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王朝时期，朝廷为了有效控制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流参治”的土司官制度，分别在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长官司、总管府、土府、土州、土县等土官机构，任命彝族等少数民族上层首领担任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长官、总管、土知州、土知县等土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样的“土流参治”作为一项民族政策，在当时既适应了彝族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又使流官和土官互相监督，达到相互制约、稳定社会发展的治理的目的。宋代后期，今文山州分别属最宁府之维摩部、王弄山部、教合山部、矣尼迦部、鈡家部、阿月部，舍资部，广南、富宁两县则为特磨道。元代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在广南、富宁特磨道地设广南西路宣抚司。元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在今丘北县和砚山县西部设置维摩州，隶属广西（今泸西）路。其余各部乌蛮土司及舍资千户所均为临安路管辖（治所在今通海）。同其他地区一样，这些地方都有朝廷任命的土司官。

元王朝实行的这种土官制度，实质上是唐宋时期羁縻州制度的一种继续和发展。同羁縻州制度一样，土官制度也是封建统治者实行的一种“以夷制夷”的治理形式。两者之间虽然实质一样，但形式上各有特点，不尽相同。比起羁縻制度来，土司官同中央王朝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分别受路、州、府、县控制，承担赋税徭役，接受征调。而羁縻州与中央王朝之间，只是一种定期的朝觐和贡赋关系，联系较为松散。羁縻制度虽命以郡县之名，但都是汉官担任太守、县令，而彝族等少数民族首领则封为王、侯，在本民族中有绝对权威，汉族太守、县令很难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致使羁縻郡县形同独立王国。加之元朝统治者也是少数民族，较少“华夷有别”和“内华夏，外夷狄”的封建正统观念，对边疆少数民族较少偏见和歧视。少数民族首领只要归附，中央政权通常都会授予他们一定的官职，进而形成了有别于羁縻制度的土司制度。官有流、土之分，于是便有了土官之名。对土官的任命、承袭、升迁、惩罚等，也作了一些相应的规定，逐步形成了制度。当然，就如方国瑜先生在其《彝族史稿》中所说的那样：“元统治者没有把全部地方政权交给他们，（他们）只负担征发差役、赋税。”宣慰司以下土官虽然有一定实权，但他们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当地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但他们作为封建王朝的地方官吏，与流官不同，他们可以世代承袭，而流官则不可以。

土官的继任者多为子侄、兄弟或妻子。为了防止冒袭、错袭，还规定了承袭的顺序，即先子、后侄、再兄弟，无子侄兄弟者，妻子亦可承袭，但必须是同一民族。(www.daowen.com)

元王朝还规定了土官赏罚制度。《元史》载：“诸土官有能爱抚军民，境内宁谧者，三年一次，保勘升官。其有勋劳，及应升赏承袭。文字至帅府，辄非礼疏驳，故为土官难阻者，罢之。”元朝廷对犯罪土官的处理，一般都坚持“土官有罪，罚而不废”的原则。土官犯罪，虽有惩治，但一般不革除官职，仍准予世袭。对于轻罪，只要悔过，一般都不以追究，以此化解中央政权与土官间的对立情绪，进而巩固元朝廷在彝族地区的统治地位。然而，土官制度在元朝时期尚属初始阶段，不够完善。土官、流官虽然分设，但时有相互混用的情况发生。行省至府、州、县的官吏多参用土人，宣慰、宣抚、安抚司亦设有流官；土官的名号虽确定，也有尊卑等差的区别，并授信符诰敕，但多执行不严、土官的设置也不稳定，行省长官的申报处置往往会左右土官的承袭，这样的情况到了明代才得到了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