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中国，首次建立起了疆域广阔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中华多民族大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史记·张仪列传》载：秦惠王九年（前329年），“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太平御览》引《蜀记》载：“秦惠使张仪、司马错伐蜀，蜀王开明拒之，不利，退至武阳见获。”之后，分别在巴蜀之地设置了巴、蜀和汉中三郡，在三郡中置41个县，到汉初，调整增加到51县，并开始向南修建“五尺道”，进一步扩大地盘。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西汉初年，封建王朝政权忙于削平内地的地方割据势力，一时无暇顾及边疆。但内地商人仍然到西南边疆继续他们的商业贸易，边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一直没有中断。

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生产有了发展，社会日趋稳定，国力也随之不断强盛起来之后，汉王朝才重新开始对“西南夷”地区扩张经营行动。

西汉元鼎6年（前111年）以后，汉王朝派兵统一了“西南夷”地区，并先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犍为郡、牂牁郡、越嶲郡、益州郡4郡，共68县。这4郡治所大都设在彝族先民居多的地区。其中犍为郡在今川南、滇东、滇东北及黔西北地区，辖12县，首邑在僰道县治所故地（今宜宾）。越嶲郡在今四川凉山州、云南丽江地区东部和楚雄州西北部，辖15县，首邑在邛都（今四川西昌）。益州郡在今曲靖市中西部、玉溪市、文山州西北部和红河州中西部地区，南部达今越南莱州西北地区，还有除大姚、永仁两县外的楚雄州，以及大理州和保山市东北部，共辖24县。首邑在滇池县（今晋宁县晋城）。牂牁郡辖17县，首邑在故且兰县（今贵州福泉县），区域包括今贵州黄平县以西至云南曲靖市东部的富源、罗平、师宗等县，以及广西右江上游地区至云南红河州东部和文山州大部。牂牁郡是以原来的夜郎国东南部和西部地区为中心区域设置的，治所在今贵州且兰（黄平县西）。区域内有许多“僚人”和“濮人”，但属于彝族先民的“叟人”和“昆明人”较多。今文山盘龙河在西汉时记为壶水，《汉书·地理志》在记述牂牁郡都梦县部分中说：“壶水，东南至麋冷（今越南河内）入尚龙溪……”说明当时的都梦县是在今文山市、西畴县和麻栗坡县。到两晋时期，都梦县又记为都篖（唐）县。今居住桂西、文山州东部，乃至越南西北边沿地区的部分彝族，最早就是在西汉时期从牂牁郡都梦县逐步迁入的，但那段时间迁入这些地区的彝族，后来除了今富宁、广南和麻栗坡东部的部分彝族仍保留不变外，其他在迁徙途中留在砚山、文山、西畴和麻栗坡县西部地区的彝族，大部分融合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中去了，这些彝族主要是倮支系人。今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彝族，大都是在三国蜀汉年间诸葛亮平南中时和后来的南诏、大理国时期迁入的。文山州西部的丘北、砚山、文山三县市，广南县的西北部以及马关县西南部地区，在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以前，都属于滇中、滇南和滇东南地区彝族势力和地方行政区域长官的管辖范围之内，早已有了彝族先民居住。隋唐以后，随着东方乌蛮势力的不断扩大，这些地方的彝族人口也随之迅速增多，并逐步形成许多各不相属的大小部落。

东汉王朝继承和发展了西汉在“西南夷”地区的郡县设置，除继续维持犍为、牂牁、越嶲、益州四郡外，把犍为郡中的朱提（今云南昭通）和汉阳（今贵州威宁）划分出来，立犍为属国；另把益州郡中的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六个县划分出来，加上新设立的哀牢、博南两县，设立了永昌郡。当时的永昌郡范围之广号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户达二十余万，人口一百八十九万，在东汉年间全国一百零五个郡中位居第二，其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保山市、大理州、德宏州，以及临沧市和西双版纳州的部分地区。永昌郡的设立，标志着至此我国在滇西南地区的疆界已大体固定下来。(www.daowen.com)

永昌郡辖区内居住着属于彝族先民的哀牢夷人、嶲人和昆明人，以及濮人、掸人等多种少数民族。在设置永昌郡前的西汉时期，汉武帝时就开凿过博南山（今永平县境），前往渡澜沧江至永昌（保山）的道路，移汉民进入永昌，并新设置了在益州郡管辖之下的不韦等六个县。

东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郡县制度的调整，使滇西地区的哀牢等彝族先民部落看到了这种制度带来的优越性，而出现了主动归附朝廷的现象。东汉建武二十七年（51年），哀牢夷中一个叫贤栗的部落首领率先派使者到越嶲郡拜见越嶲太守，表示愿意率其部落二千余户一万多人“内属”，汉光武帝便封他为“君长”，并把不韦等六县从益州郡中划出，另设“益州西部属国”，由汉官郑纯为属国都尉，贤栗为君长。公元69年（东汉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派遣其子“内属”。这时，柳貌及其儿子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两万人，而是整个哀牢王国治下七十七个部落共五十五万多人众了。哀牢王柳貌“内属”之后，东汉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其故地设立了哀牢（今腾冲、龙陵一带）、博南（今永平）县，并与“益州西部属国”六县合并起来，新设立了永昌郡。全郡二十多万户，一百八十九万多人口，是当时的全国第二大郡。

两汉时期，由于地区、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以及边疆与内地经济发展状况不一样等原因，中央王朝直接派出的官吏难以对彝族等各族人民进行有效的统治。为了巩固中央王朝对西南彝区的统治，一方面在彝族居住区派驻内地官吏，负责管理和稳定；一方面又任命彝区的各族部落首领做土著长官，管理本民族的一般行政事务和赋税收缴工作。在这些彝族土著长官中，见于史料记载的有滇王、夜郎王、哀牢王、邛谷王和破虏傍邑侯（今云南巍山、漾濞一带）。内地派到彝区的汉族官吏就是通过这些土著王候进行管理的。这些王候政治上听从中央王朝的号令，经济上则需将剥削所得的一部分以贡纳的形式提供给内地派驻的汉官上缴中央王朝。这就是“齐其政，不易其宜；改其教，不易其俗”的“羁縻”政策。

郡县制度建立以前的“西南夷”地区部落林立，不相统属，相互之间不断发动战争。就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那样：“政教未加，流风犹微……父兄不辜，幼孤为奴。”实行郡县制度以后，“西南夷”各部落人民在封建郡县制度下，下层贫民特别是奴隶的人身权利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过去各部落互不统属，不断发动战争，相互掳掠人口为奴的情况明显减少了。

郡县制度在“西南夷”的建立，结束了“西南夷”地区数千年来到处部落林立、互不统属的状况，成为“西南夷”地区归属于中央王朝统一管辖的重要标志，对西南彝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