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史书中，僰、僰人及与僰相关联衍生的各种名称时有出现。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后人对这些名称含义的认识和理解产生了不少的歧义和误解，究其主要原因，是过去人们对僰人的研究，大都只限于简单的联想推测上。只要史书上一出现僰字，就往往与僰人联系起来，忽视了对具体历史背景和特定名称含义的思考和分析，进而或见木是林，或人云亦云。

新近出版的《中国彝族通史》中说，对僰人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首先要了解古代僰人准确的分布情况。

《吕氏春秋·恃君览》在介绍四方无君之民时，说僰人早先居住在今四川青衣江入岷江处一带，属氐羌系统，后迁到岷江入金沙江处。《华阳国志》说秦始皇经营僰道，僰人被迫迁居今滇东北地区。又说“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多无君”，还说保子帝战国前攻青衣，雄长僚、僰。如果这样的记载真实可靠，这些无君长的僰人居住区也就明确了，但问题是《华阳国志》并没有说清他们的族属。过去对僰人分布区域的讨论，大都也只是建立在猜测之上，如“江中有一离碓（礁石）”说的是离水。排除这些不确定因素后不难发现，不少史料中出现的僰，其实有许多并不是族群名称，不是有僰就是族。而以族群名称出现时，所指的意思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史书记载的许多僰人居住区，至今可以真正确定下来的只有今川南宜宾地区的古僰侯国区域。

青衣江或岷江是否叫离水，因找不到史书记载，难以考证确定。

《史记·河渠书》两次提到离碓，一说：“……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一说：“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大禹疏九江……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照此说，离碓是沫水中自然形成的礁石了，但名曰离碓之因不得而知，礁石地点也不是青衣江，而是沫水。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那就是水因离碓而得名离水，或离碓因在离水而得名，但也无先例作参考。《吕氏春秋·恃君览》说川北岷江以西，秦时有僰人，认为离水是今灌县境内的岷江，这是对之前史籍所载的理解有出入，且另无记载作依据。《华阳国志·蜀志》说：“时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凿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迄今蒙福。”所谓“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即指此事。《史记·河渠书》中说的离碓，就是《华阳国志·蜀志》中说的溷崖，因李冰凿礁石、疏水道而成为景观。江河之中，类似的离碓（礁石）、险滩，很多。江因石而得名，或石因江而得名，都很难说得通。《华阳国志·蜀志》还说：“南安县郡东四百里，治青衣江会。”沫水和岷江汇合处，在今乐山市境。《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管桥水，一名清江，亦称江水，西南自温江县界流来。”《水经注·江水注》《华阳国志·蜀志》所记江水来龙去脉及分段名称情况较为详细，但也没有说到离水之名，说明这一带并没离水。

有人说编笮之乡在定笮县。所谓编笮，就是用竹篾和藤条编扎而成的桥，今成都还保存有这样一座笮桥。定笮县之名，当源于笮，笮人也就是编笮地方的人，并非族名。这样的人可以是这一种民族，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民族人。地名取为定笮之后，脱离了原来作为物名的笮桥之含义，明显是汉得其地后取的名，同编笮已无关联。

再看《吕氏春秋·恃君览》中的记载：“非滨之东，夷秽之乡，大解、陵鱼其鹿野，摇山、扬岛、大人之居，多无君；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氐、羌、呼塘，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雁门之北，鹰隼、所鸷。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无君。此四方之无君者也。”

从方位上推论，在这些四方无君者中，僰人、野人的区域在氐、羌、呼塘、离水之西，但不知离水指的是哪条水，其西无君者区域也难以确定。从《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的资料看，氐、羌、呼塘、离水在西方，从顺序上看，呼塘、离水应在氐、羌之外，其中所说的族名、国名和地名，都很少能和汉以后的史籍记载相对应，倒是在《山海经》等一些先秦诸子著作中还可以找到与之相应的线索。如《诗·商颂·殷武》载：“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孔颖达疏：“氐羌之种，汉世乃存，其居在秦陇之西。”在古人的认识中，氐、羌被认为是（中国）西部民族的代表，僰人、野人之居，又在氐羌以西。

