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世纪时，在今川西南凉山地区的安宁河流域，出现了以勿邓、两林、丰琶3个彝族部落为主的部落联盟。勿邓部落的首邑在今西昌，下辖21个家支。勿邓南部有两林部落。两林部落下辖9个家支。两林部落以南，有丰琶部落。丰琶部落下有2个家支。各部的基层单位是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村社。村社人群过着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农牧生活。这些部落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每一百家到两百家左右构成一个小部落，小部落之上有大部落。部落首长称为“鬼主”。大部落有“大鬼主”，小部落有“小鬼主”。而各大部落推举一个酋长为盟主。“鬼主”制度是一种部落联盟盟主集宗教祭司、军事首长和行政首脑于一体的政治制度，也就是彝族历史上说的“苴”“莫”“毕”三位一体的统治制度。

宋朝（大理国）时期，勿邓部势力逐渐强大起来，自称为“百蛮都鬼主”。其后，勿邓部又逐渐繁衍分化出许多互不统属的“部”，如在今天渡口东南的黎驱部，会东县境内的绛部，德昌县东南的巴翠部，德昌县县城及周边的赪延部，德昌县南的屈部，泸沽湖一带的落兰部，美姑县的阿部，金阳县北的沙部，宁南县的科部，等等。大理国时期，落兰部征服了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的许多部落。元朝至元三年（公元1275年）建立的罗罗斯宣慰司，就是在落兰部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此期间，在今凉山州东部的宜宾、叙永一带的马湖地区，也是部落林立。

宋朝建立初期，宋太祖消极地总结了唐王朝与南诏关系的经验，认为南诏国是唐王朝时期祸害最深的地方，因而主动放弃了四川沿长江上游至大渡河以南地区。对戎（宜宾）、泸（泸县）、黎（汉源）以南的彝族地区也采取消极的防守策略，从而在北、南两宋300多年时间里，上述这些地区成为宋王朝与大理国政权相互争取的地区，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状况。(www.daowen.com)

据相关彝文史料记载，宋代的上述戎、泸、黎三州彝族地区，农业生产有了显著发展，水稻产量增长很快。公元1013年12月，泸州有些彝族村落积谷数万石，宋军在战争中一次就夺粮五千石。马湖地区有7个彝族部落的农业生产水平已接近内地汉族地区。黎州的大渡河外，水田累累，许多汉族农民不断进入这些地区。而在叙州正西的石门部和许多羁縻州，由于海拔较高，畜牧业居于主要地位。纺织工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些地区的东部彝族，向北宋王朝多次进贡莎箩幔、莎萝鞍复、莎萝勒帛、花毯、白毡等丝、毛织品。盐源、马湖地区进贡物则是巨木大板，泸州地区进贡的是泸茶，说明这些地区彝族的农、牧、副业和手工生产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到12世纪早期的北宋徽宗政和末年（公元1111—1115年），泸州南部地区的彝族人民每年冬季都要到泸州城互市。他们从江门寨划竹筏而下，贩运椹、茶、麻、酒、米、鹿、豹、皮、毡兰、杂货等，到互市场进行交易。

由于戎、黎、泸三州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较快发展，决定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首先，为了适应奴隶制的发展，邛部和勿邓两部经常向外掳掠人口。南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虚恨等部彝族掳掠了忠镇汉村的汉民。马湖部落也在嘉定（今乐山）一次就掳掠老弱妇女数百人。其次，在上述三州的边沿地区，封建地主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大渡河以南地区，自唐代以来，由于汉族移民不断迁入，发展较为明显。公元10世纪50年代（宋皇祐年间），汉嘉（今四川雅安地区）一带发生灾荒，不少汉族人民渡过大渡河，逃到了彝族聚居地区，租种彝族地主的土地——蕃田，以收获物的十分之一作为地租交给彝族地主。这些汉族农民以先进的铁制农具和生产技术，带动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的推动，川西南彝族地区腹地的政治组织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过去，这些地区的东蛮三部以两林酋长为“都大鬼主”，到了宋代，由于邛部、勿邓接近汉区，经济发展较快，勿邓首领取代了两林首领做了“百蛮都鬼主”。这时，凉山地区的彝族组织中出现了新变化，即在“鬼主”之外，出现了许多的“王子”。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宋王朝一次就给邛部的19个王子加封，并赐敕书安抚鬼主36人。汉文史籍中把“王子”和“鬼主”并列。由此可以看出，此时，凉山彝族地区出现了政治领袖和宗教祭司共同管理部落的结合形式，而历史上的“毕”（宗教祭司）、“苴”（君长）、“莫”（臣）“三位一体”的部落管理形式则开始发生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