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西南彝族地区就有了中原王朝组织开辟的僰道、越嶲道和南越道三条通道。但僰道由于曾受到昭通、东川以及贵州西部彝族的阻断，一度妨碍了彝区与内地的交流。越嶲道在东汉末年到蜀汉初期，也被阻断了上百年时间，一直到诸葛亮南征时才又被重新开通。从此，姚州东西部，特别是从姚州到滇池周边地区，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和变化，经济上的变化就是犁耕和灌溉农业的发展；文化上的变化就是汉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在主要通道两旁、城镇及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汉文历史文献中便出现了东、西两爨分野的记载。

唐朝时期，西南彝族地区的东、西差异已基本形成。因此，唐人樊绰在他写的《蛮书》中，把今天的曲靖、昆明、马龙、晋宁、澄江、安宁、禄丰等地区称为西爨；把今天的贵州威宁、云南沾益、昭通、寻甸以及红河州和文山州西南部地区称为东爨。

东爨有7个大部落，分别是：东川地区的阿芋部，即之前的阿芋歹部；昭通地区的阿猛部，即之前的乌蒙部；昭通至会泽地区的夔山部；贵州威宁一带的暴蛮部，即之前的乌撒部；宣威、会泽一带的卢鹿部，即之后又扩张发展到镇雄、贵州西部地区的芒部，再又分支发展成芒部、水西和返回原住地今云南宣威的磨弥敛。在今川西南地区则有邛部、两林、丰琶等部。南诏、大理国时期，东爨地区的乌蛮先后分化组合成了37部，其中有4部就在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西爨主要是分布在滇中及其以西地区，他们大多是南北朝时期爨氏家族的实际控制区。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南诏王皮罗阁兼并爨区。次年，阁罗凤派杨牟利率兵将西爨地区的爨氏家族及其亲兵强行迁往今保山和临沧地区，原爨氏实际控制区域的彝区由此被称为西爨白蛮。这些地区的彝族以“徙莫袛蛮”最多。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王朝分别在今天的牟定、广通、楚雄、南华、武定等县市设立傍、望、览、丘、求五州。而在今天的昆明、玉溪、红河、文山等地，也有一些“徙莫袛蛮”人分布。由于受历代王朝主要在滇中地区实行移民屯田的影响，徙莫袛部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到元、明、清时期，已有很大一部分融合到了汉族中，未融合的部分，则向边远的地方迁徙。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迁入了今天的文山、砚山、丘北、马关、西畴、广南等县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说，楚雄府的撒莫都（徙莫袛部的一支）已改变了彝俗，衣服、饮食都与汉族相同。明朝末年，云南府、澄江府、永昌府、临安府（当时今文山州的大部分地区属临安府）的不少撒莫都被编入汉户中去。未被融合的还有今天昆明郊区的子君（撒梅），路南、弥勒、泸西、蒙自、丘北、砚山、文山、马关等县市的罗罗（倮倮）、仆拉、撒尼、阿细、阿扎、阿乌等部分支系彝族。(www.daowen.com)

在滇西大理地区，有河蛮、松外蛮等乍部分支出来的彝族，但到了唐、宋以后，他们的语言中已融入了很多的汉语言成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他们在织绢、绩麻技术，家畜、家禽饲养，以及农田耕作技术等方面，都比较发达。南诏统一各部之前，武、乍二部共同建立被称为“哈”的统一联盟国家，即汉文文献中所说的“白子国”。属于武部分支之一的蒙舍诏在今天的巍山崛起后，“白子国”联盟破裂，蒙舍诏首领细奴罗取代了“白子国”首领张乐进求。唐开元年间，皮罗阁击破河蛮，迫使其北迁于浪穹诏区内。于是，由原乍部分化出来的河蛮、松外蛮等又分化成数十个小部落。大的部落有五六百户，小的有两三百户，有杨、赵、李、董等数十姓。同时，汉、晋以来迁入西南地区的部分汉族人口也加入了原乍部所属的一些部落家支中。特别是唐天宝十年至十三年间（公元751—754年）对南诏发动的两次征讨战争失败后，大部分存活下来的汉族士兵都落籍到了洱海周边地区的彝族中。南诏摆脱唐王朝的支配后，先后发动对川西、邕管和安南都护府的掠夺战争，并从各地掳掠了许多的汉族人口。这些汉族人口大都被安置在洱海周边地区。这样就带来了彝、汉文化间的加快融合，其结果就是促进了洱海地区彝族部落加速分化。那些吸收汉文化较多的部落，与母体的差异越来越大，甚至渐渐失去本民族基本的特点。

与此同时，由于居住区域的相对隔绝，被称为和蛮（哈尼族），以及施蛮、顺蛮（傈僳族）、磨些蛮（纳西族）等部落，也从彝系统这一母体中分化出去。直到明、清前期，彝族内部仍然在不断地分化。被称为“倮黑”的部分分化成拉祜族；被称为“三撮毛”的“倮黑”部分分化成基诺族。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唐、宋时期有部分从彝族中分化出来的哈尼族人居住，但到了明、清时期，他们除少部分融入其他民族中外，其他都迁往红河和普洱地区去了。在明、清时期的文山彝族中，这种彝族内部的分化情况才相对停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