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的分裂和统一。因为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在长时期的阶级社会中，由大民族主义导致的民族间的矛盾难以避免，所以分裂与统一不断反复。然而，不管分裂还是统一，不管是阶级矛盾还是民族矛盾，相互关联的血脉始终藕断丝连，各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族和中原王朝间的联系始终未曾中断过，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历史原因之一。

唐王朝建立后，在其周边有突厥、吐蕃、回纥，以及以彝族为主体的南诏王国四个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但他们都分别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南诏之所以能统一洱海地区，与唐王朝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给以的影响和支持分不开。早先皮逻阁在唐王朝的支持下，最终统一洱海地区各部后，并接受了唐王朝对其的“云南王”封号。这一方面表明了南诏自立国之始，就心向唐王朝，政治上保持与祖国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洱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内地难以分裂。

然而，由于封建中央王朝在总体上执行的是大民族主义歧视政策，这种政策时紧时松，或明或暗，“贵中华，贱夷狄”的封建统治阶级民族歧视思想仍然影响着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团结。皇帝昏庸或奸臣当道时，矛盾便更加激化，并不时地引发不同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杀戮。唐天宝年间发生的两次规模较大的“唐诏”战争，就是皇帝政治上昏庸，生活上沉迷于色，加之奸臣当道横行所导致的。这两次战争使南诏脱离了唐王朝一段时间，原因就如阁罗凤后来立的《南诏德化碑》上所说的那样，是南诏国忍受不了朝廷大民族主义歧视政策，不得已才叛唐，并表明了南诏重新归附唐王朝的真诚之心。

由于南诏国有这种心向中央王朝的向心力，继之而来的便是贞元十年（794年）南诏与唐王朝亲密友好关系的恢复。南诏王异牟寻与唐王朝使臣崖佐时的共盟文书中，双方作出要互不侵犯，共同发展的承诺。

这种亲密无间关系的确立，促进了相互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南诏以铎鞘、浪剑、郁刀、金、瑟瑟、琥珀、牛黄、毡、纺丝、象、犀等地方土特产品与唐王朝交流内地物资。贞元十年以后的五十年间，南诏先后派数千青年到成都学习。这些青年学成回南诏后，对南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异牟寻时期，也是南诏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向前发展的盛世时期。

南诏与唐王朝的和好，同时打开了中国和中印半岛及东南亚国家之间交流的通道。因为当时南诏国是东南亚地区最强大的力量，与临近的中印半岛各国间都有联系，它们与唐王朝的亲密友好，影响到唐王朝与中印半岛一些国家的友好关系。贞元十八年（802年），南诏派歌舞队到内地演出，骠国（今缅甸）同时派歌舞队随南诏歌舞队一起到长安，为皇帝表演了《南诏奉圣乐》，轰动了整个长安城。唐德宗皇帝亲自在鳞德殿观看了演出，叫宫中的乐工舞女学习南诏乐舞，并将《南诏奉圣乐》列入唐代长期保留的四部乐舞之一。后来大诗人王昌龄的七绝诗《出塞》，就是用这一时期传入内地的“盖罗缝”曲子（又作合罗缝、阁罗缝和罗凤曲，都是用南诏王阁罗凤之名命名）来配乐歌唱的。唐德宗皇帝还封率领骠国乐队入唐的舒难陀（骠国国王雍羌的弟弟）为“大仆卿”，这对增强中缅之间政治和文化上的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元和三年（808年）异牟寻去世时，唐宪宗为之罢朝三日以治哀，并派遣太常卿武少仪到南诏吊唁，以表彰他对促进唐、诏友好关系的功绩。然而，唐王朝毕竟是一个封建王朝，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大民族主义思想的作祟和影响，民族歧视和民族矛盾总是不可避免。(www.daowen.com)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即位不久的南诏王阁逻凤携妻前往成都拜谒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途经姚安时，云南太守张虔陀不仅公开勒索财物，竟然还想侮辱阁逻凤的妻子，遭到阁逻凤的严词拒绝。心怀不满的张虔陀便派人辱骂他，并向朝廷上奏章诬陷阁逻凤。阁逻凤愤怒之余，列举了张虔陀的六大罪状，并率兵杀死了张虔陀。唐王朝当时是奸臣杨国忠、李林甫当道，不分青红皂白，就派鲜于仲通率军8万攻打南诏。唐军由昭通进入曲靖后，阁逻凤派使者前往军中求和，说明事实真相，并指出如果唐诏纷争，是吐蕃得利，南诏之地就会非唐所有了。但鲜于仲通一意孤行，囚禁了南诏使者。在唐王朝大军压境，外辱未洗的情况下，南诏举国同仇敌忾，一举歼灭了唐军，只有鲜于仲通只身逃脱。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国忠仍然对皇帝隐瞒战争实情，欺骗整日寻欢作乐、贪恋女色的唐明皇，还推荐败将鲜于仲通做了京兆尹。之后，又背着皇帝秘密派侍卿李宓率军10万再次攻打南诏，但接连被南诏和吐蕃联军全部歼灭，李宓也在战败后投洱海自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南诏仍然顾及与唐王朝的臣属关系，收拾唐军将士尸体，在今天的下关举行祭奠仪式后安葬。