认为青衣江有僰人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华阳国志·蜀志》中的记载可作验证。说春秋战国时期今四川雅安地区有僰人，就引此书的记载为据。《华阳国志·蜀志》中提到的“保子帝攻青衣，雄长僚、僰”，青衣在今四川雅安市芦山县一带。保子帝是开明氏蜀王国第三世王，距常璩写《华阳国志》的年代十分久远。而僚、僰两族中，僚直到晋以后才出现。从中可以看出，后人对常璩的这一表述有误解，这之前也没有这样的史料记载。《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说：“蜀土无僚，至是（晋）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这是李势在成都政权当政时期的事了。既然是“蜀土无僚”，自巴至犍为、梓潼才有僚分布，显然是李势时才形成的。青衣属犍为郡范围，照此说，原来青衣境内没有僚，“雄长僚、僰”因此也就不能成立，就不能说明青衣境内有这两个民族。事实上，常璩表达的意思，是保子帝攻占了青衣之后，其势力扩展到了青衣以外的僚、僰人居住区，并不是说青衣境内有僚、僰。

不少人认为青海河湟地区有僰人，但在其与西南地区僰人的关系问题上，所推出的结论却南辕北撤。有的说西南地区僰人是从河湟南迁来的，有的则与此相反，说河湟地区的僰人是从西南北迁过去的。对于此，史籍中有如下这样一些相关的记载：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伍北曰，……南越宾服，羌僰人献，东瓯入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

《史记·杨雄传》中所录《长恨歌》有相关词句：“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

《史记·平津侯主父偃传》载严安上书：“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

萧统所编《文选》卷44陈孔璋（琳）之《檄吴将校布曲文》中说：“故大举天师百万之众……及六部乌桓、丁令屠国、湟中羌僰、霆奋席卷。”

《史记·平淮书》载：“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在以上这些史籍记载中，所谓“降羌僰”“羌僰东驰”“羌僰人献”等，都是指《史记·平淮书》中对羌人的战争情况的描述。许多史籍只载羌人犯境，汉军反击。但上述各家之言中，却大都多了一个僰字，而《檄吴将校部曲文》则明言“湟中羌僰”，似乎湟中确有羌、僰混居。湟中是当时是羌人居住区的中心，但史籍中除了有一些文学色彩很浓的记载外，没有留下一点湟中一带有过僰人居住的任何史证，其民族系属、文化情况一概不得而知，无从深究。退一步说，如果相信这些记载属实，但到西汉、三国时却又不再说其处之羌僰，而期间社会状况又基本不变，其北迁、南迁之说也就只能是主观的推论和猜测了。

有人认为，今四川凉山州一带有僰人，理由是史籍有“邛僰”记载。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知道“邛僰”一名不是族名，也不是人们所说的邛都一带的僰人，而是地名。(www.daowen.com)

《史记·平淮书》提到邛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说到西僰和西夷，还说邛都为西夷邛僰，也无具体的史证。虽然有个僰字，但邛僰不是族名，而是地名，地名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族名。《史记·平淮书》说：“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史记索隐》引应劭语说：“临邛属蜀，僰属犍为。”此说是以开通南夷、西夷道而言，则邛、僰二字是对临邛和僰道的简称，应劭所言是对的。属于犍为的僰，即指僰道，不是族称。《史记·平淮书》是这样记述修僰道一事：“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具体说，唐蒙经营南夷地区，修筑的是从僰道南下的南夷道。而司马相如经营的西夷地区，修路是以当时汉王朝已控制了的临邛为起点，往南向邛都地区延伸。僰道、临邛各是修路的起始点，在这两地聚集粮草，是很自然的事情。邛都是修两道的目的地之一，但这里的邛都是具体的地点，而不是指地区。

《史记·大宛列传》载：“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这四道中的邛僰是地名，其他是部落国家名。汉武帝要张骞以蜀郡、犍为郡为依托，派遣人去寻通身毒道。对此，照《史记正义》的解释，四道皆出蜀郡，没有犍为方向的地名，与《史记》中“因蜀犍为发间使”的叙述相反。再说，其中的冉、駹二字也不能分开，冉駹是一个部落国家名，“出冉”之说也不对。《史记正义》说：“僰，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邛州，该在戎州西南也。”这里把邛、僰作为地名是对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到过滇国和夜郎国，而后有了“夜郎自大”的典故，其路线是从僰道到滇国，然后从滇国到夜郎国，此记述中说的邛僰之僰，也是指僰道，其地属犍为郡，如果这些地方确有僰人，那最有关联的民族则是吐蕃（藏族）。因为之后的《新唐书·吐蕃》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髦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悉野。”郑大挺先生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其《〈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一书中说：“窃疑所谓附国之附，即后汉发羌之发字一音之转，亦即西藏人自称Bod之对音。”发羌、吐蕃等名，与僰之发音最接近，地域与民族分布也接近，如果真有僰人，则与吐蕃关系最大。

