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屈中部、哈迷部（阿迷部，今开远市）

《南诏野史·南诏三十七部蛮》中有屈中部。尤中教授说，屈中部在“今临安府阿迷州（包括今砚山县西部的平远、稼依、阿舍三乡镇在内的开远市）”。《元胜一方舆胜览·临安道宣慰司》说：“王弄山，领屈中、阿马、阿月三部。”此为元朝初年以王弄山领屈中、阿马、阿月三部。而在元朝以前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屈中、阿马、阿月三部是独立的，并不受王弄山管辖。随后于哈迷部地设阿迷州。《招捕总录》说：“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阿迷土官日苴、火头抽首，领罗罗军劫僰人。”日苴及其罗罗军，就是原来屈中部（哈迷部）的“乌蛮”。哈迷部是从早期的屈中部中演变而来的，之后壮大起来，其首领做起了阿迷州土官。阿迷州“乌蛮”，是近代开远、砚山县西部、文山市西南部和丘北县西南部的部分彝族先民。

到了明朝以后，阿迷州长期为普氏土官辖地，其势力一度深入到今丘北县中部。崇祯年以后，阿迷州相继发生了两起波及全省，震动全国的战争，即普名声反明战争和“沙万乱滇”。

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应调率兵参加平息贵州乌撒、水西一带彝族起义，并屡建战功的阿迷土知州普名声衣锦还乡。

普名声，生年无考，卒于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普名声先祖普和宁在明军攻取临安（建水）时，率部弃元归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普和宁赴南京觐见皇帝，“贡马及方物”，得封阿迷州土知州职，奠定了普氏世袭土司的根基。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阿迷州改土归流，设汉官州同掌州事，“普知州”专职巡捕。3年后，朝廷又以“阿迷州东山冲要”“蛮寇为患”为由，进一步把普氏土司挤上东山专业“东山口巡检”，直到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普名声曾祖父普德化“东山再起”，充任马者哨哨头。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其祖父普者辂、其父普维藩在与宁州（今华宁）禄氏土司的相互仇杀中命丧黄泉。为逃避被斩草除根，年幼的普名声亡命阿迷。临安知府梁梦贵处于“畏宁州强”的算计，有意“留普（名声）树之敌”，将其“曲庇”下来。普名声成年后，明朝廷不仅让其承袭马者哨哨头，还扶持他“收拾旧部”，扯起了“勇于攻占”“人马器械鲜悍甲于他土司”的土司武装。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贵州水西安氏土司举行反明起义，普名声应调率部前往协助明军征剿，普兵作战勇猛，一路攻营拔寨，率“士兵七百人入贵阳，擒斩（敌首）陈其愚”，解贵阳重围，“功居‘最’者”。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朝廷“论功”行赏，得授从五品土守备衔，题授宣慰司职，其子普祚远也准袭阿迷土知州世职。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8月，从贵州回到阿迷的普名声，便“佯交好士大夫，潜蓄死士，专为报怨计”，开始了报杀祖杀父之仇的准备。到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兵势其盛”，北攻宁州禄氏，血修祖怨；进而东攻广南侬氏土司，纵横阿迷、维摩（丘北、砚山），各地土司纷纷告急。云南巡抚王伉以“时沐国公启无新卒，明声遂生觊觎”罪“列奏请檄调黔蜀兵讨焉。是年冬，三省夷汉土兵俱具，以黔镇商士桀掌兵政，（王）伉亲自出临安督粮，右布政使周士昌监军击明声，进围阿迷，（普）名声遂反”。

明军围攻阿迷主要从东西两路进行。西路以临安府为大本营，王伉亲自坐镇。东路以广西府（今泸西）为大本营，以商士桀为指挥，攻普名声的东山老巢。普名声则遣心腹黎亚选（今丘北县腻脚乡腻革龙村人）率精兵漾田西扼，令部将何天衢配炮营维摩（今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村）东镇。此时，应调攻普的还有石屏土司龙在田（彝族），广南土司侬绍周（壮族），蒙自土司沙如意、沙如寄、王显祖，宁州土司禄洪、禄培等，对阿迷实施四面合围。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3月，战争开始，明军西路先锋龙在田的屯兵地过鲊被普军突然夜袭，大败而逃，明军锐气大挫，形成了对峙局面。同年夏，普名声抓住明军商士桀巡逡不进，临阵畏缩的战机，举兵渡南盘江北攻，被其“所残破州邑如弥勒十八寨（今弥勒虹溪），村屯如竹园、朋溥、罗洪寨、一亩田等”，旋而再克弥勒，陷曲江。明军大败，商士桀逃回广西府，数千担粮草尽落普军之手，临安与省会的交通被切断，成为明军战败的转折点。10月16日，巡抚王伉、巡按赵世龙被以“专擅、丧师两罪，于临安被逮”。王、赵被治脏罪，如同敲山震虎，明军人人自危。12月，监军周士昌急于求战，率大军从阿迷邓山坡南侧箐冲偷袭普军，又落入普军的埋伏圈，元谋土司（吾）必奎卖阵先走，官军大败，各惊北奔溃，各相践踏，死者甚众。四川总兵秦拱明、游击朱永吉，贵州佥事任先觉，武定府同知杨于升等数十文官武职，或战死，或“遇贼骂贼而死”。主将周士昌也在劫难逃，在往邓山坡逃命中“中铳尽节”，其所佩“礼部造天启元年二月临安兵备关防”铜牌亦陨落土中，时隔150多年后才被州民白小保耕地中拾获。

