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王朝为了巩固蒙古贵族对彝族地区的统治，在彝族地区屡次进行了户口清查和田地登记。元初，兀良合台镇守云南时，就曾8次查户口、4次查民田，并由此不断加重人民头上的苛税负担，压得人民不堪重负。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又一次清查所谓漏籍人口时，把这种清查和增加赋税作为对州、县官吏的考绩依据。如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王惠调任沾益州判官，招逃户254户，因而4年后，便升任为中庆路昆明县尹。

元王朝在军事上实行镇戍制度，其驻军基本上分为‘镇戍军’和“乡兵”。镇戍军是北方来的蒙古、回回、畏吾儿（今维吾尔）和汉族军队。“乡兵”则主要征用当地的彝族和白族人组成“爨僰军”（寸白军）。镇军和乡兵都实行军事屯田，设有官吏专门进行管理。《元史·地理志》载，在彝族地区屯田的军户达2万户，面积达45 000双田，折算成今天的面积为18万亩。屯田户被束缚在土地上，生产的粮食除留少量糊口外，其余全部交官充作军粮。元朝统治者这种用军事控制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军屯手段，在增强经济力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其军事统治，增强了其对地方土司的控制力。

在元朝统治西南彝族地区的120多年中，社会经济和文化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些较为开明的地方官吏对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比较重视。例如，赛典赤任云南平章政事期间，积极推行先进的生产技术，改良籽种，兴办水利，实施滇池排水、修建松花坝水闸、修建金汁河河堤工程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较快发展。与此同时，彝区的矿业生产也有了比较快的发展。有史料记载的彝区矿业开发地区主要有中庆、临安（包括今文山州大部）、澄江、曲靖、威楚、乌撒、乌蒙等地。到泰定五年（公元1328年），这些地区的金属课税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其中铜课税为云南独有。

元代，朝廷也在西南地区倡导儒学。赛典赤在云南地区首建孔庙，创庙学。从内地购来儒家经史，在大理、中庆设儒学提举，进一步传播汉族文化，并培养和吸收了云南彝族、白族的知识分子参加地方各级政权机构办事。经过元朝地方统治者的不断提倡，逐步改变了云南彝族等各族人民基本上不知读汉书识汉字的状况，各路、府、州、县都相继建立起了庙学，少数彝族子弟也进入庙学读书。(www.daowen.com)

元代迁入滇东北及云南其他地区的汉族、蒙古族和回族人民安定下来以后，与彝族人民友好相处，互助互利，共同发展。现今居住在通海县河西一带的蒙古族，就是元代曲陀关万松营蒙古军户的后代，他们大量吸收了当地的彝族语言和生活习俗，至今通海河西的许多蒙古族仍操彝族语言。而分布在其他地区的蒙古族，大多数都融入了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今天文山州内的蒙古族，虽然民族成分未变，但语言和生活方式大都早已被汉化了。

元王朝在西南地区建立行省以后，在进一步加强统治中，设置了站赤（驿站），开通了与内地交往的道路，活跃了内地与西南民族地区的商业贸易往来。为了能够使全国各地都能通达边情，布通朝廷号令，在通道上分段设立站赤，委派驿令或提领管理，并备有牛、马舟车，以便使节往来。一些蒙古、回回、色目（主要是维吾尔族）和汉族商人，都是通过站赤往来于全国各地，进行商品贩运活动。这样的通道站赤，仅在今云南的彝族地区内就有78处。这些站赤把一些交通线上的城镇连接起来，又通过这些城镇连接起周边的广大农村。赛典赤任云南平章政事时，命令打通了长期阻塞不通的乌蒙道，并在建昌路设置了站赤，保护商旅往来人员的安全。

元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站赤，使云南与内地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从而促进了云南彝族等各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随着通道的开通和站赤的建立，在商旅往来不断密切的同时，把四川西南彝族地区与湖广行省西部（今贵州）的各地彝族同云南内地彝族和其他民族紧密联系起来，进而加强了各民族在政治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