有学者认为滇国的主体民族是僰人，理由是史籍中记载滇池地区有滇僰，还说汉初称滇池为僰中，是僰人聚居区的意思。

所谓“滇僰”，原出自于《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防御滇僰、僰僮，西近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汉书·地理志》中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扰，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揉弱褊厄。”两部史书中所说的“滇僰”，就是僰人是滇国主体民族之说的全部依据。然而，细心地将这两部史书的表述进行对照，我们就会发现《汉书·地理志》的表述少了一个“僰”字，一个“笮”字，这一很不显眼的细微区别，造成了一些人理解上的歧误。事实上，滇僰不为一体，是很明确的。《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说：“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隶。”又说：“言邛、笮之地出马和旄牛。”照此说法，前一句是说滇、僰等地盛行奴隶买卖，把滇、僰当作地名，而没有把僰当作民族名称。把滇、僰、邛、笮当作地名是对的，但整句话的解释却又有问题。因为这两句话并不是简单的说买卖奴隶和马，而是列举贸易中的重要资源。从当时及后来的史籍记载中，就不难知道笮马是一个专用名称。颜师古解释有误。僰僮也是专用名称，即专指被买卖的僰人奴隶，对此，《史记》《汉书》中都清楚地提及到了。《汉书·地理志》何以少了“僰”和“笮”，尚不清楚，但其材料来源及含义都与《史记》相同。仅从行文上看，僰与滇各为一地，也是明确的。联系《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西近邛笮、笮马、旄牛”一句，即知滇、僰各为一地。这两句是完整的对应句子，只是后一句多了一种旄牛而已。这从逻辑上去理解，也是一样的。如果把物产部分除掉，同书提到的贸易区域，就会成为“南御滇僰”“西近邛笮”两大部类；《汉书·地理志》则成为“南贾滇僰”“西近邛笮”。邛与笮有别，史书的记载对此是很明白的。同样，滇与僰有别也是明确的。马产于笮都地区，僰僮是指僰人中被当作商品买卖的奴隶，笮马、旄牛、僰僮不过只是例举贸易中的几样大宗商品罢了，自然也就不必怀疑滇国、邛都没有贸易商品了。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其注引服虔云：“旧京师有僰婢。”说明有不少人都见过贩卖到京城的僰人女奴隶。被买卖的女奴隶称为僰，而不称滇僰僮，这就很明确了。

僰僮的来源地，史书记载也很明确。《华阳国志·蜀志》说：“僰道县……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僰侯国出僰僮，成为巴蜀人致富的重要人力资源，古人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取其笮马、僰僮、旄牛”的记载，许多相关注解基本与此相同。《索隐》也说，韦昭云：“僰属犍为，音蒲北。”《正义》说：“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所指都是僰道一带。

司马相如在其《难蜀父老书》一书中说：“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说明掳掠人为奴，是当时西南各地皆有的普遍现象。《华阳国志·蜀志》说：“其宝则有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旄、犀、象、毡、毦、丹、黄、空青、桑、漆、麻、纻之饶，滇、僚、賨、僰僮仆六百之富。”说明了同样的问题，贩人巴蜀之地，成为财富之来源的奴隶，民族成分复杂，不只是僰人一族，只是僰人被卖在当时比较突出罢了。在这里，滇、僰各为一种，已说得很明白。

有学者认为《汉书·王莽传》中所载之王莽“赦书”中称西南起义者为蛮僰，又称起义者首领若豆、孟迁为僰虏，因而认定他们是僰人，并由此说滇中、滇东南地区也有许多僰人，文山、红河、曲靖等州市的许多新旧史志上，都可以看到“古僰侯国之裔”“僰国遗种”等类似的记载。还认为王莽改今建水、石屏、峨山县一带的古胜休县为胜僰县，说明这一带有许多僰人，这都是推测之言，缺乏确凿的可靠证据。有人因此又说僰人从昆明、滇中一带败退到滇南胜休县，胜休县是王莽军队最后战胜僰人的地方，因此将胜休县改为胜僰县。

当时的滇中南地区并不是王莽用武力镇压僰人起义的地方，把胜休县改名为胜僰县，只是王莽当时改动许多地方地名中的一个，不过是王莽对西南各族人民反对他篡政专横的一种怒气发泄而已。天凤三年（16年），就都大尹冯英给王莽的奏章说到的“同亭邪豆”，同亭在夜郎县境内，也就是王莽所改的地名，说明这些地方的改名之举，改前就已经确定下来。

