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南诏国与唐王朝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而受唐王朝封建制度的影响较大。尤其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影响最为明显。在这些影响较大的地区，已开始出现了地主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但在南诏王室统治的中心地区仍存留着“赕区”，在这些“赕区”中，村社主要是耕种水田，实行水利灌溉，每个村庄都有一定的边界。南诏统治者在这些地区实行“佃人”制耕种，奴隶主按照村庄的范围，以30里为度划分“佃疆”，由村庄的“佃人”耕种。这些地区生产力水平比较高，收获的产品由奴隶主按每户人口数分配给一定数量的口粮，其余的全部缴纳给官府和奴隶主，这种“佃人”实际上还是奴隶制度下的农奴。

在南诏统治中心区的洱海周围地区，村社成员基本上是具有封建经济制度特点下的农奴，他们已经开始有了部分劳动剩余产品。同时，这些地方的村社是乡兵的重要组成部分，每次出征，“佃人”都作为乡兵，各自带着自备的口粮、军杖和马匹去参加战斗。

在东部的鄯阐府和拓东节度（驻今昆明）辖区内的封建经济因素也开始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南诏王室的部分成员在此过着奢华的生活，南诏王龙舜就曾在此过星回节赋诗游乐感怀，地区稻作农业普遍发达，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商品经济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当时，商品交易比较普遍的是食盐贸易，安宁和览赕两处的食盐行销较广，销量也很大，并在不断扩大的商品交易中，起着一般的等价作用。

由于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流的客观要求，在滇池地区至邕州（今广西南宁）、至播州（今贵州西南地区）、至戎州（四川宜宾）、至嶲州（今四川凉山州）及洱海地区各方的交通线上，商贸往来日趋频繁。这些对外交流往来的不断增多，反映出了当时南诏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面貌。

然而，这种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南诏国境内居住着许多的民族和部落，有的地区一直还处在比较落后的原始经济社会状态。在边远的高山地区，仍然滞留在很原始的部落经济社会状态中，而以永昌、银生、丽水等节度地区最为明显。这些还处于部落所有制的地区，仍然以“纳贡”的方式受着南诏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

南诏国的农作物主要有稻、麦、麻、豆、荞、稷等，经过不断发展，农业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了比较好的基础。

水稻在南诏国境内种植已较为普遍，种水稻的地方一般都有良好的引水灌溉条件，有的还用“陂池”（类似于今天的山地小水坝）浇灌稻田。除坝区外，一些地方山区农民也修起了“山田”种水稻。水稻的品种主要是“秔稻”，即粳稻。

麦有小麦、大麦两种。据《蛮书》记载，今天的滇池以西地区，当时的人们主要从事水稻种植。每年农历八月收割完稻谷以后，在十月到十二月期间，就排干稻田里的水种小麦，下年三月到四月即可收割麦子。这是关于古代云南地区稻麦复种，一年两熟的最早记载。这种稻、麦复种的出现，是土地利用率较高的表现。它要求土地肥沃，有较好的排灌设施，有充足的肥料和较高的栽培技术。这也表明，南诏国的坝区农作物种植技术在当时已比较接近内地的种植水平。(www.daowen.com)

种麻在南诏国比较普遍，作为家庭副业的养蚕业也较为发达。

黍、稷等农作物，既种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也种在山上。

南诏国耕田使用“二牛三夫”耕作法。耕作时，用两头牛抬“格”（杠），前面一人牵牛；格上坐一人，用脚踏在御辕上；第三个人在后面扶犁。这种“二牛三夫”耕田，每天可耕4亩左右。

南诏国的手工业也很发达。据中国科技大学有关专家分析，著名的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铜原料，就是来自云南。考古专家通过研究后认为，早在商周时代，云南就开始冶铸青铜器了。南诏国依托境内丰富的矿产资源，在总结前人冶炼铸造经验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铜、锡、铁等金属的冶炼水平，从而促进了金属冶炼加工业的发展。

南诏军队使用的武器有腰刀、剑、枪、矛、甲胄、弓箭等，大部分进攻性武器都是铁制的，其中最著名的是铎鞘、郁刀，以及南诏剑等。铎鞘像“刀戟残刀”，柄部饰金，极为名贵。南诏王出征时使用的就是这种武器。铎鞘分为五种，分别称为禄婆摩求、亏云孚、铎轧、铎摩那和同铎。其中，铜铎、郁刀的锻造方法秘不示人，一般人只知道打造时要用虫、鱼和毒药，淬火时用白马血。南诏剑是贵族和平民经常配带之物，其剑柄以犀角装饰，嵌以金丝，其中最著名的是出于原产地三浪诏的浪剑。

因为盛产铜矿，云南的冶炼业一直都很发达。南诏时的铜一般不用来制造兵器，而大都是用来制造佛像。如丰祐时期，用4万多斤铜造了1万多尊佛像。金银制造也有相当规模，王室贵族使用的餐具，殓装骨灰的金瓶和银盒，贵妇人用的手饰，高级武官配系的饰带，一般都是金银制品。1978—1979年，在维修大理崇圣寺三塔时，发现了大量的南诏、大理时期的珍贵文物，其中包括金、银、铜、铁等金属饰品；骨、牙、木、瓷、漆、丝等工艺品；玛瑙、珍珠、水晶、琉璃、珊瑚、翡翠、云母、琥珀等珠宝和药材，以及大量的佛教经卷；还有一批各种质地的观音立像。这是我国佛教典籍的一次重要发现。

南诏国内物产丰富，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不同气候地带的植物种群，南诏出产的“竹藤杖”广销中原内地，这种拄杖在南诏的石窟艺术中被生动形象地保存下来。在剑川石钟山石窟第八个洞窟中，南诏王异牟寻造型左右两旁，雕刻有一位侍立的清平官。这位清平官身背笠帽，右手持一根长而弯的藤杖，说明南诏的高官们喜欢使用竹藤杖。一些唐代著名诗人的诗歌中也能看到“竹藤杖”的踪影，如大诗人李白的《红藤杖》这样写道：“南诏红藤杖，西江白首人。时时携步月，处处把春寻。”裴夷直的《南诏朱藤杖》也这样写道：“六节南藤色似朱，拄行街砌胜人扶。会须将入深山去，倚看云泉作老夫。”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中原内地，喜欢使用“红藤杖”的老人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