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世纪中叶，南诏脱离唐王朝控制期间，在与吐蕃合兵夺取川西南嶲州，稳定北部地区以后，又向西攻占银生和寻传蛮（今缅甸东部）地区，再以这些地区为依托，向南部的中南半岛地区扩张，其目的是要在加强与中南半岛国家经济往来的同时，强化对这一地区商业通道的控制，使这些地区国家与南诏的经济贸易往来进一步繁荣起来，并在政治上进一步对这些地区加以控制。

相关史料记载，南诏时期，与南诏有联系的中南半岛国家主要有骠国、弥诺国、弥臣国、夜半国、昆仑国、大秦婆罗门国、女王国、陆真腊国和水真腊国等。这些所谓的“国”中，除骠国外，其余都是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群体。公元8世纪中期，阁罗凤西开寻传蛮地区后，以镇西、永昌两节度区为依托，不断向西南扩张，先后用武力攻占了骠国、弥诺国、弥臣国和昆仑国，影响力不断扩大。《新唐书》载：“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之后，又以骠国为中心，把其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整个中南半岛地区。

在南诏与中南半岛国家的交往中，由于骠国地处中心枢纽地带，其在南诏国向中南半岛地区扩张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明显，因而一直是南诏控制的重点。元和三年（808年），南诏王寻阁劝继位，他“自称骠信”。“骠信”一词，在彝语和缅语中都是“君王”的意思，其意为寻阁劝既是南诏之王，也是骠国及其他中南半岛国家之王。寻阁劝虽然不是骠国的实际统治者，但南诏与骠国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南诏野史》中载有劝丰祐时大将军段宗膀救缅一事：“膀，汤（池）人，祐之勇将。先是狮子国侵缅，屡求救，至是许之。……膀救缅以败狮子国。”这一故事至今仍在滇西一带的彝族和白族民间流传着，说明南诏与骠国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南诏通过向中南半岛地区扩张，使其对外商贸交流往来遍及南亚、东南亚地区。其中骠国至天竺（今印度）是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南诏永昌城（今保山）作为南诏西部重要门户，发挥着外贸进出口中商品中转站和集散地作用。(www.daowen.com)

在南诏与中南半岛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诸多奇珍异宝输入南诏市场，进而又经蜀身毒道传入内地。这些珠宝中，尤以琥珀，瑟瑟、光珠、宝石、玉石等占的份额最大，其他还有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槟榔木、琉璃、水晶、蠡杯、犀象，以及黄金、麝香、贝等数量也不少。贝又称“海巴”“巴具”“珂贝”等，产于西太平洋印度海的暖水域中，中南半岛许多国家历史上都曾用贝作过货币。哈威写的《缅甸史》引大中五年（851年），波斯国施旅行家旅行到下缅甸的记载中写道：“居民易市，常用海巴以为货币。”云南彝族等一些少数民族先民，在两汉时期就开始使用贝币了。南诏国时期，用贝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地区范围进一步扩大，贝成为富人的财富象征，常被用作去世老人的陪葬品。《纪古滇说集》载：缅甸、暹罗、八百、真腊、占城、挝国等每年进献给南诏的物品中，就有“巴具”（贝）一项。《新唐书》载：南诏“以缯帛及贝市场，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至今，包括文山州（主要是州境西部）在内的云南许多地方彝族古墓中，时有贝币出土。在这些贝币中，有许多就是南诏时期的遗物。

南诏时期，印度佛教文化对南亚、东南亚，以及南诏国的影响巨大，不少国家都使用印度梵文，文化上均趋同于印度，甚至出现了“印度化”倾向。在南诏国，特别是南诏国西部，这种影响也是很大的。剑川石窟第一窟《异界牟寻议政图》的石刻人物中，除了异牟寻和一些清平官外，还有一位梵僧。公元9世纪中叶，梵僧赞陀崛多来到南诏长居后，不久就被南诏王室尊为国师，给王室讲解佛教经典教义，留下了许多传奇的故事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