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今天的四川中南部、贵州西部，以及云南大部分地区的彝族，就已开始了较为发达的定居农耕了。“六祖分支”以后的6—10代时期，彝族内部就出现了兹、莫、毕、匠的政权组织形式，并在西南地区建立起了许多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国家。在唐（南诏国）时期，彝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云南西部地区的一些彝族已进入了封建经济形态，而东南部彝族地区也是村落处处，牛、马、羊群到处可见。特别是南诏国的建立，统一了大西南地区，彝族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以及商贸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宋（大理）时期，在川南彝族地区的戎州、泸州和黎州，农业生产水平与内地发达地区已经不相上下。尤其在泸州地区，发展的水平更高。据《续资治通鉴续编》记载，这些地区最富裕的一些彝族村落，积谷已达数万担。一些彝族地方的农、牧、副以及手工业特产常被作为“贡品”贡纳给朝廷。到元代，农业生产在更广的范围内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南夷书》对此记载说，滇池地区彝族种植的水稻，每亩可产二石（约等于今天的250市斤）。四川建昌一带彝族种植的水稻，谷粒丰盈，人民丰衣足食。贵州水西地区的马被列为国马每年都要上贡给朝廷，彝族种植的蚕桑比过去价高十倍。乌撒（贵州威宁）、芒部（云南镇雄）和押赤（昆明）等地区，都普遍种植起了茶叶。建昌路地区的牛、马、羊、盐、毡、茶等，均作为商品，市场上交易量日见增多。在四川凉山南部地区的里州（普格）、中州（金阳）、阔州（宁南）等地，还出现了市镇中心贸易点。

但是，到了元朝中期以后，彝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又不断受到了摧残。元王朝与彝族土司间多次爆发镇压与反镇压的战争，破坏了彝族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5月，刘深带领元军到达顺元路（今贵阳），向水西彝族女土官蛇节勒索黄金3000两，马3000匹；又命令云南行省的官吏，向以彝族为主的许多少数民族预派马一万匹，并声称如果征调不足，则须拉牛冲抵。于是，引起了一些彝族土官的反抗，元军便对彝族人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彝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凋敝。人口较多，经济不断繁荣的建昌路地区，不久也出现了土广人稀、田地荒芜、市井凋零的状况。

明朝正德初年，贵州水西土司管辖区的人口有48万。经过明朝天启和崇祯年间历时10余年压迫与反压迫的战争，使这些地区原有的万家烟火转眼“鞠为一片沙场”。

在滇中和滇南地区，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也给这些彝族地区的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破坏。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今文山州的王弄山长官司王朔、教化长官司张长寿（龙升，即龙长寿）、八寨李成林、古木龙元庆、维摩沈应麟、沈兆麟（壮族），玉溪王耀祖、华宁禄昌贤，红河州蒙自李日森（升），以及通海、石屏、峨山、宜良等地的十八土司（绝大多数为彝族）联合起来反清，同样遭到了吴三桂的残酷镇压和屠杀，迫使不少彝族转移到了山区，留下来的部分也大都为了生存而改变了民族成分，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中，成为地主、头人的佃户和帮工。几百年时间过去了，如果没有族谱的，有些人早已不知道自己的先辈曾经是彝族了。

清朝前期，由于对彝族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和清剿，彝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更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空前摧残。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朝廷通过对四川西昌进行军事围剿后，在建昌五卫地区到处造成的荒凉悲惨之状，难以一一尽说，反映出了当时凉山彝族地区人口的急速下降和经济社会所遭受的严重破坏。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3月，吴三桂围剿水西地区以后，到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秋天，贵州布政使董安国途经石阡渡过乌江时，看到近30年后的这些地区，仍然还是满目十室九空，百里烟微，尸骨遍地。雍正年间，鄂尔泰在东川、乌蒙、镇雄一带进行武力改土归流时，这些地区的彝族人民大量遭到屠杀，把纵横上千里的彝族地区摧残得哀鸿遍野，其杀戮的凶暴之状惨不忍睹。

