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前半叶，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清王朝日益腐朽衰落。而此时的欧洲，资本主义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强以商品输出打开中国门户的企图破产后，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便利用鸦片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重要手段。当时鸦片的主要产地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而中国的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省，正好处于与印度最接近的边疆地区。因此，云南便成为鸦片流毒最广，而且受害最深的省份之一。在清朝中叶的嘉庆、道光年间，吸食鸦片之风像瘟疫一样染遍云南社会的各个阶层，云南大小官吏，很少有不抽鸦片的。1839年，云贵总督伊里布在一篇给朝廷的奏章中说，云南官方只是一次缉获的鸦片数量就达22000两之多。因此，“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贪污也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化”。

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便由此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西方资本主义也由此从资本自由竞争走向了资本垄断阶段，远东地区成为西方国家列强争夺原料和市场，争夺殖民地的重要地区。中国的邻国朝鲜、越南、缅甸等相继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英、法两国以越南、缅甸作为侵略中国的战略基地，在西南地区对包括彝族在内的各族人民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侵略活动。

英国在19世纪初侵入缅甸后，即计划开辟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云南的交通通道，以便从陆路进入华中、华南地区。1831年，英国殖民主义分子、陆军大卫斯普赖由印度经缅甸到云南各地调查后，便向英政府递交了修建从缅甸仰光到中国云南铁路的报告，还建议修建柬埔寨暹罗到越南的环形交通线。1855年，另一个英国殖民主义分子斯来登到腾冲、大理地区探测，其时正值回族杜文秀、彝族李文学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节节胜利的时期，斯来登才不得不终止探测。杜文秀、李文学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后，英国又很快重新恢复对云南的侵略扩张行动。1874年，英军军官率领全副武装的200多人组成的探测队自缅甸进入云南西部，英国驻华公使派翻译官马嘉理从上海前往中缅边界迎接。马嘉理沿途一路搜集情报，在腾冲公开测绘形势地图，遭到腾冲人民的强烈反对，腾冲地方官便将马嘉理护送出境。到缅甸后，马嘉理与英军驻缅甸的柏郎上校部汇合，于1875年初率军队武装入侵云南，激起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愤怒，各族人民纷纷自动组织起来抗击入侵英军。2月21日，马嘉理率领英军先头部队由盈江西南的蛮允进入中国境内时，被组织起来的200多各族武装所包围，勒令其退出中国国境。马嘉理不但不退，还悍然命令军队开枪打死我边民。于是，愤怒的边民将马嘉理及其带领的先头部队全部消灭。此时，参加包围的中国边民已增加到2000多人，英军军官柏郎上校惊慌之际放火烧山，在山火烟雾的掩护下逃回了缅甸境内。

英国政府获知情况后，通过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6条无理要求，除了要清政府派人到云南调查外，要求赔偿白银15万两，同意英国重新派探测队进入云南勘测调查，并落实1858年所签订的《天津条约》，即给英国人以优待。对于英国的这些无理要求，清朝政府开始时加以拒绝，但后来在英国政府的断交威胁下，很快又被迫妥协接受下来。

6月19日，清政府命湖广总督李翰章（李鸿章的哥哥）到云南查办案情，威妥玛便派参赞格维讷到湖北刁难李翰章，威妥玛本人则到天津对李鸿章施加压力。李鸿章生怕和局破裂，只好妥协，另派薛焕去云南查办。查办结果出来后，英国政府仍以调查报告“不实”为由，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清政府一一答应下来，并写进了被迫签订的《烟台条约》。