阿迷之战后，衰落的明末朝廷无力再顾及普名声这个“滇南黑子酋”，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6月27日招抚了事。但此时的普名声却见好不收，仍兵不息刃，喋血宁州，泄愤石屏。正当他雄心勃勃地“谋出三路兵，至昆明会战”时，同年9月猝然饮命。

普名声之死因说法不一，有说是中了后来叛逆他的兵头何天衢的炮而死。何天衢是普名声的重要部将，长期驻守丘北三乡县城（今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村），后来附明反普，被普名声之妻万氏领兵围于三乡县城，兵败后携全家人自焚于城中。有说是被广西知府用计毒死，有说是被其妻万氏（万彩莲）药死。三种死因中，后人大都认为，第三种说法的时间顺序清楚，人物关系明确，因果逻辑合理，因而可信。

“阿迷之战”，由普明声力图维持并扩大其“世长其民，世王其地”的初始，逐步转化成为反抗统治阶级挑拨陷害，歧视少数民族的反动政策，并以予沉重打击。尤其是“（普）名声志欲克维摩州南鲁白城（今丘北县八道哨乡阿鲁白村），常曰进图中原，退守鲁白，吾无忧也”！可见他怀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意图。

普名声死后不久，其妻万氏便招王弄山、安南土司沙源之子沙定洲上门入赘。沙万联姻，势力大增，四面扩张地盘，其势力范围“自元江南抵交趾（今越南），东抵广南，北至广西（今泸西），绵亘数千里……，称兵二十万”。于是在普名声之后不久，又一次爆发了波及全省，震动朝廷的“沙万之乱”。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势力还未及西南，云南还在明王朝沐氏地方政权的掌控之中。是年8月，元谋土司吾必奎反沐，接连攻陷武定、禄丰、楚雄等地，黔国公沐天波檄滇南各土兵会剿。10月，官军与宁州土司禄永命和石屏土司龙在田率领的土司兵击败吾必奎并将其擒拿处死。而此时，一起应调出兵参与镇压吾必奎的沙定洲却借故拖延时间，于11月才领兵到达昆明，时吾必奎已被诛杀。到昆明后，沙定洲滞留城外，借口迟迟不愿回归。

长期以来，沐氏通过各种剥削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些官吏对此眼红妒忌，有些还欠了沐府的不少债，这就加剧了沐府与一些地方官员的矛盾。沙定洲到昆明后，便有人不断向他大谈沐府的豪富，本来就存有觊觎“云南王”宝座之心的沙定洲便更加心动难抑，决心将沐府的财富劫夺过来，并取而代之。于是，就暗中勾结都司府阮韵嘉、张国用、袁士宏做内应，于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12月初，以“辞行”之名带兵进入沐府，沐天波未出见，沙便率兵“燥而入”，大白天公开焚劫总兵官和黔国公府，变乱由此引发。沐天波从后门潜出逃往楚雄。其母陈氏、妻焦氏亦走城北普吉村金井巷，当夜举火自焚死。事发后，时也在昆明的普氏冤家——宁州（华宁）土司禄永命便率部与沙兵展开巷战，后失败退回宁州。沙定洲盘踞了昆明，“尽得沐府所有”，并劫持巡抚吴兆元向朝廷保举他代沐天波镇滇，又将居家的大学士王锡衮从禄丰绑架到昆明，胁迫他号召各府、州、县悉听沙指挥，全滇震动。