王莽所称的僰虏，不是一个确切的民族名称。上面说到王莽《赦书》中的两个不确切的名称，被当作反抗王莽起义的族属证据。其一证：“及北狄胡虏逆舆，洎南僰虏若豆、孟迁，不用此书。”其二证：“今胡虏未灭诛，蛮僰未焚绝。”因为提到蛮僰和僰虏，就认为起义者是僰人。但颜师孔注说“舆”是匈奴单于的名字，“北狄胡虏”一句没有说清楚匈奴人的族属。狄和胡出现于先秦时期，都不是王莽及汉朝时期对北方民族的正规称谓。按《史记·匈奴列传》所载，胡在匈奴东面，一般都不称匈奴为胡。同样，称僰虏和蛮僰，也不能说王莽知道若豆、孟迁等人的族属。说若豆、孟迁等作僰虏，前句也说“北狄胡虏”，是以偏概全的笼统之言，不是确切记述，是王莽嫉恨少数民族反抗而故意发泄的不满之辞，因而不称匈奴而称胡虏，还故意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以敌对态度相称，是情绪化的故意歧视和诬蔑，不是确切记述，不宜为据。对于起义者，《汉书·王莽传》正文中倒是两次提到其族群名称，都是称蛮夷，一是益州蛮夷，二是蛮夷若豆。《汉书·西南夷列传》记作蛮夷，《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作郡夷，但都没有僰。

王莽时期的西南各族起义地方的分布区域，大体可分为鉤（句）町地区、夜郎地区、益州郡治周边地区和益州西部四个地区。其具体的史书记载如下：

《汉书·王莽传》载：“初，五威将帅出，改句町王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讽牂柯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起兵攻杀歆。”句町是最早反抗王莽暴政而举行起义的地区。同书又载：天凤元年（14年），“益州蛮夷杀大尹程隆，三边尽反。遣平蛮将军（冯）茂将兵击之”。此起义在益州郡治周边地区，规模较大。《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汉书·王莽传》所载都大尹冯英上书中说越遂久仇牛等反叛，已近十年。遂久、姑复及栋蚕的居住地，都在益州西部地区，在同时期诸多起义中规模最大。《汉书·王莽传》中明确记载了邪豆是同亭人。而《汉书·地理志》说：“夜郎、豚水东至广郁，都尉治，莽曰同亭。”说明邪豆起义的活动中心在夜郎县及其周边地区。在这些起义中，参与起义的民族多，成分复杂，以僰人来定义起义者的族属，既不确切，更不可靠。

综而述之，从目前所能看到的史籍记载看，在诸多的僰人居住区域记载中，比较清楚并可以确定下来的只有今川南宜宾市一带的古僰侯国地区。东汉时期人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一书中说：“僰，犍为蛮夷也。”说明到了东汉时期，古僰侯国故地还有僰人居住，也说明后来在僰人居住区建立犍为郡以后，郡内仍有僰人居住。其余地方是否确有僰人，以及这些僰人同川南古僰侯国地区僰人是否同属一个民族，史籍记载都笼统含糊，大都是简单的推论猜测，歧义、附会、误解之处较多，目前还很难考证出其族属。这样的情况在文山州也有。前些年，丘北县将县境内彝族、白彝中的古纳（古尼、葛乃、葛濮）支系人称为“僰人”，并将其列为彝族支系中的僰人，这在官方和民间都形成了一种舆论定势，似乎已成定论。然而，僰人是否属于彝族中的一支？史籍中未见有记载，全国彝族有许多支系，除丘北县以外，其他地方都未见有僰人。其实，这种僰人不只是丘北县有，相邻的红河州、曲靖市，甚至昆明市的一些县（区）也有。说他们是僰人，都是一些简单的推理和猜测，结论并不能成立。认为彝族古纳人是僰人的原因，很有可能与云南地方汉语发音差异有关。丘北县所说的僰人，除少量居住在树皮、曰者两乡外，极大多数都居住在舍得、官寨和双龙营镇西部，这些地方在1958年以前属红河州泸西县，而红河州泸西县、弥勒县，以及曲靖市师宗县等一些地方，汉语土话中白、僰不分，把白音（bái）读为僰（bó）音，如把白纸、白人、白米、白衣裳、白萝卜等读为僰纸、僰人、僰米、僰衣裳、僰萝卜等，同地区彝族白彝古纳人，也跟着汉语土话说自己是“僰族”或“僰人”。在云南，这样的发音差异还有一些，如有些地方把“爨”读作“寸”，“爨氏”读为“寸氏”。稍不注意分析，就很容易造成误解。

《中国彝族通史》说，讨论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僰人问题，必须避开上述各种传统说法的影响，以可以明确确定下来的川南古僰侯国僰人为基础，用新的角度和视野，重新去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