同期，法国殖民者在侵占越南后，也开始加紧实施侵略中国大西南的准备。1884年中法战争以后，法政府强迫腐败的清朝廷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强迫清政府签订有允许法国商品向滇桂等省自由输入的条款。1865年，法国组织了一个由拉格里带领的探测队，从越南进入云南进行所谓“游历”，而他们在之后的“游历”记录整理中，这些记录都变成了《云南矿说》《云南铜矿》《云南银矿》等调查文章。1896年，法国又派古德尔孟进入云南，仍以“游历”为名开展间谍活动。之后，古德尔孟在其《云南游记》一书的序言中明目张胆地说：“云南之气候温和，尤似法国南境，于法人尤为相宜。其矿田之富，物产之饶，较诸越南，奚啻霄壤。……以异常殷富之物产，以生吾法人无穷希望之心。此云南铁路合同之成（指建议法政府修建滇越铁路），所以可为吾法货也。……望他日乘火车游行云南时，吾法之权力随之而达云南全省。”另一个以“汉学家”而闻名的法国人伯希和，竟有意歪曲中国古籍文献资料，在其所写的《八世纪末叶中国印度两道考》中公然宣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法国政府提出由交州（越南）经中国西南通向印度的战略殖民地扩张战略。最荒谬的是，他竟然说公元前2世纪以后，中国在云南的东南部没有行政管理机构，唐朝时期“云南未成一省，其东南部隶属于安南都护府”，按照殖民主义者的罪恶目的进行肆意歪曲。书中还把南诏的统治阶层说成是傣族，把南诏文化歪曲为受缅甸文化的影响，借以“证明”其谬论——南诏是“越南半岛印度化之民族”，公开宣扬其分裂中国的狼子野心。1895年，法国政府又强迫清朝廷签订中法界约和商约，将广西的龙州及以西的云南蒙自、蛮耗、河口、思茅等辟为商埠。并规定，凡经上述口岸往来的土货，均按原定税率降低十分之四征税。这样，法国便攫取了云南、广西两省的通商、减税等特权。之后不久，英国也取得了同样的特权，使包括彝族地区在内的西南大片地区成为英、法殖民者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从此，帝国主义者的洋布、洋纱、鸦片、煤油、海货等毫无阻拦地进入滇、桂两省，这些地区的锡锭、石黄、牛羊皮及许多的农产品则以极低廉的价格被掠夺外运。蒙自海关设立初期的1889年，进出口额为白银182005两，次年便猛增到54032330两。英、法两国殖民者就是通过这种强盗式的掠夺性贸易吸取云南各族人民的血汗。(www.daowen.com)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掠夺方式也从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英、法殖民主义者便以修筑铁路、开设厂矿、操纵金融等方式，从不同方面进一步强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源的强取豪夺。1897年，法国用武力威胁清政府总理衙门互换照会，攫取了桂滇越铁路的修筑权。1901年，法国在蒙自设立滇越铁路公司，并筹备动工修建滇越铁路。由于铁路沿线多为彝族聚居区，这就给彝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法国人在铁路沿线拆毁了无数的彝族民房，霸占了大量的农田，强迫彝、汉等各族人民充当苦力，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在历时10年的滇越铁路修筑期间，前后被奴役的人数达30余万人，其中伤病亡人数18万余之众，因此有“一根枕木一条命”的谚语流传。做苦力的人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而资本家却每人每天只给6毛的工钱，还要自己支付工棚住宿费、伙食费等。据清末出版的《案事编》记载，由于劳工的劳动和生活环境极其恶劣，加上高强度的劳动，劳工病死、饿死、累死者不计其数，生活条件极其恶劣，随时面临死亡威胁的人数高达90%以上。

个旧锡矿十分丰富，矿业工人向来以彝族居多，法国殖民者早已馋涎欲滴，虎视眈眈。鸦片战争刚一结束，法国就派所谓“专家”“学者”遍游云南，刺探情报。到个旧、东川、路南、弥勒、文山、马关、砚山、丘北等彝族聚居地区，以传教、旅游作掩护，四处窥探矿藏资源，并于1891年取得监督和操纵滇、桂两省矿产开发权力，进而又在1906年夺取开远煤矿的开采权。1902年，英、法两国殖民者又勾结云南地方当局，企图控制昆明、澄江、元江、临安（建水）、开化（文山）、楚雄、永北等7个府（州、厅）的矿产开采权，并成立了云南矿务公司（隆兴矿务公司），但在彝、汉等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才未能得逞。而对彝、汉等各族人民开采的个旧锡矿，殖民者们就采取派“总工程师”和“顾问”的手段，在国际市场上大肆压低锡价格。到1912年，殖民者们又进一步采取更加卑鄙的手段，从大量收购锡锭转而大量收购锡砂，企图以此完全控制锡矿。与此同时，为了全面控制云南经济，法国殖民者又将云南金融业垄断于手中。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开通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和中法实业银行的势力便逐步伸向云南，在昆明、个旧、蒙自等地设立机构，大量发行纸币，贬低滇币币值，操纵外汇，从中搜刮人民的民脂民膏。1905年，云南全省财政收入约白银400万两，而法国货币在云南的发行量就达200多万两。因此，随着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彝族地区亦不同程度地被纳入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经济范畴之中。

滇越铁路开通后，洋棉、洋纱、洋布、洋油等不断涌入彝族地区，使许多农民废弃种棉。本地传统的手工纺织被迫停止生产，日渐衰败下来。昆明市所用棉纱大都来自日本、印度。开关前，蒙自“蛮耗地区有棉田4000余亩，年产草棉、木棉400余担。（蒙自）城郊及新安所有土织布机的人家就达500余家，年产土布60万匹”。开关后，这些手工业都纷纷破产，遭到了致命打击。进口的洋染料也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本地染料。

滇越铁路开通后，一方面严重冲击了民族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又促进了地方商业的发展。民国《马关县志》载：“自滇越铁路通车。县西南与越南接界的河口，遂为滇省商货出入之总口，该地市面亦因之逐渐繁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