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南诏、大理王国内仍有不少地区尚未进入或尚未完全进入农耕社会，畜牧业在整个彝区经济中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王国政权对畜牧业的发展十分重视，并设有专管畜牧业的官。《新唐书》对此记载说：“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主仓禀，亦清平官、酋望、大将军兼之。”就如《云南志》中所记述的那样：乌蛮散居于林谷，“牛马遍野……猪、羊、猫、犬、骡、驴、豹、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见于记载的还有马、牛、象、犀、鹿等。“东部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养牛业发展最快的地方，一是滇中今楚雄州一带的沙牛（黄牛）。《云南志》载：“云南及西爨故地只生沙牛，俱缘地多瘴，草深肥，牛更蕃生犊子。天宝中，一家便有数十头。”一个是通海以南地区（包括今文山州中西部），这些地方养的牛中，有黄牛、水牛，史料记载中还有少量犛牛（牦牛）。这些牛的种类尤以黄牛最多。

养马最多的是滇东北地区、洱海地区和川西南地区；包括今文山州在内的东爨乌蛮居住区大多数地方，养马的数量较少，且“一切野放，不置槽枥”。(www.daowen.com)

自古以来，养羊一直是彝族人民，尤其是山区彝族人民一项古老的传统畜牧产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南诏、大理国时期，彝族人民饲养的羊群中，山羊是本土固有的，绵羊则是从吐蕃（今西藏）引入发展起来的，因此，绵羊又叫吐蕃羊。养羊对彝族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彝族谚语说：“羊的背给我衣穿，羊的脚给我踩肥，羊的腹给我奶喝，羊的身给我肉吃。”《云南志》中关于乌蛮各部“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的记载，就是这种典型的畜牧业经济的集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