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时期的夏朝（前21世纪—前16世纪）开始，到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在政治上逐步出现了统一的趋向。汉文最早的地理书——《禹贡》就出现于战国时期。

《禹贡》把中国行政区划的源头追溯到了更早的夏禹时期。所谓“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即“禹分九州之界，随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今云、贵、川及周边一些地区为九州中的梁州。梁州“东距华山之南，西距黑水”，黑水即今天的金沙江、澜沧江等江河。《禹贡》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北部的岷山和嶓冢山发展起来了），沱潜既道（沱江和潜江也疏导好了），蔡、蒙旅平（蔡山和蒙山也发展起来了），和夷氐绩（黑水流域夷人部落的生产也有了起色）。”《华阳国志》说，春秋、战国之际，蜀国在战国初期的望帝（杜宇）之时，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起来。杜宇之后三传至保子帝，便“攻青衣（今雅安），雄长僚、僰”。公元前316年，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灭了蜀国和巴国。之后到公元前285年，“蜀守张若取笮及其江南地焉”，即把秦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了金沙江以南的地区。

期间，彝族“六祖”后裔中的布部和默（黔）部的部分部民进入了今广西西部和云南文山州东北部地区，但他们后来大都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现在这一带地方的彝族，大都是后来到三国蜀汉时期及其之后进入的。进入今文山州的彝族先民，属于“六祖”系统的，先有早期的布部和默（黔）部，蜀汉以后有武部和乍部，还有不属于“六祖”系统的其他彝族部落，如昆明、嶲、叟、武僰等，他们大都是从今红河州和曲靖地区进入文山州的。

秦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和统治，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过程。秦惠文王更元后九年（前316年），秦惠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灭了巴、蜀两国，先后在巴、蜀之地设置了巴、蜀、汉中三郡，并在这些地区大修水利，修筑城池，使这些本来自然条件就比较好的地区很快富裕起来，秦国的声威因此远播西南边疆地区。公元前310年，分布在今滇西边境地区的丹、犁两个小部落率先接受秦的统治。到了秦昭王二十二年（前285年），蜀郡郡守张若又“取笮及其江南地”，把秦的统治势力扩展到了今四川盐源、盐边及云南宁浪、丽江和楚雄西部。(www.daowen.com)

秦王赢政元年（前246年），秦始皇登上了统一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他“奋六世之余烈”，向南方不断扩展统治区域，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在秦始皇即位前就任蜀郡郡守的李冰，开始在今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川南宜宾地区），用火烧、水浇的办法开山凿石，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通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派常頞把李冰时修筑的僰道继续向南延伸，一直把“五尺道”修到了今曲靖附近。

由于“五尺道”的修筑，包括彝族在内的“西南夷”地区各族部落与内地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便越来越密切起来。据史料记载，秦汉之际，今关中和四川之间商人来往于途，络绎不绝，出现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商贸和人员往来盛况。他们把川西南和滇西的邛笮牛马运入蜀中，又把蜀地的铁器输入云南，进一步促进了云南彝区的经济发展。

秦王朝“取江南地”之后，一方面在“西南夷”地区开“五尺道”，打通关隘；同时也开始在云贵地区设立郡县，使“西南夷”地区成为与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整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秦在邛笮地区还正式设立过郡县，但这些郡县名称却没有在文献中具体记载下来，留下了遗憾。尽管如此，以记史严谨而著称的司马迁仍在其《史记》中出现了这样的“遗憾”，后人认为，其关于秦时在邛笮地区设立过郡县的记载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