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摩是彝族最早期原始口传、吟咏文化的收集、整理，并加以创造、继承、发展的传承者。“毕摩”二字是彝语汉字记音。在彝语中含有经师和祭师之意。由于彝族支系间和地区间的发音差异，以及各地汉语记音上的不同，而出现了全国彝区各地许多不同的毕摩汉字记音，如西波、奚泼、鬼师、鬼主、白马、贝瑪、布慕、呗耄、比摩、毕姆、比麻、毕木、毕姆、比摩等，现在大多数地方已约定俗成，都写作毕摩。

毕摩形成于彝族母系社会解体时期，到了父系社会时代成为彝族原始宗教发展较完备的产物。最早的毕摩直接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巫师——么尼（女巫）和苏尼（男巫），是由么尼、苏尼演变而来的。

远古时期，彝族先民在原始的生产生活中，借助想象力把各种自然物或自然变化现象形象化、理想化、人格化、神秘化，并由此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神及其相关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每逢外出从事游猎、采集等生产劳动或征战前，事先都要举行一番祭祀活动，说一些吉言美语，表达内心的愿望和期盼，祈求神的护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祭祀活动逐步形成一定的形式和程序，进而又形成了彝族最早时期的文学。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剩余劳动，一些有知识文化的人便从物质生产中开始分离出来，专司“祭”和“师”的精神劳动，成了毕摩。他们将民间口头传承的咒歌、创世歌谣、神话传说收集起来，按照彝语的发音特点，采用民间歌谣五言体的形式，进行加工整理再创作，并在他们主持的各种祭祀活动中进行吟颂和演唱。由于语言优美、生动，节奏铿锵而富有感染力，使过去单纯枯燥的祭祀活动形式活力大增，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随着在时间推移中不断地积累再加工，逐步形成了结构庞大、气势磅礴、富有综合性特点的彝族古典长诗（创世史诗）。于是，彝族社会由此开始进入“兴祭奠，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的“文化初开，礼仪初备”时代。而这一切，同时又是毕摩文化兴起的重要标志。

毕摩识彝文（俗称“老彝文”或“毕摩文”），通晓彝文典籍（俗称“彝经”），懂历史、识掌故、谙熟本民族传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而被视为彝族中的“智者”和“能人”而广受彝族人民的尊重。彝族有谚语说：“调解人的知识上百，兹莫（家支或部落首领）的知识上千，毕摩的知识无数计。”认为毕摩能“通神”，亦能“通鬼”，是人与神、人与鬼之间相通的桥梁和中介，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超人”，在彝族人民中威望很高，是彝族古老文化的权威传承者和嬗递者。

毕摩举行祭祀活动时都要使用各种不同的法器，这些法器主要有法帽、法衣、法扇、法签、签筒、经袋、法铃、托器、拉图、斗笠、披毡、七星宝剑、赶三鞭、木鱼、琴、音禄架等，彝区各地使用的法器种类和数量有所不同，但大同小异。

法帽是一种用篾片编织成的斗笠，是毕摩与神接触时的保护伞。法帽帽尖高突20余厘米，尖柱边镶嵌有竹制“菩萨筒”，筒内装有一个小竹人和一个小木人，用五色线缠绕，象征神。帽面上铺钉黑毡，底面织若干胡椒眼。毕摩戴法帽做法事时，表示此时其已经不是凡人之体，而是代表人们与神鬼对话沟通的使者。

法衣是羊毛织物、丝织物和棉麻织物特制的黄、红、白三种不同颜色的毡衫，丧事用白色或黄色，婚嫁喜事用红色。

法扇用竹或木制作，扇上刻有虎和鹰图像，涂以木漆，用于请神驱鬼。法签用高山上的“鲁兹竹”制作，签长15～20厘米（签头尖的代表男性，签头平的代表女性），共39根，装于签筒内，用以占卜。占卜时将所有法签随意分作三份，数每份的单双数来确定凶吉。签筒用凿空留底的圆木做成，筒口雕凿成虎口状，底部雕龙尾形。筒面涂彩漆和绘各种图案，镶嵌有白骨球、白银片、珊瑚珠等饰品，内装法签。经袋用羊皮或布制作，袋上绣有彝文，毕摩外出时用来装背经书。