在云南的昆明、曲靖、宜良、蒙自、玉溪、大理、保山等较为富庶的地区，自古多为彝族人民所居住。在贵州，100亩以上的坝子有6000多个，不少坝子是彝族人民长期居住的地方。这些坝子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历来都是农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四川黄茅埂以西地区，习惯上称为大凉山，彝语则称为古哄，意为一片坚固深远的地方。这些地方虽然山势险要，但大山间也有许多平坦宽阔的山间平原，著名的“凉山十坝”，被后来的们人称为“川西南粮仓”。而大凉山以西的安宁河地区，则形成了许多“U”形的纵谷平坝，土壤肥沃，水源丰沛，渔产丰富。历来也是川西南地区重要的粮食主产地区。马克思说：“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以及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的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彝族历史的早期，及其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彝族人民利用这两类丰富的自然经济，在西南地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再到精美的青铜文化，以至到南诏、大理时期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及其文化，无不凝聚着彝族人民富有创造力的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清代改土归流前，朝廷通过地方官府和土司征粮纳税，分配名目繁多的各种杂役劳动，土司将官府征纳的税粮转嫁到彝族人民头上，并随意加收更多的征纳数额，彝族人民的负担十分沉重。改土归流后，一些仍由土司土目代管征纳税粮的地方，彝族人民转而受到官府和残余土司的双重压榨，人民负担雪上加霜，生活更加苦不堪言。(www.daowen.com)

据康熙《云南通志》及一些相关府、州、县史志记载，改土归流以后，广西府的弥勒、师宗二州及丘北州同所负担的民赋是：成熟民沐田地为3476顷4亩5分，外成熟免丈夷地照纳夏税，成熟免丈夷田照纳秋粮。实征夏税折色六钱麦151石一斗。实征秋粮本折米2957石2斗。实征秋粮无耗60石4斗。实征条编银2923两6钱、课银16两，者林寨田租银6两。

广南府附征土富州、维摩州民赋：成熟夷地61顷28亩4分，内成熟夷地3顷92亩。成熟夷田57顷36亩4分，外成熟免丈夷田照纳秋粮。实征夏税折色六钱麦1石8斗，实征秋粮折色米1463石7升。实征地亩税银167两1钱。

开化府文山县民赋：成熟民田768顷47亩7分，实征秋粮本折米8397石8斗5升，实征条编银336两6钱。另附征收临安府阿迷州蒙自县归入差发银650两7钱、归入户口食盐银22两7钱。上述各项合计额银1010两，秋粮米8397石8斗5升。

明、清两代，彝族人民在改土归流中由于屡遭官军不断疯狂镇压和屠杀，加之土地被大量侵占，迫使居住在坝区的彝族人民不断向山区转移，久而久之，许多山区因受严峻的自然环境限制，加上为防御外界侵扰，以及大山自然隔绝而长期形成的闭锁的自然经济和心理状态，导致了彝族经济的萎缩与文化的衰退。那些被大山阻隔，行路遥远的地区，成为许多彝族人民躲避封建朝廷军队追杀而求生的地方。在14世纪后期的明朝洪武年间，云南东北地区的重关复岭、深山老林、岩壁险峭之地变成彝族人民赖以栖身保命之地。19世纪初年的清朝嘉庆年间，四川凉山地区彝族退缩到了“峭壁千寻”“骇人尽目”的艰险山区。这些地区由于山高林深，冬季时常大雪封山，气候严寒；夏季气温升高时，雨多雾大，空气潮湿，疟蚊最易滋生，恶性疟疾长期流行不断。明万历年间，在甸沙关（豆沙关）到金沙江一带，疟疾大流行之年，往往是村中和道路两旁尸骨相望，山寨百里无烟。

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封建官府的不断征剿，不仅造成彝族经济、文化的停滞、萎缩，而且由于山的隔绝，也隔断了彝族各部之间的相互联系，造成了彝族社会分崩离析、支离破碎的局面。据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不完全统计，彝族自称和他称达30余种，语言分为6个方言区和若干次方言区。根据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年的不断深入调查研究，彝族的自称和他称还不只30多种，甚至多达50多种。但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在彝语名称上，由于支系和地区间的差异，有许多名称都是同音异字，或是近音、谐音或转音字，说的都是同一个支系名称，是各地史料在理解上和书写上的不同造成的。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尽管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在总体趋势上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而且在阶级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变革是一种社会发展规律，不可避免的。社会的每一次变革和发展，都会伴随着残酷的流血斗争。但是，对于彝族人民来说，这样的流血付出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它不但没有推动彝族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反而成了彝族经济、社会和文化从发展走向衰落和萎缩的转折点。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衰落和萎缩的状况才得以被终止，才又逐步好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