此后的太和三年（829年）、咸通元年至乾符元年（860—874年）间，南诏先后几次出兵西川、邕州、黔州、播州、安南都护等唐朝领地进行报复、掠夺。这种由大民族主义挑起的战争，违背了战争双方广大人民的意愿，因此即使在不断纷争的年月，唐王朝和南诏双方仍然不断地遣使往来，和议修好。贞元唐诏会盟以后，具有政治远见的南诏王异牟寻，在全力主导搞好与中央王朝关系的同时，采取措施不断加快王国经济发展，使唐诏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也使南诏国步入了王国发展的鼎盛时代。

唐王朝晚期，藩镇割据之风越演越烈，内政腐败，“官乱民贫”，朝政每况愈下。面对日益衰落的中央王朝，南诏虽奉唐王朝为正朔，但在内部却以王者自居。寻阁劝继位后，甚至“自称骠信”，以皇帝自居。大中十三年（859年），南诏王劝丰祐卒，子世隆（酋龙）继位。同年底，唐宣宗李忱也因长期服用“长生不老药”中毒而亡。次年初，唐懿宗李漼继位。李漼是一个十分昏庸的唐朝皇帝，竟然以世隆“名近玄宗（唐玄李隆基）讳，遂不行册（封）礼”，也不按既定惯例对已故南诏王进行吊祭，从而激起了南诏朝野的愤怒，严重破坏了唐诏间的长期友好和睦关系。愤怒之余的世隆，便率军东攻播州（今贵州遵义）、黔州（四川彭水），南寇安南交趾（今越南北部），北攻嶲州、邛崃，使唐诏间再一次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广西），一破黔州，四盗西川。”此时的世隆也以皇帝自居，对唐朝皇帝使臣不按规跪拜行礼。世隆之子隆舜继位，战争停息。南诏“遣清平官酋望、赵宗政、质子等三十余人朝乞盟，请为兄弟若舅甥”，其意思就是要朝廷将南诏的藩属之国关系变为兄弟或舅甥之国关系，目的是要提高南诏的政治地位，与唐王朝中央平起平坐，不再是从属关系。《资治通鉴》载：乾符六年（879年），唐摄节度巡官徐云虔出使南诏，隆舜派人对徐云虔说：“贵府牒欲使骠信称臣，奉表贡方物。骠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与唐约为兄弟，于骠信为诸父，不则舅甥。夫兄弟舅甥，书币而已，何表贡之有”？徐云虔说：“骠信既欲为弟、为甥，骠信景庄之子，景庄岂无兄弟，于骠信为诸父，骠信为君，则诸父皆称臣，兄弟与甥乎！且骠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诏为一，恩德深厚，中间小忿，罪在边鄙。今骠信欲修旧好，岂可违祖宗之故事乎！”面对徐云虔充满礼义思想的驳斥，南诏竟无言以对，但仍然热情地招待徐云虔一行。这说明，南诏并不否认历史上形成的唐诏亲密关系，尽管这种关系还未完全修复，但从儒学的角度上看待这一问题，实质上还是较为一致的。

徐云虔出使南诏后不久，中和三年（883年），唐王朝和南诏进行过一次和亲。然而，此时的唐王朝和南诏政权都陷入了激烈的内部斗争之中，双方各自政权都是风雨飘摇，根本无力顾及重新修复关系之事。公元10世纪初，唐王朝和南诏王国相继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