法铃是有柄的铜质手铃，做法事时用来助力法威，或唤醒神灵。托器是用竹子编成或用木头凿成的小兜，内装象征金银的木屑和木片，诵经时边诵边撒“金银”（木屑和木片）。拉图是用马缨花木雕成的黑虎头，象征如虎一般的法之无比威力。

斗笠分内外两层，内层用细马尾般的金竹篾丝编织成金线花纹，彝语俗称“波么斋”（螃蟹花），层层相叠，布满斗笠内壁。外层也用细篾丝编织成花纹，笠顶粗约10厘米，高15厘米，被称为“冲天帽”。斗笠两边各有一只竹篾编的鹰。帽带上栓挂一只鹰爪和一枚野猪虎牙。披毡用黑羊毛或黑布制作，毕摩主持仪式时披于身上。

七星宝剑用含炭较少的钢材制作而成，剑柄镶有七星，象征北斗。毕摩出门时常佩戴在身上，以避妖魔邪气，主持仪式时常用剑来画符。

赶三鞭是一种长50厘米左右的铁制鞭子，也是毕摩驱鬼祛病的法器之一。

木鱼用软质木制作，大小不一，大的木鱼如盘，小的木鱼如拳。木鱼的用途就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快慢节奏来诵经。

琴为一种举行宗教祭祀活动开场经时弹奏的两弦乐器。

音禄架是用黄铜制作的四音打击乐器，功能与木鱼近似。(www.daowen.com)

占卜是毕摩借助法力，询问吉凶、推断祸福的原始巫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及其之后的一段时期，极大多数彝族都有遇事必须问神占卜的习惯，以决吉凶，判断祸福。毕摩占卜的方法很多，主要有鸡骨中的股骨卜、舌骨卜、脑壳卜、腿骨卜，有牛、羊、猪等膀骨卜，以及松木卜、竹筷卜、木刻卜、星卜、灵卜等。

毕摩中能力最强、智商最高、威信最高者称为祖师。彝族社会中流传的毕摩祖师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有阿塞拉子、阿格苏子、铁别卓姆、阿都陆普、阿都尓补、毕苏拉则等，他们是众多彝族毕摩祖师中文化造诣最高、法术威力最高者，是彝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嬗变者和权威传承人。

毕摩的社会职能除了祭祀、诵经、辟邪驱鬼、占卜吉凶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社会职能，那就是协助王国国君或部落首领举行大祭和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其他事务，开展社会教化活动，同时编纂整理彝族古典史诗、整理加工彝族宗教经典，以及著书立说等。

彝族历史上长期实行的君、臣、师、匠四位一体的王国政教的管理制度中，师处于君臣之后的第三重要位置，其主要责任就是协助君臣出谋划策，并按照君的决策组织开展占卜预测，禳解鬼邪作祟，以及主持相关的祭祀、祭祖活动。

据相关彝族民间文学研究专家推测，许多彝族著名的史诗，如创世史诗《查姆》《阿黑西尼摩》《尼迷诗》《勒俄特依》等，英雄史诗《阿鲁举热》《哈依迭古》《益那（夜郎）在可乐》《益那（夜郎）悲歌》等，最初都是在民间流传，后来经由毕摩收集、整理编纂而成。这些古典史诗又是古代彝族生产生活中的“百科全书”，毕摩以这些史诗作为教材，教授民众，在社会民众中广泛传播彝族历史文化知识。相关专家学者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史诗虽然大都已经流传十分久远，但最终由毕摩整理编撰成书的时间，大多数都在魏晋时期夷帅、大姓称雄以及随后的爨氏称霸南中时。

毕摩的宗教经典，大部分为各种各样的祈福、祝祷、许愿、还原等占卜经书，是毕摩从事宗教活动的产物，集中反映了彝族原始宗教的意识形态。这些经典种类繁多，卷帙浩繁，是各种彝文典籍中数量最多、体系最庞大的门类，大体上可分为占卜、祈福、百解和祭祀四种。占卜方面的如《鸡骨卦经》《膀卦经》《日占经》《占病经》《签卦经》等；祈福经方面的如《庆丰收经》《祈雨经》《祝福经》《播福经》《招福禄神经》《招魂经》《赎魂经》等；百解经方面的如《百解经》《解罪经》《除患经》《解除祸殃经》《断口嘴经》《化解灾星经》《解凶梦经》《打醋炭经》《火神经》《地母经》等；祭祀方面的经书主要用于各种丧葬和送祖仪式，如《作斋经》《作祭经》《请神经》《送神经》《领生经》《哭灵经》《迎祖筒经》《献祖灵经》《祭天送祖经》《开路经》《敬酒经》《献水经》《献药经》《献牲经》《祭龙经》《祭虫经》等。