沐天波逃到楚雄后，被住在楚雄的明金沧道副使杨畏知劝往永昌（保山），与楚雄互为犄角，以牵制沙定洲。不久，沙定洲率兵进攻楚雄，因杨畏知组织防守坚固严密，沙兵久攻不下。沙定洲转而遣其部将王朔、李日芳（均为彝族）等破大理，陷蒙化（今巍山），四处烧杀抢劫。自己转去又攻宁州，禄永命战死。之后再回攻楚雄。杨畏知率众坚守了80多天，城中粮绝。紧急关头，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大西军从四川经贵州进入云南，在交水（今沾益）、曲靖、陆良等地击溃沙氏武装，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昆明。沙定洲闻讯，慌忙撤围去迎战，与大西军交战于草泥关（今嵩明县境），被打败后遁回阿迷老巢。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李定国率部兵临阿迷，沙定洲及妻万氏率部逃到今丘北县腻脚乡腻革龙大成山扎营据守顽抗，大西军经过用栅数月围困，断其粮水，才得以将沙、万营垒攻破，将沙、万及其许多部将、兵头带回昆明处死示众。“沙、万之乱”由此平息。

据民国《邱北县志》载：“（沙）定洲归，屯兵腻革龙，与万氏分险自守，其部下汤嘉宾、陈长寿等各据一山，立营相数十里，为犄角势。私交趾借其援，以固民心。一日，偶聚于汤嘉宾营。定国侦得之，率兵遂至围，以木城困守三月，绝其水源，诸蛮惧，出降者相续，遂械（沙）定洲等数百人回省，剥其皮。于是，天波具衣冠，谢（泄）其祖宗、母弟、妻子之仇。”

普明声和沙、万之乱后，普氏族人有一部分在丘北和砚山一带留居下来。直到清朝末年，今丘北县腻脚、树皮两乡和砚山县的平远、稼依两镇一带，还发生过一次普名声后裔“普云作乱”事件。民国《邱北县志》对此记载说：“普云者，明末普明声之遗孽也。幼读书，粗知文字。一日阅（普）明声乱滇事，叹曰，祖宗如此英雄，子孙何以落寞？至此，遂存不轨之心，阴图恢复土职。每逢朔望（农历初一、十五），备香烛，办斋饭，邀约夷众密会山洞，诵读黑书（彝文经书），蛊惑人心。远近被诱众至二千余人。与沈开科等密谋起事。定于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八月初三由大射姑（今砚山县平远镇大舍姑）山分攻架衣（今稼依）、维摩、江那、树皮，四处同时响应。普亲带悍卒围攻架衣三日不下，被该处乡兵击退。沈开科一股沿途烧掳扯牛皮（今平远镇永和村）六、七寨。其一股声称攻取摩笼（今丘北县树皮乡朦胧村）。县衙令树皮汛陈有福，马恒汛芮际昌各率兵防堵要隘。该匪却绕道分两路直扑树皮刚主村后小石桥。诸贼不用军器，抵跪地念咒，用扇乱搧封枪封刀，被该村义勇龙玉、杜云祥、陈顺林等开铳击毙数人，遂奔溃。其由小龙树一股进村扒墙扯草放火探侦，村妇胡朱氏夜间熬糖，知有贼，即用滚汤泼去，贼负痛跌下，后队惊溃，自相残踏者不计其数。天明，四路告急。丘城戒严。知县黄榜魁，把总车昻调兵防守，昼夜梭巡。延至三月余，无事，人心始安。知府悬赏购捕，而普云不知下落。”

（二）弥鹿部（阿卢部，今泸西县）和吉输部、褒恶部(www.daowen.com)

《南诏野史·南诏三十七蛮部》有吉输、褒恶部，没有弥鹿部（阿鹿部）。《元史·地理志》说：“东爨乌蛮弥鹿等所居，……后师宗、弥勒二部渐强，蒙氏、段氏莫能制……”吉输、褒恶显然是在以弥鹿部之中的两个小部。

在元朝设广西路以前的南诏、大理时期，其地初以弥勒部为首，其间还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部，师宗、弥勒是其中的两个部。后师宗、弥勒二部势力强盛起来，乃至南诏、大理政权都难控制他们。但弥鹿部以及其他一些小部并没有被强盛起来的师宗、弥勒二部所兼并，而且弥鹿部仍然是这一地区的各部之首。所以，元朝初年才在弥鹿部设广西路（泸西），后改为府，师宗、弥勒二部则为州，属广西路（府），沿袭保留了他们在历史上的隶属关系。

《寰宇通志》卷一百一十三广西府条说：“唐为东爨之地，太和间，南诏蒙氏并其国，析为师宗、弥勒二部州，……阿卢山，在府城西三里，亘延四十里，南接弥勒州，北接师宗州，旧有阿卢部，以是山名。”至于吉输、褒恶二部，则是“弥鹿等部”中的两个小部，他们没有像师宗、弥勒那样强盛起来，所以在元朝初年，才把这两个小部分别作为千户归弥勒州管辖。正德《云南通志》因此才说：“至元中，以本部（弥勒部）为千总把，领吉输、褒恶、步笼、阿欲四千户。”吉输、褒恶二部，住地在今弥勒与泸西结合部一带。

