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远古时期，许多民族都曾产生过自己的自然崇拜物。彝族最古老的崇拜物与当时的生产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贵州彝文史书《人类历史·帝王世纪》说，从彝族史祖希弭遮（希幕遮）下传到第20代的武洛撮时，武洛撮生有12个儿子，其中有11个都变成了虎、猴、熊、蛇、蛙、虾、鸡、犬和其他动物。从考古资料和汉文文献记载看，远古时期的西南彝族先民，在这些动物崇拜中，对蛇（龙）的崇拜尤为突出，蛇（龙）在当时已成为彝族人民全体的崇拜之物而凌驾于其他崇拜物之上，并把民族的起源与龙的血缘联系在了一起。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这种蛇（龙）崇拜的形式便逐渐转化成了对其祖先的崇拜。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铸图像中，有3件题材和布局基本相同的铜饰物上面都雕铸有祭拜仪式的场面，其中3号墓出土的铜饰物，图像整体为“干栏式”建筑屋，房屋下半部是巨型木桩架设起来的平台，台高与人身高相当。平台周围有栏杆，平台后半部建有木结构房屋，与今天一些地区彝族的木楞房相类似。麻栗坡县董干镇城寨一带彝族白倮人的住房，就近似于这样的房屋。这件出土的铜饰物上的房屋，两山向外伸出，其下各挂一个牛头；房屋有前照壁，照壁正面设有一个神龛，神龛内供一个“椎髻”的男子头像，其下置一面铜鼓；平台栏杆上挂有猪腿等一些肉类食品。栏杆前的走廊上跪着5个人，前面置一案板，案前有4个人在跳舞，旁边还有3个人在敲铜鼓。这种肃穆而令人胆寒的祭祖仪式，是绑杀俘虏或剽掠人头来祭奠的。

滇池地区彝族宗教从动物崇拜发展到祖先崇拜时，已经建立起了宗庙（社庙），上面所说的3件“干栏式”铜制房屋模型，就是古人用来祭祀祖先专用的庙宇。宗庙祭祖，是灵魂不灭宗教观念的具体体现。祭祀者认为过世了的祖先人虽死而灵魂不会死，只是灵魂暂时离开了躯体，他们仍然在阴阳界之间存在着。因此，作为他们的后代，对祖先必须虔诚地加以供奉和祭奠，并请通神鬼的巫师占卜，以便得到神示，祭之以牺牲，祖先的灵魂才会护佑后人、降福于后人。在文山州的彝族中，这种崇拜祖先灵魂的观念仍然比较普遍，并认为死去的人不但灵魂不死，而且这种不死的灵魂有三个。人死后的三个灵魂中，一个被送回到了祖先故地，一个在墓地护佑风水，一个在家接受后代子孙随时供奉。认为家族家业要兴旺发达，就要占有“三块土”：一是一块好田好地；二是一块有“龙气”房屋座基；三是一块有“龙气”的祖坟墓地。这样的祖先崇拜思想观念，在之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彝族社会的“巫鬼制度”。

《西南彝志》中这样记载说，军人习武和祭祀祖先，是“六祖”各部落活动中的两件大事，这些活动都是按照“君施权，臣断事，师祭祖”的管理体制来进行的。其他还有《勒俄特依》《梅葛》《查姆》《布尼布卓》《阿细的先基》等许多彝族古书和传说中，都有类似这样的记载。这些彝族古书在叙述彝族历史的同时，以祖先崇拜为主题，大多是颂扬祖先的赞美之词。

滇池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物中，还有“龙舟竞渡”画面装饰的文物还不少，而且都表现得生动形象。彝语称船为“牢”，与“龙”音相近。滇池地区的彝族在祭祀活动中还举行“洼牢”（划船）比赛，即用开展巫舞龙舟的竞赛活动来祭祖娱神。广南县出土的汉代“竞渡铜鼓”，鼓身上也有这种形象生动的羽人竞渡画面，说明它与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关系密切。

文字的发明创造，是一个民族从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自己创造有古老文字，并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留下浩瀚文字史料古籍的民族并不多见，而彝族是这不多见中的几个民族之一。

