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夷”时期，“六祖分支”后的武部慕雅切四世孙洛陀施时，在“堵妥耿节”（今滇西哀牢山一带）生了九个儿子，九个儿子后来演化成了九个部落，这就是《哀牢夷传》中所记的九隆传说故事，即龙生九子的真实历史。其中的武部早先居住在洱海地区，乍部慕雅考传到第十代时，也有部分迁移进了洱海地区。而此时，武、乍二部还尚未联姻。乍部传到布雅乍时，在一处叫“麻苦密”的地方与武布缔结联姻关系，并在点苍山下的洱海边开垦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11个城池。在此段时期，奴隶制度开始逐步建立起来，有奴仆的奴隶主已达58家。

在此期间，武部的9个部落在征服当地一些土著部落的战争中，攻占了原土著人的5座大山，夺取了17个寨子，其中有个叫施以纳的部落首领后裔又分成了5个部落，向今天的大理周边地区迁移。到武侏施之世，便在今天的下关建立起了“彻彻安鲁瓦”和“安武吐鲁瓦”两座城池。传到第六世迪雅达时，武部在今大理和保山地区共迁居了12处。《西南彝志》卷五中说，武部在向外迁移中，不断征服当地的土著人，并建立起了相应的奴隶制度，即君、臣、师、匠制度。

武、乍二部在保山和大理地区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后，与原先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昆明人”相互杂居，并通过军事手段对他们加以征服和融合后，形成了后来在汉文中记载的“哀牢夷”，他们是今天滇西一带的彝族先民。(www.daowen.com)

汉文史书《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彝文史书《西南彝志》都记载，当时滇西彝族“昆明人”的分布范围在今天的怒江以东、金沙江一带，并延伸到滇池以西的大片地区，其内部部落林立，畜牧业较为发达。那时，他们利用滇西地区的立体气候特点，夏天把畜群赶到山头上放牧，冬天又将畜群赶到河谷地带避寒牧养。各部落虽然都是同根同源的兄弟，但却各自分散而居，互不统属。在洱海周围地区的一些部落，农业已粗具规模，他们在部落首领的号令下，同耕共织，共同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

“西南夷”时期，滇西一带“昆明人”的对外通道逐步打开，商业随之逐步发展起来，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商业贸易交往日见频繁。当时，蜀地的“蜀布”“筇竹杖”等商品，就是从滇西的“昆明人”地区输往南亚和西亚的。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从出使西域回来的张骞口中得知，“筇竹杖”就是通过“昆明人”居住区输往西亚的情况后，便数度派使臣到滇西地区探寻，准备打开从滇西通往南亚的通道，把其纳入大汉版图之中。但因这些地区山高谷深，加之包括彝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抵制和反抗，几次探寻均未能成功。后来一直到东汉永平12年（69年），东汉王朝在滇西的保山和大理及周边部分地区设置楪榆（今大理、洱源一带）、云南（今祥云、宾川一代）、不韦（今保山东部）、嶲唐（今云龙西部和保山北部）、比苏（今泸水和云龙部分地区）等县，派遣汉族官吏前往治理，并随同移入部分汉族人口进行屯田。《西南彝志》卷五说，后来，一些居住在汉族区内的彝族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不断加深，逐步形成了与本民族母体差异越来越大的“乍洛举部”，这可能就是后来从彝族中分化出来，并形成白族的白族先民。今天，文山州西部的一些彝族，仍然还有人称白族为“洛举”。这些被彝族称为“洛举”的白族，其祖先就是在这一时期住在滇西地区的昆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