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彝区的古代市场最早萌发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唐代，这种市场才以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等十二兽命名，与彝族太阳历中的十二兽纪日相对应，很具地方民族特色。到如今，云南以十二兽命名的市场（街）很多，猪街、马街、羊街、鸡街、牛街等几乎遍及全省各县，文山州也是如此。

城市和农村集镇是重要的商品交易场所和集散地。南诏时期，这样的城市和集镇有了很大发展。到了大理国时期，这些城市和集镇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商品交换功能进一步增强。据元初《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押赤城（今昆明）“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秃落蛮州（今昭通），“其地商人甚富，而为大宗贸易，居民以肉乳米为粮，用米及最好的香料酿酒饮之”。这样规模的城市市场，不可能是元初发展起来的，而是南诏、大理国时期逐步发展形成的。大理国有“八府四郡四镇”，在爨地有鄯阐、威楚二府，秀山、河阳、石城、东川四郡，以及设置在今文山州境内的最宁镇。最宁镇是大理国通往邕州（今广西南宁）、安南（越南）通道上的重镇。一方面大理国经常通过此道向宋朝廷朝贡，另一方面又是大理国商人到广西进行市马等商贸运输的重要通道，同时还是大理国通往安南的军事要冲。据尤中教授研究分析，最宁镇的位置应当在今文山市德厚镇的乐龙。

大理国时期，云南的商品交易市场不断增多。李京《云南志略》记载：蛮人地区的“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交易用贝子……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金齿百夷地区（今西双版纳等地），“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这是相邻村寨居民间相互进行的余缺调剂，商品的含量还不高。然而，这些集市贸易的出现，表明城市市场开始向乡村延伸，市场的广度进一步扩大。南诏国异牟寻当政时，将王国政权管理部门从六爽增设为九爽，其中的禾爽就是主管商贸的部门，说明南诏国的商业贸易已经发展到了必须有专门的政权管理机构来管理的程度；同时反映了商业已跻身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行业的重要地位。中国古人称行商者“行曰商，坐曰贾”，说明云南的商贸在发展中，已分化出了一批专业的商贸队伍，他们中有从事开设商铺坐列贩卖的坐贾，有往来于王国内外从事贩运贸易的内外行商，这些商贸队伍的坐贾行商活动，使王国的商贸日趋活跃起来，促进了经济的向前发展。樊绰在其编写的《云南志》中记载：今云南文山州和红河州南部与越南相交地区的崇魔蛮（乌蛮中的一支，与马关、河口两县的乌蛮桃花人相邻），他们“溪洞而居，俗养牛马。此年与汉博易。自大中八年（854年）经略使苛暴，令人将盐往林西原（崇魔蛮居住区）博牛马，每一头匹只许盐一斗，因此隔绝，不将牛马来”。

继南诏国之后，大理国时期的商贸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王国周边的商贸交通进一步扩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其范围“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随着市场发展面的不断扩大，参与交易的产品也随之增多。交易的产品主要有：一是缯、布、帛、绢、毡等纺织品；二是盐、茶、米、酒等生活必需品；三是金、银、铜、铁、木等生产生活用具；四是马、牛、羊等牲畜；五是铎鞘、刀、剑等兵器；六是金、银、铜、铁、木等各种不同材质的装饰品和手工艺品；七是檀香、朱砂、雄黄、麝香、云母、甘草等药材。

大理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商贸往来既频繁，又各有特点。在东边与南宋朝廷的商贸交往中，以市马为大宗。周去非《岭南代答》对此记述得很具体：“自元丰间（1078—1086年），广西帅司已置干办公事一员于邕州（今广西南宁），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绍兴三年（1133年），置提举买马司于邕，六年（1136年）令帅臣兼领。今邕州守臣提点买马精干一员……蕃诸入界，有知寨土簿、都监三员同主管买马钱物。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罗殿、毗那、罗孔、谢蕃、膝蕃等。每冬以马叩边，买马司先遣招马官赍锦缯赐之。马将入境，西提举出境招之，同巡检率甲士往境上护之……朝廷岁拨本路上供钱，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锦、付略司为市马之费。经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锦彩帛，尽往博易。以马之高下视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价。岁额一千五百匹，分为三十纲（纲马一纲为五十匹，进马三十匹。每纲押纲官一员，将校五人，兽医一人，牵马兵士二十五人。进马纲则十五人，一人牵二马），赴行在所。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令马纲分往江上诸军，后乞添纲令元额之外，凡添买三十一纲，盖买三千五百匹矣。”(www.daowen.com)

与南宋朝廷开展市马的滇东南和黔西南各部中，自杞国的马数量最多，几乎垄断了整个马市，自杞国因市马而迅速强大起来。吴儆在其所著的《竹洲集》一书中说：“蕃每岁横山（今广西田东县境）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岁有数千人至横山市马。”自杞国虽然垄断了马市，但其本身并不产多少马，其市马绝大多数是从滇西一带采购来后再转卖到广西。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蛮马》中说：“自杞取马于大理。”

南宋时期的西南市马场除了广西横山外，还有川南泸州、黎州、叙州等，除了市马这一大宗贸易外，其他参与内外贸易的商品也很多，特别西部、北部和南部更是如此。南诏国早年就与西边的弥诺国、弥臣国、骠国、昆仑国、大秦婆罗门国、小秦婆罗门国、夜半国、女王国、水真腊国、陆真腊国等国家有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并开通了西通骠国和天竺的通道。到宋代，大理国与南亚、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规模进一步扩大。木芹的《南诏野史会证》一书中说：段正淳做大理王年间，“缅人、昆仑、波斯三夷同进白象、香物”，说明双方的关系既密切又稳定。

商品的流通离不开交通。南诏国时期，南诏国通往北部四川的两条交通主干道先后开通：一条是西部通往成都的清溪关道，一条是东部通往宜宾的石门关道。另外是通往东部的黔中道和邕州道，以及通往南部安南国的陆路和水路，还有西部通往骠国和天竺的“蜀身毒道”。

宋代，大理国的交通在南诏国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些通道中，通往广西的两条市马道史料记载较多，也比较有名。一条是从北面的今云南曲靖至贵州黔西南进广西。一条是从今滇东南的弥勒、砚山、文山、广南、富宁等县市到广西横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