关于彝族文字的起源问题，同其他许多民族文字起源史一样，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有古老文字的民族，其文字的发明、形成和发展都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现在我们还只能说，彝族文字是很古老的，甚至同汉字一样古老，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文字之一。(www.daowen.com)

当然，最早的源头还是可寻的。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上，有115个5000多年前的刻画符号，开始时不少人说这些符号不是文字。1959年和1961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后两次到半坡考察，最后说这些符号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但当时的专家们，都不能识别出文字的含义来，说明他不是汉字。后来经过专家们不断深入研究，在这115个古老文字中，有15个与古彝文完全相同，其他大多数也与古彝文相近似，四川、云南、贵州的彝族学者都能识读这些文字，说明彝文的创造发明，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在云南昭通发现的汉墓壁画上有两个字，一个像汉字中的“米”，一个像“火”。实际上，这是两个彝族文字。像汉字中“米”字形的，彝文意思是“影”；像“火”字形的，彝文意思是“魂”，合在一起就是彝语中的“灵魂”。这说明彝文的使用，在2000多年前就很普遍了。有些汉文书上说，彝文是唐朝时期马龙州（今曲靖市马龙县）一个叫阿珂的彝族人创造出来的，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不过，这样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因为阿珂曾对彝文做过一些规范工作。另外，今四川博物馆保存的三星堆文物和金沙出土的古代蜀国兵器上也有一些古文字，但不是汉字。四川省科协的高级工程师钱玉趾先生经过多年研究，认为这些文字从字形和语法上看，都跟彝文完全一样，其中有一柄铜戈上的符号可以用彝文读为“诺苏使用的铜戈”。“诺苏”是彝族自称，至今包括文山州在内的许多彝族仍这样称自己为“诺苏”。1989年11月23日，新华社一篇相关电讯中，说四川发现的古兵器上刻铸的符号就是彝文，而且这些文字的书法相当精美，与同时代任何文字的书法相比，都是上品，说明彝文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在使用，而且书写已经很成熟了。另外，弥勒县金子洞坡石崖上现今还留存着10个古彝文标本，可释义为汉文中的天、地、人、礼、屋、女、三、对、别、敬。这10个古彝文字是与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同时刻画上去的。在四川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还有7个古彝文字，可释义为汉文中的神、敬、死、门、看、面。在古夜郎国的中心地区也发现了铜铸的古彝文。晋代常璩在他写的《华阳国志》中说：“夷中有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这就是说，在1700多年前的西南彝区，彝文经典在社会上已经广为流传了；有一点知识的人们在讨论问题时，都会引用“夷经”中的经典名句，并以此为根据。

彝族历史文献中对彝文创制人有不同记载，民间也有不同说法流传。过去有不少彝族学者认为，彝族文字的较早创制者有两个人，一个叫伊阿伍，一个叫恒本阿鲁。如果按西安半坡出土古陶器上的彝文时间算，那么，伊阿伍和恒本阿鲁也只能算是后来对彝文进行规范的人，因为彝族文字的最终形成，是在长时期的不断完善中完成的。四川省博物馆保存铸有彝文的古铜戈，其制造时间在2400年左右，大约就在伊阿伍、恒本阿鲁规范彝文时期。这种文字就是当时蜀地彝族使用的古彝文。汉文献中将这种古彝文字记为“左言”，发音与彝语结构一样。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西汉元鼎6年（前111年），汉武帝在川西设立汶山郡时，当地的冉駹夷（今四川阿坝州）就有“文书”了。冉駹西部的“白狼”部落（今四川阿坝、甘孜、昌都一带）向汉王朝进献了一首“白狼歌”，歌词中的许多词汇与彝语相同，这可以算是汉文历史文献中最早对彝文的记载。

彝文从开初创建到成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据彝文史籍《书的产生与制作》记载，彝文从开始创制以来，先后经过了8次整理和规范，而唐代马龙州的阿珂是第8次，也就是在古代最后一次规范彝文。

彝族文字和彝文典集中反映了彝族人民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宗教、文化和思想。彝族史书上的很多重要史料，在汉文史书中是找不到的，即使能找到，也是只言片语，记述得很简略。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卷帙浩繁的彝文史料典籍，是祖先给后代彝族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