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摩源于彝族父系氏族社会时代的祭司。据彝文史籍《帝王世纪》记载，在彝族父系社会初期的始祖希母遮（即希莫遮、西弭遮或西慕遮）时代，彝族社会就出现了祭司，彝语称祭司为密阿叠（密阿典）。彝族学者罗文笔在其《帝王世纪·序》中记述说，武洛撮时，“上帝差下一祭司密阿叠者，他来兴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礼仪始备”。结合其他一些相关的彝族文献记载分析，古滇王国时期，生活在今天滇池地区（谷窝）的彝族先民，其社会统治集团中就已出现了兹（君）、莫（臣）、毕（师）、格（匠）等不同职能的分工。其中的“毕”就是祭司，就是后来的毕摩，他们一般都是作为部落首领的智囊，起着佐政的职能作用。

同时，毕摩又是彝族社会的宗教巫术职业从事者，其职能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主持祈求庇佑的各种祭祀活动仪式。这种祭祀是以民族分支或部落为单位进行的。最初作为佐政时期的毕摩，主要是主持各部落和分支的祭祀活动，其中对祖先的祭祀最为隆重。

第二，禳解祟祸。如遇到部落在纷争中失败，或者发现了某种认为是不吉利的灾害异兆，以及发生疾病瘟疫流行等，都要请毕摩来作法事禳祓。

第三，占验吉凶。遇战争来临，或即将出兵征战之前，或合婚、丧葬、择日、盟誓、疾病、播种、收获、搬迁、出行等疑难不解之事，都要请毕摩测定凶吉，而后才做决断。

第四，主持挚盟。在调解部落纷争矛盾中，也要由毕摩请神灵来监督和主宰，进而缔结合约。

毕摩在履行或执行上述各种职能过程中，一般都是通过各种神术或法术来进行。仪式有章有法，场面气氛庄严、肃穆。

毕摩使用的法器主要有法帽、法衣、签筒、经袋、神扇、神铃、绿茨（一种竹制的捉鬼灵鉴）、托器等。其使用的经书皆用彝文写成，汉语俗称彝经。(www.daowen.com)

彝经种类繁多，卷帙浩繁。1931年，中国著名史学家丁文江所收《千岁通衢碑记》、彝文碑《说文》《帝王世纪》《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下卷、《天路指明》《权威经》《夷人做道场用经》《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等11部彝经，经由精通彝文史书的贵州大方彝族罗文笔将其中的8篇翻译成汉文，合编成《爨文丛刻》（甲编）。1935年，杨成志先生在昆明及凉山地区收集到彝经130部，依内容将其分为献祭、祈祷、酬愿、作斋、禳祓、动植物与无生物经咒、咒术技法、婚姻和生产、历史与传说等16类。1947年，马学良先生又在云南武定、寻甸等地收集到彝经两千余册。

明、清改土归流以后，由于彝族地区固有的社会政治结构被彻底打破，君、臣、师、匠政治体制被瓦解，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毕摩一下便失去了其赖以依附生存的政治躯体。于是，毕摩在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条件下，便从原来具有官方色彩的职业转变为社会民间专司宗教职业的毕摩。

彝族社会中的毕摩，大都是一些通晓本民族历史、文化、习俗等的知识分子，深受广大彝族人民的尊敬。他们在传授、传播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总结彝族人民一些社会实践经验，并加以研究，撰写出了许多彝文典籍，在传承和发展彝族文化中功不可没。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到新中国建立时，文山州彝族已没有识彝文的毕摩，一般的群众更不用说了。一些不识彝文的毕摩使用彝经，是靠口传背诵下来的。虽然史书中偶有记载文山州的彝族也有识彝经（倮文、爨文、蝌蚪文）的。如《开化府志》载：彝族“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精者能知天象”。又如清朝末年丘北、砚山一带的普云作乱时，他们集会时念的所谓“黑书”，就是彝文经书。又如民国《丘北县志·人种》载：撒尼人“丧祭用巫占卜，以白鸡书字，形如古钟鼎”。（注：形如古钟鼎，即像古人镌铸在钟鼎上的文字，史学家称之为金文或钟鼎文）。

汉文史书虽有零星记载，但文山州彝族早已不见彝文书籍流传了。文山州彝文的最后消失，当为清康熙年间云贵总督吴三桂对今滇南彝族人民的疯狂大屠杀，那次大屠杀，文山州境内所有大小彝族土司全数被灭，许多彝族村寨被烧得茅草不留，村寨内外到处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一些侥幸死里逃生幸存下来的人，只好改名换姓或改变民族成分，流落他乡避难。

然而，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后，全州一些彝族地方，还有不少彝族毕摩能熟练地背诵部分彝文经书。他们虽然不识彝文，但在做法事时，一连可以背诵十几部彝经，只是这样的毕摩现在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