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7—前1世纪，即春秋至西汉时期，西南地区彝族人民就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据彝族史书记载，彝族人民的青铜冶炼，在阿普笃慕居住在洛尼山的时候就开始了。在滇池及周边地区，则在支格阿龙时期就有了开铜矿、炼铜、造铜器的记载。在古滇王国时期，彝族人民的铜冶炼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古滇王国的青铜器可分为武器类、乐器类、生活用具类等。武器类中有剑、戈、矛、钺、镞、啄、护腕及其他各种长柄兵器；乐曲类有铜葫芦笙、铜鼓、编钟等；生活用具类中有釜、勺、匕、豆、尊等，以及衣服扣饰等各种装饰物。其他还有房屋造型，六畜及虎、豹、鹿、碧鸡（孔雀）等野生动物造型，以及图腾崇拜物蛇（龙）、鹰造型。

彝族早期的青铜器以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铜鼓和祥云大波那出土的青铜棺为代表。楚雄万家坝铜鼓制造年代距今已有近7000年的时间了，这尊铜鼓是目前世界上已知铜鼓中最古老的。彝语称铜鼓为“几者谷”。过去，一些学者误认为彝族从来没有使用过铜鼓，但根据出土的铜鼓文物分析，以及彝文史料记载和彝族人民中的口头传说，彝族不但是使用铜鼓最早的民族之一，而且是制造铜鼓最早的民族之一。这种制造、使用铜鼓的历史，在彝族史书《西南彝志》中就有多处记载。文山州被誉为“铜鼓之乡”，是全国保存铜鼓最多、种类最齐全的地区。广南黑支果、丘北双龙营草皮、砚山阿基、富宁木央、文山古木等许多地方都出土过汉代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鼓。这些地方都是古代彝族居住过的地方，至今仍有不少彝族。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这些铜鼓就是古代彝族先民留下来的，但至少可以看出古代彝族与铜鼓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富宁县彝族世代传唱的《铜鼓歌》中，把开铜矿、炼铜、造铜鼓、使用铜鼓、保护铜鼓，以及铜鼓的用途变化叙述得十分清楚，是目前有关铜鼓传说中最完整的。丘北腻脚乡与砚山平远镇相交处的腻革龙大城山，是明末时期彝族土司沙、普（万）反明时的最后战场。据民国《丘北县志》记载，民国年间，当地的彝族人在战场遗址上发现了一些战时的遗留物，其中就有铜鼓，说明当时以彝族居多的沙、普（万）军队在战斗中就使用过铜鼓。而《广南府志》中却说，铜鼓是汉朝时的马伏波所遗留，这自然是不可信的。因为在中国内地，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使用过铜鼓的记载，马伏波也就不可能有铜鼓遗留在广南了。

秦汉以前，滇池地区的彝族人民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水平是很高的，而且具有鲜明的区域和地方民族特色。这种技术水平不仅表现在能制造出不少罕见的青铜器物珍品上，而且表现在一般青铜器物的质量水平上。这些青铜器物不仅有着对称和端正的外形，而且花纹图饰十分精致。在制造青铜器初期使用圆圈纹、连圈纹、回纹、人字形纹等几何花纹基础上，又创出了同心圆纹、切线圆圈及三角齿纹等。在动物图饰方面，无论是人或人以外的动物形象，不但逼真，而且比例相当准确，其表现方式都是采用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有些青铜器物面上，还作了镀锡、错金、鎏金处理，或以玉石镶嵌图案，光彩夺目，完全可以与同时期的国内外著名的青铜器制造艺术相媲美。(www.daowen.com)

根据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检测分析结果表明，滇池地区彝族等少数民族在制造这些精美的青铜器物时，已经能够根据不同器物的使用用途和需要，使用不同的铜、锡比例进行配料。兵器中掺锡较多，约占百分之二十，以使其坚硬锋利。而其他装饰物中，锡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硬度不高，因而可以任意使其弯曲变形，便于制作加工各种复杂器物。这样的比例是很有科学性的。此外，对一些复杂人物和动物服饰的器物制作，则采取分范合铸的方法，反映了其制范工艺和浇铸水平也是比较高的。

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有丰富的铜、锡等矿产资源，这是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得以较好发展的重要条件。史料记载，邛都（今四川西昌）、俞元（今云南江川、澄江）、来唯（今云南红河州南部与越南连接地区）三县出铜。贲古（今云南蒙自县、个旧市和文山市西部）、律高（今云南弥勒）两县出锡，这些就是滇池地区制造青铜器的原料基地。到公元前2世纪时，西南地区彝族已由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生产工具中，到西汉中期以后，已出现了不少的铁制工具，如锛、削和铜柄铁刃斧等。《续汉书·郡国志》记载说，到西汉中期，台登（今四川西昌与云南结合部的泸沽）、会无（今四川会理）、滇池（今云南晋宁）、不韦（今云南保山）铁矿已被开采出来并进行冶炼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