毕摩的社会职能除了主持“祭”的仪式和“师”之教化传承功能外，还有编纂整理古典史诗、编写宗教经典以及著书立说等重要的社会功能。

古典彝族史书是古代彝族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彝族的“根与古”，是毕摩传承民族历史文化、教化民众、增长民众文化知识的教科书。编纂整理古典史诗，就是用彝文将民间口头流传的史诗记录下来，然后加以整理编纂成书，并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抄流传。如今我们能看到的许多彝族史诗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著名史诗《查姆》最早是一位大毕摩（其名不清）记录整理出来的，这本最古老的整理编纂本是当今彝族毕摩、著名彝族民间文艺家、彝文翻译家施学生先生的传世家藏。彝族古典史诗的记录整理编纂，是魏晋时期彝族毕摩文化大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些彝族史诗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不仅丰富了毕摩文化，还丰富了古老的彝族文学艺术宝库。

毕摩的宗教经典，是毕摩从事宗教活动的产物，其名目种类也很繁多，集中地反映在各种占卜经、祈福经、百解经和祭祀经中。这些经典是彝族毕摩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基本的部分，几乎渗透到了彝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影响着彝族政治核心中的权变及其社会面貌。

著书立说是彝族毕摩的又一项重要社会职能。从狭义上说，毕摩主要指的是其最基本的社会职能，即在各种宗教活动中吟诵祭经。但从广义上说，其又包含着更广的范畴，即包含了彝族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风俗、伦理、天文、历算、医药等诸多的层面和内容。魏晋时期的六百多年时间中，通过一代代毕摩的不断著书立说，产生了一大批彝文典籍。《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这一记载说明，到了魏晋时期，已有相当多的“夷经”在官方和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包括许多汉族地方官员和文士在内的引经据典之源了。这里说的“耆老”，就是能用言论屈服种人的毕摩。

由于历史的原因，古时彝族毕摩著书立说，都不记著书年月，也不署作者之名，有许多书都很难准确认定其具体的成书时间，因此要对这些彝文典籍进行分期断代是十分困难的。只能从具体典籍字句中透露出的一些只言片语和蛛丝马迹，去作一点并不能保证完全准确的简单判断。如集古代彝族先民宇宙观、人生观，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伦理道德、民风民俗等于一体的《训书》，全书分为《天生经》《地生经》《人生经》《治国论》《治国安邦经》等8章。按照书中透露出一点信息，此书是记述东汉光武帝年间（25—27年）水西罗甸国开国君长勿阿纳及其两位贤臣——伊佩徙忠义和什益咪阿佐根据先师密阿迭的《治国安邦经》道理讲解“善政治国”的故事，专家们才由此推断《训书》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或稍晚一点的时期。

著名的彝文哲学著作《宇宙人文论》，是讲述彝族先民对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万物产生及其发展变化的认识，以及相应天文历法知识，是一部珍贵的古代彝族哲学精品。现今的大多数相关学者认为，《宇宙人文论》的成书时间是晋末或唐初之间，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成书时间是宋代。因为书中所附的“宇宙生化总图”，与北宋年间周敦颐著的《太极图说》有不少类似之处。但大多数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理由是《宇宙人文论》与另外两部彝文文学理论著作，即《彝语诗律论》和《彝族诗文论》同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周敦颐生活的年代，是在后来的北宋时期，处于程朱理学兴盛年代，而《宇宙人文论》的文字中却找不到一点与程朱理学相似的观点，说明此书的成书时间不会晚于魏晋时期，不可能在宋代。当然，这些观点还有一些存疑之处，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研究。

根据相关的彝文史料研究考证，《彝族诗文论》的作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最有名的大毕摩举奢者，他是彝族历史上著名的经师、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也是著名的诗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所著的《彝族诗文论》是彝族古代第一部文艺伦理著作，是彝族文艺伦理的创建人和祖师。

《彝语诗律论》的作者阿买妮，是古代彝族妇女中罕见的女大毕摩，又是与举奢者齐名的同时代人，经常一起探讨彝族诗文创作理论，是彝族诗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古代彝族著名的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被后世彝族尊称为“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