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诏立国之前，今天云南的大理州洱海地区，地处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江流域地带。部分南下的氐羌人和当地的土著民族昆明人，以及西迁的武、乍两部落在这些地区相互交融，然后经过早期的哀牢国后，在长时期的几经分化融合中，逐步发展成了“六诏”分治时期的各诏彝族部落。据彝文典籍《西南彝志》记载，洱海地区，苍山之麓的武、乍两部落最先接受了佛教文化，逐步抛弃了彝族传统的巫鬼文化。《西南彝志》还说，武部首领武色吞当时很有权势，而且崇尚佛教，并在点雅卧（苍山）修行做和尚中写下了一篇生动记录佛教和尚活动情况的记叙文章。这一记载说明，佛教传入滇西的时间，是在“六诏”还未统一以前。而研究相关汉文史籍的的一些专家学者，则认为佛教传入滇西的时间，是唐贞观、开元年间，也有学者认为是在9世纪初。从文献记载看，南诏国的宗教是复杂的。最先是传统的彝族巫鬼教，随后又崇信道教。据万历《云南通志》载，唐德宗贞元十年（749年），韦皋派巡官崔佐时与异牟寻订盟时的誓文中说：“瑾指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狱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水为证据。”到了丰佑保和年间（824—839年），天竺僧人才到大理地区传布密宗，佛教才开始大量传入洱海地区。

密宗属于大乘佛教的教派之一，传入洱海地区后，为南诏统治者所崇信，原因有二：一是天竺僧人曾帮助过南诏王室。据《南诏野史》记载，南诏国在对外战争中，多以阿叱力为军师。阁逻凤击灭唐将李宓全军时，有韩陀僧人用钵法取胜；到世隆攻四川时，军队中也有僧人。二是佛教教讲四大皆空，逆来顺受，安忍世苦，以修来生。其理论有麻痹人民的作用，对统治阶级有利。因此，僧人阿叱力被封为国师，甚至王室子弟也有出家为僧的，如南诏王子北院通禅师和王弟阖毗和尚就是以王室子弟身份出家的。

而在今天的楚雄以东、滇中地区、红河州、文山州、昭通地区，以及四川和贵州的彝族地区，虽然在形式上纳入了南诏的版图内，但这些地区的彝族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巫鬼文化。这种巫鬼文化的核心实质上是一种祖先崇拜，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父子联名制。彝族的家支和家族成员每年都要祭祖，届时每小支都要出一头牛或一只羊，到主祭者家去共同祭祀祖先，主祭者被官方称为“鬼主”。(www.daowen.com)

因此，在南诏晚期，东、西部两地彝族在文化上已经产生了分野，民族文化在内部产生了冲突。被总称为“东蛮”的“勿邓”“两林”“丰琶”三部共推“两林”酋长为“都大鬼主”，其他还有一些分散的小部落，如隶属于嶲州的“夷望”“鼓路”等12鬼主。唐初，在这些部落地区曾设置过州、县，分别隶属于嶲州都督府（今四川西昌地区），或戎州都督府（今四川宜宾和云南昭通地区）。公元8世纪中叶，唐王朝对“东蛮”三部先后进行封爵，后来南诏攻破嶲州后，又封“两林”部落首领为“顺政郡王”，勿邓部落首领为“怀化郡王”，“董蛮”部首领为“归义郡王”，丰琶部首领为“和义郡王”。

到了公元9世纪，南诏再度攻陷嶲州，并设立会川都督，后改会同府。南诏王世隆时又攻占了滇东北，并设立了东川府。南诏统治者为了控制这些因民族内部文化分野而产生隔阂，不认同佛教思想文化的东方乌蛮部落，将笃信佛教的张、王、李、赵、杨、周、高、段、何、苏、龚、尹12姓人移居到会川（今四川会理），并以赵氏为会同府府主和东川郡演习，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这就使本来就已经存在因民族内部文化出现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激化起来，最终导致后来东方三十七部“乌蛮”一齐倒向段思平，并成为支持段思平夺取“大义宁国”政权，建立大理国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