（三）弥勒部（今弥勒市）

《南诏野史·南诏三十七蛮部》有弥勒部。《元史·地理志》说，弥勒部是从弥勒等部中强盛起来的一个部。当其势盛之时，甚至使“蒙氏、段氏莫能制”。《元史·地理志》广西弥勒州条说：“昔些莫徙蛮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些莫徙蛮”，即《新唐书·南蛮传下》中所说的傍、望、览、丘、求五州之“徙莫抵蛮”。郭甸、巴甸、部笼均在弥勒坝以东与丘北相连的地方，是唐朝以前就与弥勒等共居于当地的“乌蛮”。到大理国时期，这些“乌蛮”才逐步强盛起来。所以正德《云南志》才说：“宋时，些莫徙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步）笼而居之，改其部曰弥勒。”当弥勒自成一部之时，些莫徙人显然还散居在其他“乌蛮”之中。

弥勒部势力强盛之时，影响曾经及于“弥鹿等部”，以及东北部的罗平和东部的特磨道（广南、富宁及广西右江上游地区），被人称为“自杞国”。南宋周去非在其写的《岭外代答》中说：“大理欲以马至中国（今广西田东县），北阻自杞，南阻特磨道，其道里固相若也。”自杞国的辖区即在今天的弥勒、泸西和丘北县西部。今丘北、砚山、文山三县（市）境内的彝族，有不少就是自杞国“乌蛮”的后裔，如阿扎、阿西（细、系）、撒尼等。

（四）师宗部、罗雄部、夜苴部

《南诏野史·南诏三十七蛮部》中有师宗部、罗雄部、夜苴部。《元史·地理志》师宗州条说：“昔爨蛮逐僚，其后师宗据匿弄甸，故名师宗部。”

同书又说：“罗雄州，与溪洞蛮僚接壤，……夷名呼其地为‘塔敝纳甸’。俗传盘瓠（苗族始祖）六男，其一曰蒙由邱，其后裔有罗雄者居此甸，改名其部名曰罗雄。”

元朝设罗雄州以前的南诏、大理时期，有罗雄、夜苴二部，是东方“乌蛮”中的两个部分。罗雄部在今罗平县城附近，夜苴部在今罗平县与富源县交界处的亦佐，元朝初年才将二部合为一部。

早期，罗雄部居住地是“乌蛮”，所以叫“塔敝纳甸”，显然是彝语。后苗族迁入并发展壮大起来，在人数上一度占过优势，并将其改名为罗雄。但罗雄部的部长却一直是“乌蛮”。《土官底簿》说：“罗雄州知州普苴，本州罗罗人。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内附，十六年（公元1383年），总兵官定用前职。”可见，元朝时期把罗雄、夜苴合并以后，苗族人口越来越少，但其部名一直沿用下来，而部落人口主要是乌蛮，部落首领自然也就是乌蛮。直到明朝时期，罗雄州的土官一直都是罗罗。

而在师宗部，南诏叛唐以后，师宗部“乌蛮”贵族成为今师宗县一带统治者。

清朝初期，今丘北县东北部一度划归师宗州管辖地，一部分“乌蛮”便由今泸西县东部，以及相邻的师宗县、罗平县进入丘北县。

与文山州毗邻的广西西部，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设安隆长官司（治所在今田林县旧州镇），四城州彝族土官岑善忠以其子岑子得任安隆土酋。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置安隆长官司。

镇安土知州，元为镇安路（治所在今那坡县城），属镇安府管辖。洪武二年（公元1359年），明朝以镇安路住地僻远为由而废路，迁至废冻州（今德保县），改设镇安府。永乐年间，镇安府彝族土知府岑天保以其子岑志英分管小镇安，授职土知州。

明代对彝族地区土司官的任命，大部分是文职，武职较少，即使是属于武职的长官司，仍属府、州管辖。府设有土知府（正四品）；州设有土知州（从五品）；县设有土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品级一般都比较低。一些州还设有更小的土官，如土巡、土驿丞等小土目。明初，各地彝区土司都能很好地遵守相关法令制度，按时朝贡，奉命征调，致力于辖区治理发展。但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各地土司势力的不断扩张，以及明王朝统治力量的不断弱化，出现了土司内部争袭，越境掠夺财产；相互勾结，寻衅生事，进而引发了接连不断的反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