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南诏）宋（大理）时期。云南彝区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品市场发展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古代，这样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农业的发展，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牛耕技术的推广和铁农具的广泛应用。据相关史料记载，云南彝区农业牛耕始于南诏初期，牛耕技术和铁农具的推广使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南诏农业的发展。《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记载说：“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新唐书》亦载：南诏“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这里的“一牛三夫”应是“二牛三夫”之误。因为《南诏图传》中就有一幅二牛耕田后卸犁休息的画面。

南诏国时期的农业发展，主要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基础上的发展，由农民、农奴和奴隶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主要还是为满足内部的需要，而作为剩余产品进入市场交易的还很少。市场上交易的产品也是互补余缺的以物易物，其商品特征还不明显，对许多交换者来说，双方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剩余产品交换。地处滇东南的今文山州彝区经济发展状况，与内地发展较快地区差距很大。据《临安府志》载，唐宋时期，今文山州大部分属于教化、王弄、安南三部乌蛮长官司之地，境内居住在坝区的彝族人口比例并不小，但似乎都还停留在原始的刀耕火种中，牛耕农业还不多，史料中也未见有记载。

由于彝区大多数地方山高谷深，山地多、平坝少，以及由此形成复杂的交通条件制约，再加之长期受以畜牧业为主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彝区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这种发展仍然是缓慢的，在一些高山边远偏僻地区更是如此。所谓发展，主要是发展条件较好的坝区农业发展。《新唐书·南蛮传》记载说，南诏国除在平地引水灌田外，还将天然山泉水从低处引上山灌溉山田（梯田），这种农田水利建设情况在《南诏德化碑》中也有明确记载。后来的《云南志》对此也记载说：“从曲靖州已（以）南，滇池已（以）西，土俗为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这些坝区通过水利建设，有效改善了灌溉条件，使这些地方成为当时云南农业发展最快的地方。到大理国时，洱海、滇池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粮食单产和总产，史料上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记载，但产量增加是无疑的。《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记载说：“酿酒以稻米为麴。”说明当时的粮食产量增加不少，可以拿出很大一部分来酿酒了。南诏国时期不断向外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和掠夺行动，没有足够的军粮来支持是做不到的，这些军需粮食主要就是来自坝区。居住在山区的彝族主要种植荞麦、大麦、燕麦等山地耐寒、耐旱的作物，产量虽然也有所增加，但这类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是靠扩大种植面积得来的，靠提高种植技术水平增产的因素不多，因而增量很小。(www.daowen.com)

授田制的建立，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南诏国时期实行的土地授田制度，是王国统治者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制定实行的。这种要求的主要表现：首先是南诏初期，农业在整个王国经济中已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小家小户的个体独立生产单位比例越来越高，成为官府实行授田制的客观前提条件。其次是南诏政权建立起来以后，为适应洱海等一些发展较快的乌蛮、白蛮地区土地私有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事实，以授田的方式承认其土地的合法性，成为王国统治者的必然选择。三是将授田制作为加强王国军事力量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云南志》载：“南俗务田农菜圃，战斗不分文武。……上官授田四十双，汉二顷也；上户三十双，汉一顷五十亩；中户、下户各有差异。”南诏国就是这样通过授田的政策建立起了乡兵制度。组织乡兵，成为授田户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四是对移民实行授田，也是南诏实行授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南诏国曾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活动，如为抑制白蛮势力壮大，将二十万居住在滇中一带的西爨白蛮西迁到保山、德宏一带。为稳定移民地区社会，王室对包括白蛮在内的极大多数王国内外移民都授予田地，在安定人心的同时也促进了移民区农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