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常璩《华阳国志》记载，晋王朝时期，今天的四川南部、云南全部，以及贵州西部等南中地区生活着两大系统民族，即“夷”系统和“越”系统。“越”系统指的是今天的壮族、傣族、布依族、水族和侗族等壮侗语民族先民。而“夷”系统指的是以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等藏缅语民族先民。在这些藏缅语民族中，以彝族人口占多数。其后经过两晋、南北朝时期南中大姓、夷帅的纷争，最后形成爨氏独霸南中的局面。唐王朝建立以后，中央政权扶持彝族武部后裔蒙舍诏在统一“六诏”后击灭了爨氏，建立起了大南诏王国。

南诏王国建立以后，彝族在政治上进入了相对的大统一时期。但是，由于这种统一仅仅只是限于形式上的政治联盟，彝族各部也只是在政治上承认南诏王这个共主，而各部仍然是拥土自立，各据一方，自我封闭的经济状态并未被彻底打破。因此，这一时期也是“夷”系统内部分化较大的时期。

首先，南中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即高山峡谷构成了大多数彝族地区落后的自然经济不容易被打破的天然屏障，从而使这种落后的自然经济长时期稳固在相对的不变之中。其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以及宗法血缘关系链条的环环相扣，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化背景和心理观念，则又成为改变落后生产方式在思想观念上的精神障碍。两种障碍相互“稳固连接”，成为了彝区各部封闭的自然经济很难被打破的壁垒，进而把彝族各部分割成了相对孤立的、分散的许多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体或家支群体，各部之间的联系和交往难以正常进行，生产力只能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一些微弱的量变，造成了彝区各地、各部落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难以形成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长时期相互隔绝，又渐渐产生出各地区、各部落之间在语言上、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今天彝族支系名目繁多的历史原因。研究彝族语言文字的人都知道，彝族文字越古老，越能体现各地彝族的共同点，而越往后的彝文，各地区之间的差别也就越大，这就是长期相互隔绝的历史结果。麻栗坡县东部、广南县东南部、富宁县以及广西西部地区的许多彝族每年都过荞菜节、打宫节，跳铜鼓舞，却不过火把节。说明这些地区的彝族离开彝区内地的时间很久远了。在他们离开彝区内地的时候，火把节这一后来形成彝民族全民性的共同节日时，他们已离开彝区内地，失去了与母体文化的联系，因而也就不过火把了。而“荞”这一彝族传统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彝族最古老的粮食来源，人们祭祀“荞神”，过荞菜节，说明荞自古以来就与彝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而铜鼓这一经历了从釜到鼓，再到神器的神圣器物，自古以来就是彝族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一种号令神物，因此人们祭祀它、珍藏它，使之沿袭下来。所以，荞菜节、打宫节、跳铜鼓舞这样的彝族节日，在彝区内地逐渐消失以后，仍然在边远的彝族地区被很好地保存下来。

由于各地区、各部落之间长时期的拥土自立，自我封闭，使一些地区的彝族部落与母体的差异越来越大。如“六祖”分支后的乍部落，他们曾在今天的楚雄一带兴盛一时，后来迁徙到“点错雅卧”（今大理地区）后，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了汉族地区的发展水平。而同样迁徙到大理地区的武部，到节阿武之世与乍部联姻，两部一起共同建立起了部落联盟国家制度——“哈”。武部后裔洛陀施后来生了9个儿子，其中施不木、施那外、施阿纳、武洛洛、武布谷和施阿直分别居住在左、右、东、南、西、中六方，成为了后来的“六诏”。由于他们与内地汉族的交往密切，接受的汉文化越来越多，经济社会发展也就相对较快，又在唐王朝的支持下，逐步形成统一西南地区，建立大南诏国的实力。

此外，“六祖”分支以后，各部落向各地区迁徙、扩展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与其他民族发生战争，而且彝族内部各部落之间也不断地发生争斗。从《西南彝志》中可以看到，彝族各部之间的纷争是很频繁的。例如，糯部慕雅热第十世孙大鲁歹时，率其部属阿史觉、师布雅舍与在楚雄一带的乍部和武部长期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后糯部联合默部组成共同联军打败了武、乍联军，不但遏制住了武、乍二部的东进势头，而且先后把他们逼迁到了滇西洱海地区。(www.daowen.com)

在古代，民族内部的战争是民族自身把自己整合为共同体的一种历史过程，如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七雄争霸，最终归于秦的统一，形成了汉民族共同体的最早前身——“秦人”。但是，在古代西南彝族各部之间的纷争，却没有向兼并、统一的方向发展，而是在彼此相互攻伐中一直谁也吃不了谁，使各部之间相互独立封闭的倾向更加严重。久而久之，这种相互攻伐就逐步变成了“打冤家”的不良传统长期沿袭下来，从而形成了部落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文山，这种部落或群体之间各自为政，极少互相往来，甚至同族各部或支系间互不认同的情况至今仍然存在。这些就是许多彝族人观念保守，发展缓慢的历史原因之一。

另外，自西汉以来，随着“西南夷”地区与中原内地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内地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对彝区影响不断加深，加之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南地区采取移民垦殖等措施，内地的地主、商人招募了许多汉族农民进入彝区垦殖。随后，在内地破产的农民、犯罪人员也进迁到彝区生活并定居下来。与此同时，被派遣到西南地区新设郡、县的驻守军队，也有部分落籍下来，他们与彝族人民同列卒伍，共同开发彝区，并渐渐被“夷”化，融入彝族之中。其间，部分清明的汉族官吏在彝区进行过一些卓有成效的治理。如东汉章帝元和年间（公元84—87年）王追任益州太守时，在益州郡、县兴办学堂，一些彝族子弟进入学堂读书识字，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慢慢改变了一些不良的民族风俗习惯。东汉末年至蜀汉初年，武部首领兹夺武乌（孟获）的曾祖父孟孝琚，12岁时到成都去学习韩愈诗，兼通孝经二卷，就是这种影响的典型表现。

南诏王国建立以后，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了大理洱海地区。期间，唐、诏关系破裂时，唐王朝几次派兵征伐南诏，特别是公元754年，命李宓率十万大军攻伐南诏，结果全军覆没，李宓阵亡，不少的内地汉族士兵因此流落在了大理地区，娶当地彝族女子为妻，进而落籍下来，渐化为“夷”。他们随之带来的内地先进生产技术，也就成为推动彝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