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随着西南广大彝族地区与中原内地联系的不断加强，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同时，秦汉以来各地区和部落之间长期的分化和组合，彝族中已经形成了一些颇具力量的地方势力代表，即汉文史书中所称的“夷帅”。“夷帅”一方面利用中原王朝民族政策的失和发动本民族人起来反抗；一方面又侵占屯积田地，开垦扩大私人田产，把持盐铁，逐步积累了割据一方的物质基础。据《西南彝志》载，默（黔）部传到德施时，征服了大量的濮人部落，并与武部发生了战争，攻占了武部的9座城池，占据了武家大量的土地，迫使武家向西部退却。其后到阿纳笃节时，与朝廷军队发生冲突，并打败了朝廷军队，“掌彝汉之权”。这就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说建武十八年至二十年（42—44年），在西南地区爆发的以彝族为主的反抗中原王朝的战争。这次起义反抗战争后来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也严重削弱和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而彝族各部首领也趁此混乱之机，加速扩大了自己的私人武装——“部曲”。

在东汉末年的战乱时期，东川彝族录竹录遏家（阿于歹）、乌撒家（俄叔必额），以及恒、武、乍等部落都趁机向四周扩展地盘。同时，各部之间纷争频繁。默（黔）部勿阿纳攻占了今贵州西部及云南彝良、镇雄、威信一带，建立起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武部在与默（黔）部的战争中失败，大多数退缩到滇中和滇西地区。留下的一部分在其后裔“兹夺阿武”（汉文中所记的孟获）的带领下，在今寻甸、曲靖等地又逐步形成了一支力量强大的势力，并成为之后与蜀汉相抗衡的主要力量。

东汉末期，朝廷外戚专权，内部争权夺利十分激烈，贪污腐化盛行，国势衰微。而彝族地区的“夷帅”便趁此机会大肆扩张，势力越来越大，对朝廷随意抵制，动辄反抗，直至基本上取得了各自在自己势力范围中的支配地位，使日趋衰落的东汉王朝官吏为之哀叹不已。在建宁、晋宁、朱提、越嶲、平夷、云南、永昌郡北部以及牂牁、夜郎等地的彝族各部势力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历史上，从今天的贵州到云南的一些著名彝族土司，都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并勃兴起来的。作为一方军事、行政首脑集于一身的“夷帅”，仍然是各部落的领袖和贵族，他们在生产力有所发展的基础上，从本地区、本民族以及相邻的其他民族中获得了较多的牛、马、羊、猪以及皮张、毡毯、金银等物资和金钱。如默（黔）部的东川阿于歹家，在与赤部发生的征战中，攻占了赤家的大片土地和财物，继而又攻击了作洛举部，杀了对方300多兵丁。又如朵俄妥格家率兵到“鲁作妥姆”对外族人作战，杀了对方上千人口，掳掠别人家上万的牛羊。(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西汉时期移民到彝族地区居住的汉族地主、商人的后代，融合到了当地彝族中或与彝族“夷帅”联盟而被称为“耆帅”，雍闿就是当时西南彝族地区一个比较有名的“耆帅”。雍闿的先祖是西汉高祖刘邦的部下，于公元前201年3月授汁防侯（今四川什邡县南），食邑2500户。到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雍氏后裔的世袭爵位被取消，但其家族已在什邡县形成一定势力。当汉武帝“募豪民填南夷”时，应募入益州郡屯垦。在彝族武部的支持下，到雍闿时成为益州郡内部分彝族部落的首领。而另一“耆帅”高定元在越嶲郡（今四川凉山州）彝区也形成了一定的势力。东汉末期，随着东汉王朝在西南彝区行政管理的削弱，这些“耆帅”与“夷帅”联合侵占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势力随之越来越大。

自蜀汉至东晋前期，南中和宁州“耆帅”的分布区域，主要是朱提郡（今云南昭通，贵州威宁、水城，四川高县和珙县一带）、建宁郡（今云南曲靖）、牂牁郡（今贵州黄平县以东地区）、晋宁郡（今云南滇池周边地区）、云南郡（今云南楚雄州西部和大理州）以及永昌郡（今保山市）的部分地方。西晋末年，整个南中地区都处于“夷帅”和“耆帅”的统治之中，此时彝族比较大的部落有“五十八部”，这些汉文史书中的记载与彝文史书的记载基本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