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郭子章《黔记·宣慰列传·大明霭翠》记载，明朝洪武初年间，贵州水西彝族首领霭翠（贵州宣慰衔）率部族归附明王朝。当时镇守贵州的都督马晔出于狭隘的民族偏见，在开普定驿站中，不以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重，而是横蛮骄纵，心狠手辣，残酷压榨彝族人民，甚至企图消灭水西彝族，取消彝族土司世袭制度，彝族人民将其称之为“活阎王”。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霭翠病死，因其子年幼，其妻奢香代袭。马晔对此更加心怀不满，公然采取鞭笞手段侮辱奢香，想由此激起彝族人民的反抗，并欲以此为借口，对彝族人民进行武力镇压。水西地区四十八部彝族人民群情激愤，欲揭竿反抗。面对恶吏马晔亲手制造的镇压与反镇压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局面，深明大义的奢香忍辱负重，抚喻欲反的四十八部彝族人民以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为重，不要中恶人马晔设下的奸计。同时采取上京告状的办法，向朝廷历数马晔的种种恶行，并表明水西彝族“愿效力开西部边境，世世保土归顺王朝”的决心。洪武皇帝朱元璋对此大加赞赏，并诛马晔而谢奢香。之后，奢香便组织人力开通偏桥、水东至乌蒙、乌撒，以及到容山、草塘的交通线，立龙场九驿。奢香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而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英名从此在彝、汉等各族人民中代代流传下来，成为千古佳话。

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封建统治政权越来越腐化，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也越来越加重，致使以彝族为主的西南地区各族人民不堪忍受，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师宗彝族人民在阿本的领导下率先举行反抗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人民的暴动，都司沐昂三次派兵围剿都未能镇压下去，最后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利用禄劝、武定一带彝族土司凤英的军队，才把这次暴动镇压下去。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弥勒十八寨（今弥勒虹溪镇）的彝族人民在阿寺的率领下起来反抗官府一手故意制造事端残害彝族人民的暴行，并与前来镇压的官军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明朝官军对十八寨地区彝族人民进行了血腥屠杀，村寨尽数被烧，到处尸横遍野。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贵州巡抚张鹤鸣以赤水卫白撒所屯地为永宁土司占据为由，强行进行清还，遭到了永宁土司奢崇明的强烈反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奢崇明以调2万骑兵和步兵北上援辽抗清为由，在重庆发动反抗明王朝的武装起义，占领了重庆，进而西进川西包围成都，称大梁王。同年，水西土司安邦彦响应奢崇明起义，率兵三次进攻贵阳，围困贵阳城达10个多月。接着，乌撒、沾益、武定、东川等地彝族土司也随之起义，到处攻城掠地，震动了滇、川、黔三省。(www.daowen.com)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明朝廷任命朱燮元总督滇、川、黔、楚、粤五省军务，驻扎贵阳，调集五省军队，镇压三省彝族起义。在云南被调集的军队中，有王弄山（今文山市薄竹镇）、宁州（今玉溪华宁）、阿迷州（今开远，包括砚山县西部和丘北县西南部），以及石屏、元谋等地彝族为主的土司军，到贵州同官军罗乾象部一起，参与镇压同族兄弟奢崇明、安邦彦率领的彝族起义军，成了“以夷制夷”的先锋。战争历时七年之久，才把奢、安领导的彝族起义军镇压下去。

由于彝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部落林立，各自拥土自立的状态中，彼此之间的纷争不断。明朝中期以后，水西、乌撒、乌蒙、芒部、东川、沾益、阿迷（今开远）、阿雅（马关八寨）、教化（文山）、王弄山（文山薄竹）等地彝族各部的纷争尤为频繁，这种争斗大都是胜败交替轮回，此起彼落，最终谁也吃不了谁。八寨末代土司龙上登，就是在反沐和拥沐的斗争中，被沙万联军赶到越南染病而死的。这些纷争不但影响了民族内部的团结，也一次又一次地大伤了民族自身的元气。《明史·四川土司传》说，水西、乌蒙、乌撒、芒部、东川、沾益等地彝族各部，每当受到外来威胁时，彼此之间可以抛弃宿怨，共同对敌。一旦外来威胁消除，彼此之间又纷争不已。如阿迷（开远）普氏土司与宁州（华宁）禄氏土司之间的纷争一直延续了100多年之久。600多年前，川西南地区彝族利利大土司属下的一些小土司联合起来，将统治了川西南彝族地区上百年的利利家赶出了美姑河。随后，这些联合起来一起赶走利利土司的众多小土司中，阿陆家和马家又联合起来，攻占了沙马土司和姐觉土目的领地，将沙马家赶出了美姑河南岸。这种纷争除表现在彝族土司间的利益纷争外，还表现在统治阶级的调拨和利用，不少纷争的始作俑者往往是封建统治者们从中作祟而引发的。这种纷争使民族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相互叠建，使矛盾更加复杂尖锐。这种被称作“打冤家”的纷争总是持续不断，不但抵消了相互间的力量，大伤了民族自身元气，而且造成了彝族各部、各支或大小家族群体间长时期的隔阂和分裂，长时期自我封闭，互不往来，导致自身的发展和进步渐渐落后于其他进步民族。这样的情况，在文山州的彝族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纷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过程，但更是一种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