回师滇桂边境，配合护国军第二军李烈钧合击龙觐光部。双方在广南、剥隘、龙潭、皈朝、百色等地展开激战，龙部伤亡惨重。1916年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并派部队配合护国军袭击龙部后方，断绝其退路。龙觐光没有了退路，其部队大部歼灭，2000多人投降，最后只好只身潜逃。

在反帝反封建潮流的冲击下，尤其是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在大、小凉山仍然残存奴隶制统治的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奴隶主的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13—1916年凉山冕宁、越西一带的“拉库”起义。彝语称虎为“拉”，称年为“库”，“拉库”即为虎年。起义高潮时期的1914年属农历虎年（拉库），故称“拉库起义”，当地彝族人民又称“拉库改土”。

“拉库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冕宁、越西地区的彝族倮伍家、罗洪家和果基诺合（奴隶主）的残暴统治；直接原因是窝普的诺合倮伍尼侯企图杀死所属曲诺木勒谷的儿子，用以“祭鬼”而引起的。此事激起了勒谷家人和曲木家支的强力愤怒。于是，曲木格那首先和窝普的曲诺曲木比目、达九布楚、马日会曲商量起义，并串联野勒乡的曲诺吉克约呷、吉克涅且和平乡的曲诺加罗阿目等钻牛皮、喝鸡血酒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并发出“大家联合起来，把奴隶主斩尽杀绝”的誓言。

1913年3月初，起义之火首先从窝普点燃起来，起义队伍打死了倮伍家3个奴隶主。之后，起义的烈火便很快燃烧到越西等地。起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主要是曲诺等级，号称曲诺“四门”，即马日什曲、达九布楚、耳额洛莫子、尼克约呷四大曲诺。在“四门”之下的领导成员中，还有地位底下的阿加和呷西等最低等级的奴隶，如曲木大汉子阿比伍基等，阿加、呷西等奴隶阶层是起义的主要力量。起义队伍占领之地，取消“扎不达”（苛捐杂税），反对“吃绝业”，反对抽子女为奴，废除无偿劳役等。

“拉库起义”震撼了整个凉山地区，沉重打击了奴隶主阶级，使奴隶主们心惊胆寒。他们有的逃往凉山中心地区，有些被迫向起义队伍投降。然而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不久后又四处活动串联，对起义队伍进行反扑。1915年春，失败的奴隶主们与汉族地主、豪绅互相勾结，在昭觉聚集起来，集中力量首先镇压了支援彝族奴隶起义的汉族农民，进而以金钱贿赂官府，购买精良武器，疯狂镇压起义的彝族奴隶，历经3年多的奴隶起义失败。

“拉库起义”虽然最终归于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度，使奴隶们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首先，它促使奴隶等级制度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一些奴隶主害怕奴隶反抗逃亡，使自己人财两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奴隶的管控，同时增加了呷西赎身转为阿加，阿加赎身转为曲诺的机会。如越西瓦吉木乡在“拉库起义”后，有9户本地阿加和外地逃来的7户阿加通过赎身后上升为曲诺。其次，起义迫使奴隶主对奴隶的压迫和剥削有所减轻。局部地区的曲诺减少了给主子的服役时间，有的甚至不再为主子服役；有的还从主子手中夺回了绝嗣后的财产继承权；有些甚至迫使奴隶主喝鸡血酒盟誓，答应不再吃他们的“绝业”。这样一来，就在奴隶制经济社会中增加了封建经济社会制度的因素。一些奴隶主改变了部分剥削方式，将一部分“节火耕地”改为出租地，转为地租剥削。使社会面貌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