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专家学者研究发现，汉文史书中所记关于古夷人伏羲部族“画八卦，造书契”的时间，与现今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和临潼姜寨刻画文字的历史时期相当，并有40%的字形、字意与古彝文相同或相近。而在贵州威宁中河乡出土的陶文，其字与半坡、姜寨刻画文字风格相同，并有80%的文字与彝文相近或相通。田昌伍先生在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分期新论》一书中说，这些古夷人的刻画文字，只有通过彝文才能解开其刻画符号之谜。据《竹书记年》记载，伏羲的母亲“居于华胥之渚”，即今天的陕西蓝田县境。《史记·五帝本纪》也说：“伏羲生于成纪”，即今天的甘肃天水。彝族古籍《西南彝志》记载，彝族远古时期的“哎哺时代”，即相当于伏羲、颛顼等古夷人在同一地区活动的时间，也就是彝文史籍中所记载的远古祖先们“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上写知识”的时代。还说“哎哺不知年，记年树上看；哺王不知月，记月石上察”。也就是说，彝族先民古夷人在7000多年前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创造文字了。刘志一先生在《民族文字的起源、发展与消亡》（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说：“中国在甘肃秦安大地湾、西安半坡、临湩姜寨、青海乐都柳湾、山东城子崖、江西清江吴城、浙江良渚、上海马桥、河南偃师二里头及殷墟下屯、陕西周原等地大批出土的陶器、石器上的刻画符号，它们经历了8000多年的漫长历史，逐渐形成为一种文字，即与先秦货币六国古文相同的遗留至今的古彝文。”他甚至说：“彝文曾是夏代的官方文字，为夏代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就是说，彝文在远古时期，就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人们相互进行沟通交流的工具了。

彝文是一种古老的超方言的表意文字，一个字代表一个意义，字数多达上万。部分彝族先民从甘青高原古夷部落中分支出来返回原居住地西南地区以后，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原因，这些彝族先民在经历了太多的迁徙和磨难之后，遍布于今滇、川、黔、桂4省（区），居住空间较广，加之又为大山大川所阻隔，以及历史上地区部落或支系、家支间的纷争不断，长期不相往来。久而久之，使早先本来是统一的语言文字，在各自长时期发展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别。现在彝族学者们把彝语分为6大方言区，各方言区还有若干的次方言区，次方言区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支系土语，许多支系间不能用本民族语言相互通话，得通过汉语或其他支系语转译才能沟通，这就是长期相互隔绝造成的结果。研究彝族语言文字的人都知道，彝族语言和文字越古老越容易在本民族中统一，而越往后差别就越大，越难统一，这是在长期的相互隔绝中各自发展而形成的。成书较早的《苏谱》《苏莫》《吴查》《梅查》等古彝书中，各地留存下来的文字和读音都基本相同，少数不同的地方，也多属于传抄时出现的错字、漏字，这就是彝族语言文字“越近越不同，越古越相同”的原因，说明“老彝文是超方言的全民族统一使用的文字”的论断是正确的。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语言发展了，原有的文字已不能适应实际生活的需要，于是便使用大量的同音通假字，部分同音同义的文字逐渐向同音不同义引申（假借），出现了一字多体，一字多音，一字多义的情况，进而形成了不同系统、不同支系的不同语言和彝文彝书。在滇东南地区，就有尼苏彝书、阿哲（希切）彝书、撒尼彝书、倮罗彝书、阿细和阿武彝书等。这些彝书从口头语言来分，大体可分为两个方言区，即以弥勒、泸西、丘北和砚山西北部地区为代表的东南部方言区；以开远、蒙自、文山、马关，以及砚山东南部和建水东部为代表的南部方言区。在这些彝书中，不同的字、词、句占了20%以上，书写方法也有一些差别。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区域划分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各区域间语言相互交叉、重叠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www.daowen.com)

清道光《大定府志》中说：夷文“书籍有曰命理，言性理也；有苴载，记世系事迹；曰卜书，巫祝书也；曰弄恩，雅颂也；曰怯杰，风歌也；又有堪舆禄命书”。这一记载，是对当时贵州大定府（今大方）安氏土司家所藏彝文书籍进行分类而得来的，与滇东南地区流传的《苏诅宿诅》（说文说书）中所记载的“木克咪里底，微微择尼飞；伲泼苏宿诺，苏莫择尼查，苏若择尼查，尼则昂里查”相类似。把它翻译成汉文，就是：“天下地四坝，可分十二方；夷人的书呃，大书十二种，小书十二种，共二十四种。”“查”即“种”或“类”。也就是说，古代的彝族书籍可分为24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