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随着元镇戍制和明卫所制的广泛推行，以及内地移民的大批到来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引入，彝区各地的经济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在西南彝族地区社会基本安定下来以后，明王朝开始了大规模的屯田垦殖活动。据《明实录》记载，东北自四川叙永，中经贵州毕节、威宁，云南东川、曲靖、昆明、禄丰、楚雄、南华，西至祥云、下关、大理等长达数千里的交通线上，每60里路要设一堡，置军屯田。从姚安至景东的广大彝区，每100里路要设一个军屯营。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前后，云南都司所属各卫所军屯田面积达435 036亩，到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便迅速增加到了1 276 630亩9分4厘。在前后120多年中，进驻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军屯户开垦的田地面积增加了3倍，民屯户和商屯户开垦的屯田面积也不少。

数十万的各类汉族屯田户进入彝区，不但增加了劳动力和土地面积，也促进了彝区生产技术的进步。军屯设置之处，一般由官府供给相应的耕牛和农具。洪武年间，官府曾数次下令由湖广和四川等地调拨耕牛到云南。仅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就从四川和湖南常德等地购买了3万多头耕牛调入云南给屯田户使用，农具则由世袭的军籍户军匠就地制造。与此同时，还注重筑坝开渠灌溉田地，改善农田水利条件。在今云南玉溪地区，军屯户在当地筑坝塘25个，进水渠40多条，纵横于玉溪坝区。这些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大大促进了彝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据乾隆《开化府志》载，在今文山州，当时的彝族聚居区，许多地方“土田多美，稼穑易丰”“盛产稻谷，品种有十八种之多”。明《天启实录》记载说，明军攻占贵州水西的则溪（仓库）时，就得粮三四万担。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各种手工业、副业也不断发展起来。据万历《云南通志》和天启《滇志》记载：云南的纺织品有火麻布、苎麻布、棉布、棉（绸）、乌帕（黑纱帕）、土锦、乌绫等。这些纺织品的生产技术，一部分是内地来的汉族带来的，一部分则是在当地彝族等各少数民族传统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和提高而来的，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在文山地区的八寨龙氏土司领地，也出现了“八寨青布”“罗夷布”“梭罗布”“山车布”等，还产出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六诏烟叶”。另外，内地的制瓷生产技术也通过迁来的汉族带到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并迅速发展起来，万历《云南通志》和一些州、县史志中都有“窑课”记述。在文山州，当时的丘北县曰者和砚山县江那也开始出现了制陶业，到了清朝时期，砚山县还生产出了颇有名气的“江那碗”。这些史志还记载了各府、州、县对鱼、蜂蜜、皮毛、纸、果园等赋税的征收情况。(www.daowen.com)

生产的发展，内地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使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和人口比较集中的集镇和大村寨逐步增多，市场流通面不断扩大，商业发展步伐加快。在整个西南彝族地区，至今仍保留下来的许多城镇，有不少就是明朝时期的卫所驻地、军队驻守地，有许多土司索性就搬到了卫所集镇或集镇附近，如文山市的王弄山（西山）、古木、老回龙、马关八寨、西畴老街、砚山和丘北的维摩、稼依、旧城、双龙营，以及壮族主要聚居区的广南县珠琳、莲城、八宝、旧莫，富宁县的归朝、剥隘等。

随着集镇的不断出现和扩大，对外贸易往来也日渐频繁起来。在贵州彝族地区，东起沅靖，西至涪渝的交通线上，商贾往来络绎不绝。在云南，与南亚、东南亚的对外经贸往来日趋密切。与此同时，彝区内地农村的集市贸易也日渐繁荣起来。贵州水西地区开通了“龙场九驿，水西十桥”，集市贸易更是一片繁荣。从滇南、滇东南的红河、文山，经特磨道（广南）通往“两广”的商贸运输也日渐繁荣起来，富宁剥隘成为滇粤商贸往来的重要关津。宋朝时期，当时的文山地区只有一座安南城（今红河州蒙自市老寨）。到了明朝时期，在今文山州境内先后出现了王弄城、锁吕城、法土竜城、报马坡（丘北城）、三乡城、枯木城、阿雅城、教化城等。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广西府风俗》记载，今文山州彝族在当时已“颇通商贩，牵牛马，载皮革，远近赴市”，这反映了当时的文山彝族地区商品经济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人们手里已有了不少可作为商品交易的多余产品。还有一部分人开始往返于城乡和集贸市场之间，专门从事产品贩运买卖。

明朝时期，彝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府、州、县、所都办起了书院、学堂、庙学。府有学正，县有教谕，还有数量不等的训导，专司各地的学校教育工作。谢淛编著的《滇略》在记述当时民族地区的教育情况时说，学校“衣冠礼法，音语习尚，与建业（南京）略同”。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彝族等少数民族子女入学读书的比例极少。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阿雅（马关八寨）龙氏土司龙上登赴京受袭土司世职归来后，在今马关八寨办起了书院，后来又在文山建起了先师庙——孔庙，即后来的“五子祠”（今文山州群艺馆内），成为文山州最早倡导正规办学的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