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到秦汉时期，一直生活在祖国西南地区人数最多的土著民族——彝族先民就已出现了以龙为图腾的观念崇拜，并认为彝族是龙的子孙。“龙”字在彝族不同支系或方言彝语发音中读作罗、那、牢、诺、卢、洛等。汉语的古音读法：一是明母部读音为“龙”，与马、蟒同音；二是并母部读音为“庞”，与彭、封、丰、帮同音；三是微母部读音为“武”，与易、夷、鳄、吴同音。约在西周时期，四川蜀地的彝族先民建立起了蜀山氏部落联盟国家，汉文记载其首领名为烛龙。《说文·段注》说，“龙”在古蜀字中的字形，如似篆体汉字的“罗”，指的就是一种蛇。“烛龙”的彝语发音为“章母”。现今在文山一些彝族支系语中，仍将头人称为“章母”或音异为“当木”“达木”等。彝语的“支格阿龙”注音为“zhxge axlu zhyxge”，与“烛”相当，axlu就是“龙”的意思。文山彝族乃苏支系人叫“支格阿龙”为“支嘎阿洛”，发音稍有变异，说的都是一个人。所以，蜀地的彝族先民是崇拜龙的。到周武王伐纣时，蜀国便与庸、髳、微、卢、彭等龙部落亲族一起参与了伐纣的战争。

在滇西的古代彝族武、乍、昆明等部落融合为“哀牢夷”后，也产生了“龙生夷”的神话。《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史书对此都有记载。当时住在哀牢山下的“哀牢夷”妇女沙壹，在水边洗衣时触碰到水中沉木而感孕，后生下了九子，沉木化为龙出水寻子，寻得最小一个儿子取名九隆。之后，九隆成了哀牢王国的开国国君。这个“龙生夷”神话，在蜀汉时诸葛亮平定南中彝族反抗后，还加以承认，并予以尊重。彝语“牢博”，即汉语中的龙山。哀牢国的开国国王九隆，就是后来唐朝时期的南诏国王族之祖。

在滇池地区，彝文文献记载，鹰部落和蛇部落联盟首领支格阿龙是龙养育大的，并说“滇濮殊洛”（滇池）地方的人是龙繁衍出来的。支格阿龙建立了古滇王国，后死于与蛇（龙）部落的纷争中。在随后的公元前前1世纪的古滇王国，即为彝族的蛇（龙）部落建立的部落联盟国家，彝语称为实家和勺家。彝文史书《西南彝志》记载实、勺两家的城墙上立有蟠蛇拱卫。在考古发掘出来的滇国文物中，许多用青铜制作的兵器、扣饰、贮贝器、祭祀用品等器物上的装饰，大都使用蛇（龙）形图案，如蛇柄铜剑、蛇剑鞘、三鹿蛇铜戈等。就连后来西汉王朝赐给滇王的金印也装饰有蟠蛇纽。在古滇王国的农业中孕育出来的宗教祭祀礼仪中，反映在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一件“干栏式”铜房模型上的图案，就是在祭祀神灵（蛇、龙）时的男女交媾图。这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中，视蛇（龙）、人、物三者为有灵之物，他们之间存在着神秘的血缘关系。石寨山8号墓出土的6件编钟，钟身上有蜿蜒的龙蛇图象。(www.daowen.com)

《华阳国志》说，贵州彝族先民部落夜郎也是崇拜龙的，但夜郎的“龙”后来被转化为用从水边来的“竹”来代替了。这种“竹”的影响，在现在的贵州大部、云南的曲靖和文山的东南部，以及广西西部的许多彝族中仍然存在着。在文山州，这种蛇（龙竹）崇拜在许多彝族支系中表现得尤为根深蒂固。富宁彝族倮支系人村寨，每村都种有供祭祀用的“龙竹”，而在其他不少彝族支系中，在村寨附近的“龙山”中，都选定有一棵或几棵挺拔高大的“龙树”。每年农历二三月，各村寨的“祭山头”都要选一个“龙”日，组织村里的男人到龙山中杀羊、杀牛、杀猪祭龙，诵彝族古经，述说彝族传统，追溯祖先源流。“祭龙”活动中不许女子参与，说明这种“祭龙”活动的历史已经十分久远，它最晚出现于原始母系社会即将解体和父系社会即将出现的时期。

从以上“龙”崇拜的现象中可以看出，彝族的原始和原生图腾是龙图腾崇拜，因为它与彝族先民的关系而被幻化成为亲族关系，即“龙生彝族”的关系。在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由于父权制的兴起，龙图腾便让位于对父系英雄——祖先的崇拜而成为追溯民族产生的历史“活化石”了。同时，也由于父系英雄们担任了历史发展的主角，需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以便号令部民对外开疆辟土，于是便产生了对大自然中的猛兽凶禽的崇拜。而在众多的动物中，虎因其有凶猛、威严的形象和力量而成为动物中崇拜的首选。彝族创世史诗《梅葛》中说：“世间的东西要算老虎最猛了。”于是，虎死后而化为万物，它的四肢大骨成为擎天大柱，也因为其力量大，地球也被它推动而旋转。于是，部落酋长们也就披上了虎皮，以此显示虎的威力。由此，虎就成了英雄和权力的象征，以及财富和荣誉的标志。彝族有一首古歌这样唱道：“穿上虎皮戎装才配得上称英雄，才算是勇士。”从南诏王穿虎皮，到清代武定那氏土司坐虎皮椅，彝族王者们总是少不了虎皮。虎皮成了彝族统治者显示权威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而虎作为彝族的一种文化符号，其全部的文化内涵可简明地概括为：动物崇拜——男性象征——英雄象征——权势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