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滇中、滇南和川西南安宁河流域地区，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作为彝区农村广大农民开展商品交换的主要场所——“里”或“赤”（街子）的数量迅速增多，且规模不断扩大，街子的周期不断缩短，商品交换的种类、范围和数量不断增多。随着交易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些街子逐步发展并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村镇，成为一个个的大小集市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在一些城市或集镇，如个旧、蒙自、开远、临安（建水）、开化（文山）、河口、德厚、平坝、马塘、江那（砚山）、平远、稼依、阿猛、丘北、八道哨、双龙营、曰者、腻脚、八寨、古木、珠琳等不少县城或集镇中，还出现了一些坐地或往来大小街子的彝族商贩。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商品的排挤下，和农业密切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最普遍的手工业——家庭纺织业受到了严重冲击，洋纱、洋布、洋火（火柴）等不断进入彝区，古老的棉、麻纺织机械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越来越多地停止了流动，蒙自、开远、宜良以及昆明周边郊县农村的石、木榨油机械也逐步失去了功用，越来越多的被闲置起来。另一方面，一些手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并出现了从农业中逐渐独立出来的趋势。如南华县哈苴村、建水县太平村、砚山县稼依、文山市德厚、丘北县腻脚等一些彝族地区出现了专业加工经营的造纸、白酒和食油等加工业，这些加工业的生产过程和工序也有了初步的分工，生产的产品基本都是运往外地销售。彝良县彝族大家族陇家的酿酒作坊酿的酒，过去主要是家族内农闲时生产自用。到了清朝末期以后，陇家将酿酒作坊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组织人员常年从事专业酿酒，所生产出来的酒通过彝良、奎香等地的商贩销往滇、黔两省的许多地区。同时，陇家还组织专业的马帮运输商队往来于四川叙永、云南昭通、宣威、昆明等地，贩运食油、食盐、布匹等。在文山州，类似这样的情况也开始出现。丘北县的八道哨、普者黑、腻脚，砚山县的维摩、稼依，文山市的古木、迷勒湾、老寨（今蒙自市老寨），马关的八寨、大栗树等地的酿酒、食用油加工业，丘北县舍得的羊毛毡加工业等，也不再只是单一的自产自用，而是以销售盈利为目的，逐步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生产。在交通运输十分不便的旧社会，马帮运输是城乡和地区物资交流的重要工具，文山、砚山、丘北、马关等县的彝族聚居区，随处可见长期或季节性运输的马帮，还有一些靠肩挑身背搞贩运的“货郎担”。通道沿线村镇，马店、食宿店随处可见。马关县大栗树乡的彝族李姓人家，一家人几代不分家，家庭人口多时达百人。家里除了种庄稼外，常年有数十匹规模的马帮队来往于文山、蒙自、个旧、开远之间，贩运地方土特产和洋货。家庭人口多，分工细。跑马帮的、收购贩运物资的、放牧的、在地里做农活的、在家办伙食管理家务的，样样分工细致，责任明确，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刺激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欲望，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从贫困和破产农民手中不断兼并土地，累积财富，并以此不断加强对农民的盘剥，地租不断升高。开远和砚山平远附近的一些彝族聚居山区，在滇越铁路通车以后，地租从原来的三分之一迅速提高到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有些地方除了实物地租外，还出现了货币地租。上面提到的彝良县陇家，当时租种其土地的苗族农民，租地每片（约合12亩）平均产量按每片1000斤（旧制每市斤为16两）计算，收取地租7.5斗（折合562.5斤），占产量的56.25%，此外，每亩地每年还要收取200铜钱和其他一些额外的物品。

地主阶级还通过高利贷搜刮农民，他们放贷一两银子，一年后就收取10两，甚至更多。一些地方的地主借贷出一壶酒，一年后要还一斗粮，使许多彝族农民把生产出来的粮食和农产品全部用来还债而不得食用。不能偿还的，就以牛、马、羊、猪和鸡折抵，甚至以田地、儿女作抵，弄得一些彝族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到头来连自己的土地也尽为他人所有，由此破产的农民越来越多。(www.daowen.com)

在帝国主义侵略要冲的滇南地区，尤其是滇越铁路沿线，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一些地区的经济作物面积逐步扩大，品种逐年增多，但这种扩大的经济作物品种主要是罂粟。鸦片战争以后，烟禁废弛，名禁实放。一些地方贪腐政府把增加鸦片烟税作为敛财之道，采取“寓禁于征”的卑劣手段，明里告示禁烟，暗里却唆使彝族农民大量种烟。于是，许多彝族地区都可见到大片大片的罂粟。然而到了收获季节，官府又以禁烟为名，大肆搜刮农民手里的鸦片。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末期。1943年，国民党泸西县长李承勋、兵役科长王正德与五槽乡（今官寨乡）乡长段克信相互勾结，明里叫喊禁烟，暗里却唆使舍得（当时舍得属泸西县五槽乡）彝族人民种植罂粟，并在种植前就强制彝族农民缴纳烟课、烟租、下种费等，一季缴纳的各种烟租、税、费达法币500多万元。然而到了第二年春罂粟开花之时，李承勋却一反常态，反诬舍得彝族人民偷种大烟，报省政府派终查委员，与他一起带领200多全副武装的常备队到舍得铲除烟苗，并强令舍得彝族人民备办伙食伺候。李承勋等的卑鄙行为和倒行逆施，激起了舍得及周边村寨彝族人民的强烈愤怒。于是，各村彝族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包围李承勋及其常备队，打死了18名常备队官兵，还有一些被打伤，省政府终查委员及县长李承勋本人和常备队长也被击毙，余下的趁黑连夜逃回泸西城。此事震动了全省，激怒了省主席龙云，他立即下令周边六县武装准备进剿舍得。舍得彝族人民派代表找到在泸西的中共地下党员何现龙，得到何现龙的支持，然后通过何现龙，找正在弥勒组织修弥泸水库的张冲说明情况。张冲知道事情经过后，及时向龙云说明真实情况，指出泸西县长李承勋及其爪牙们坑害百姓是倒行逆施，他们被打死是自食其果，罪有应得，事情才不了了之。之后，云南当局为了缓和矛盾，又下令处决了泸西县县政府兵役科长王正德，五槽乡乡长段克信。这件事鼓舞了舍得彝族人民的信心和斗志，使舍得彝族人民开始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从而为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舍得及周边地区彝族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874年，云南全省种植的罂粟面积达93177顷又9亩，“夷田”883段，而在今红河、思茅、宜良和文山州西北和西南部地区，是种罂粟最多的地区。随着罂粟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种粮面积便随之不断减少，结果导致粮食越来越不能自给，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越南米和缅甸米。滇越铁路通车以来，仅仅是当时的开远一个县（包括今砚山县的平远镇、稼依镇、阿舍乡和丘北县的腻脚乡、树皮乡部分地方），每年有3～4个月的粮食需要进口西贡（越南）米来维持，这是近代云南南部彝族地区农村一种经济畸形发展的现象。与此同时，在这些彝族地区，具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和特点的企业也随之出现。1878年以后，仅个旧锡矿就出现了20个彝族企业，其中最大的一家，平时的工人有500余人，最多时上千人，最小的企业也有四五十人。文山、砚山、丘北、马关等县的一些彝族男子，当时就到个旧、马关都龙、文山白牛厂做过“砂丁”（采矿工人）。个旧锡矿是云南乃至西南彝族地区最早诞生产业工人的地方，人数最多时达15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