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彝区盛产铜、锡、金、锑、铁、银等多种矿物，矿冶业生产历史久远，其中以铜冶业最为有名。唐代，南诏国就用大量的铜制作佛像。据《南诏野史》记载：劝丰祐当南诏王期间，就先后用40950斤铜铸造了11400尊佛像。舜化贞继位后，于“光化庚申三年，铸崇圣丈六观音，清平官郑买嗣合十六国铜所铸，蜀人李嘉亨成像”。南诏国的铜冶业规模由此可见一斑。明天启《滇志·大理府古迹》载：崇圣寺发掘出的“鸿鈡在三塔寺楼，唐咸通时铸，制作大而雅，声远而洪。国初中官钱能见而叹曰：‘此物宇内罕有，恨山川阻隔，不能致之宗庙耳’”。万历《云南通志》也载：“崇圣寺中有观音像，高二丈四尺。唐蒙氏民董明善良者，吁天愿铸造，是夕天雨铜，无欠无余，仅足铜像。”诸多大小铜像和塔模等，既反映了南诏国铜冶业的发展规模，也反映了南诏国铜冶铸技术的高超水平。

在川西南今凉山州地区，铁矿的开采冶炼时间较早。晋时成书的《华阳国志·蜀志》就记载说“越嶲（今冕宁）、会无（今会理）出铁”。又载：这些地方“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这一记载说明这些地区的冶铁技术也是比较高的。

宋代，大理国矿冶业规模和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开国国主段思平建国后，就“铸佛像万尊”。1976年维修大理三塔时，出土了大理国时期大量的铜制文物，数量达680件之多。其中佛像、观音像99尊，天王与力士像9尊，铜塔模5件，铜镜15面，铜铃4件，铜镯57件，铜夹7件，铜函、铜钵各1件，铜钹2件，金刚杵200余件，还有刻有佛像的铜片4块。这些发现说明当时社会对铜的需求量很大，也说明了大理国时期制铜工艺水平的高超。

铁器的制作水平在大理国时期也有了很大提高。周去非在《岭南代答》中说：“蛮刀，以大理所出为佳。”又说：“今世所吹毛透风，乃大理刀之类。”说明大理国不但产铁，而且铁器的制作质量水平也比较高。《张胜温画卷》卷首画有矛、钺、槊、铲、大刀、铎鞘等兵器。大理三塔寺出土有铁锤、铁像等。大量铁制农具的使用，铎鞘、郁刀、云南剑等数量巨大的铁制武器生产，以及大量的佛像、观音像等宗教器物的制造，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如果没有大规模的采矿冶炼作支撑，这些数量巨大的金属需求量是很难满足的。

云南个旧产锡的情况在汉代就有记载。《汉书·地理志·西南诸郡》载：“贲古（今个旧、蒙自）采山出锡。”类似的记载，在其他相关史籍中也不少见。南诏国时期，王国政权对金、银、锡、珠宝等管理采取垄断的办法，“禁缉甚严”，犹以金为甚；“蛮法严峻，纳官十之七八，其余许归私，如不输官，许递相告”，犯罪之人和掠夺来的人口，常被送去做“淘金”奴隶。(www.daowen.com)

大理国时期，金属采冶业有了很大发展。李石《续博物志》载：“生金出产傍诸山，……有得片块，大者重一斤或二斤，小者不下三四辆。”金沙江“河中有金沙甚饶”，大理“亦产金甚饶”，而滇南、滇东北均“有金甚饶”。《政和经史证类本草》称流入中原的大理黄金为“云南块金”。大理国每逢节庆，各方贡金银“万计”，这反映了大理国时期金银等有色金属冶炼业的发达。

煮盐也是云南重要的矿业之一。据相关史料记载，云南有规模的煮盐业出现始于魏晋时期，出产地主要在今安宁、丽江、盐津、大姚等地。唐宋时期，云南的煮盐技能和生产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载：“昆明城有大盐池，比陷吐蕃。蕃中不解煮盐法，以咸水沃柴上，以火焚柴而炭，即于炭上掠取盐也。贞元十年春，南诏收昆明。今盐池属南诏蛮官煮之，如汉法也。”此后，“蛮法煮盐，咸有法令”，煮盐技术已接近内地水平。

大理国时期，煮盐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南诏野史》载：大理国时期，今云南省内的盐产地有“盐井、滇共四十处”。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元将兀良合台率兵平云南，“赏段甫盐井”，说明大理国时期，盐业作为王国一种重要工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产盐地除了云南外，川西南彝区也有52处之多。昆明安宁一带产的盐主要供应东蛮地区；淯井盐则主要供应长宁军的“公家百需”。刘复生在其《自杞国考略》一文中说，自杞国强盛时，曾“……悄悄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钱诸蛮僚”。这里说的“大理盐池”，即安宁盐池，说明当时的安宁盐业已发展为相当大的规模，食盐贸易的利润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