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自皮逻阁统一洱海地区，其中经过阁罗凤的扩张，到异牟寻在位时期（779—808年）是南诏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异牟寻重新归附了唐王朝。贞元十年（794年），唐王朝封异牟寻为云南王，并赐“贞元册南诏王印”。异牟寻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南诏王，他从小就拜精通儒家和封建制度的唐嶲州西泸县令郑回为教师，学习汉文化。继位后，任命郑回为清平官。异牟寻对郑回非常敬重和信任，使得郑回成为六个清平官中权势最重的一个。郑回力促异牟寻归附唐王朝，指出：“中国讲道理，很少要财物。如果脱离土蕃归附唐朝，就没有出兵助吐蕃战守和出重税的困难了。”这与唐朝的北和回讫，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竹，使土蕃自困的战略意图相吻合。因此，在唐王朝剑南节度韦皋的联络下，异牟寻归附了唐王朝，同时也为南诏打开了重新与唐交往，学习内地先进文化的大门。韦皋为了维护唐王朝与南诏的和好关系，废除了属国送王子到京城充当人质的制度，并在成都开办了一所专为南诏子弟学习的学堂。学堂前后办了50年，前往学习的南诏子弟累计数千人。这样，唐朝廷的封建制度对南诏产生了重大的深远影响。同时，为了共同抗击吐蕃的侵扰，唐王朝先后派出工匠帮助南诏国军队制造坚甲利弩，加强了南诏国的军事实力。从此，南诏国军队甲弩制造精良，并一直被沿袭下来，直到宋元以后，云南制造的兵器还闻名全国。随着南诏国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密切，使南诏国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王国全盛时期。与此同时，南诏社会内部存在的封建农奴制也随之不断扩展和加强。南诏统一后，洱海周围地区的村社已经产生了封建农奴制的因素。南诏对此实施了一种特殊的佃人制剥削方式。这种佃人制以剥削村社成员的傜役劳动为主要手段，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自由农民在公田上的劳动变成了为公田掠夺者而进行的傜役劳动，于是农奴关系随之发展起来。”南诏国的贵族们以授田的方式，成为这些村社的直接统治者，从而成为农奴主对农奴实行的一种新的剥削方式。到异牟寻时期，洱海地区的贵族农奴主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由于手工业者的劳动可以直接满足南诏统治者们的贪欲和享乐，而这些手工业劳动者有许多是从封建社会地区来的汉人，因而奴隶主对他们采取了给田、收税的剥削方式，而奴隶们通过劳动所能得到的要比封建社会地区少得多。

异牟寻开启了南诏国两百五十多年历史的最盛时期。从贞元苍山会盟到劝丰祐在位这段时期，南诏国在摆脱吐蕃控制以后，进一步加强与唐王朝及其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加强与中南半岛地区的交往与联系，使南诏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皮逻阁40年精心经营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加强东部爨区的开发，强化对外劳动力人口的掠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王国进入了史上发展最快的鼎盛时期。

为适应南诏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异牟寻继位以后，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南诏国的各种政治制度，将王室行政机构中的“六曹”改为“九爽”，其中幕爽主兵，琮爽主户，慈籍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皆清平官、酋望、大将军兼之。还设乞托“主马”，设禄托“主牛”，负责管理畜牧经济，使南诏的政治制度从内容到形式上更加统一，更为完善。

为强化王国政权统治权威，唐大历十四年（779年），异牟寻仿效中原帝王“封岳渎”的做法，在南诏国境内选择名山大川，封五岳四渎。五岳分别是中岳点苍山、东岳乌龙山（今乌蒙山）、南岳蒙乐山（今无量山）、西岳高黎贡山、北岳玉龙雪山；四渎分别是金沙江、澜沧江、黑惠江、怒江。

异牟寻致力发展经经济的做法与其高祖皮逻阁不同，他把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从滇西逐步转向滇中和滇东爨区。但这时的爨区因前些年的连年战乱，加之南诏统一东部爨区是时，从这些地区西迁人口二十万到滇西，使这些地区人口流失很多，劳动力严重不足。为了恢复东部爨区经济，使之尽快发展起来，贞元十年（794年），异牟寻在进攻并收回被吐蕃占据多年的神川都督府之后，将其区域内的施蛮、顺蛮磨、裳人迁到滇池周边地区参与爨区恢复建设和发展。居住在永昌地区的望苴子、望外喻等族群的千余户人家，以及后来被征服后的金齿地区人口，也被迁到此，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并逐步加快发展起来。(www.daowen.com)

异牟寻之孙劝丰祐继位后，也一样把其精力放到发展农业经济上。他先是遣军将晟君自磨用江至于鹤拓筑横渠道，灌东皋及城阳田，与龙佉江合流，谓之锦浪江。之后又潴点苍山玉局峰顶之南为池，谓之高河，又名冯河。更导山泉共泄流为川，灌田数万顷，使之成为“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的旱涝保收之地，有效地改善了苍山洱海周边地区水利条件，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

与此同时，商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很大发展，与王国周边的农业和畜牧业产品交易，以及各种金银饰品和金属加工产品贸易日趋扩大，新王室行政机构中新设置禾爽，专管商贾，就是为适应这种发展需求而设立的。

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贞元会盟之后，唐诏文化交流之门再一次打开，且交流的情况比以往更深入、更广泛。异牟寻视儒学为先进文化代表。《蛮书校注》说：异牟寻“每叹地卑夷杂，礼仪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育”。因此。唐诏重新和好后，便迅速恢复了派贵族子弟到成都学习汉文化的旧例。《资治通鉴》在记述这种学习方法中说：“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儒学之外，唐代的诗歌、音乐，以及建筑艺术等，都对南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的《南诏奉圣乐》曾轰动朝廷，让当朝皇帝为之赞叹不绝。这一名传千古的音乐，就是南诏王及其许多文化人将南诏文化同内地汉文化，以及周边一些国家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而形成的高水平的南诏音乐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