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的许多考古证据显示，在公元前13世纪以前的新石器时期，在今天云南澜沧江两岸的云县、景东彝族自治县及怒江沿岸的福贡、贡山等地，曾生活过一些古老的部落族群，他们过着居无常处的游牧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这些地方先后发现了他们用砾石打制而成的石斧。这些石斧两肩呈弧形，未经磨光。同时还发现了少量的石网坠和粗制的碎陶片，但未发现其农耕生产工具和碳化谷物，也未发现原始住房遗迹。而此时，居住在澜沧江、怒江流域东部地区，今大理洱海一带及周边的宾川、剑川、洱源、祥云等地的古夷人部落，则已开始使用梯形石斧、石锛和半月形穿孔石刀种植收获谷物，建造简易住房了。这些地方还出土了那个时期的古墓葬群，说明这些地方那时已开始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农耕社会。

公元前12世纪左右，澜沧江、怒江两岸的部分游牧族群进入了洱海地区，与洱海地区的土著民族融合，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活动。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大理金梭岛、鹅鹿山、五指山、大墓坪，德钦县的水芝、石底，云龙县的坡头，昌宁县的新街，宾川县的石榴村，永胜县的金官龙潭，宁蒗彝族自治县的大兴镇，姚安县的白鹤水库、弥兴两地，祥云县的大波那，元谋县的羊街，楚雄市的万家坝，牟定县的琅井、妥安等许多地方，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具。少数墓葬中还发现了铜铁合金器物，并出现了有肩铜斧，表明来自澜沧江、怒江的部落已融合到洱海地区以梯形石斧为特征的土著部落之中，并由此建立起了“古莽国”。

据《列子·周穆王》记载，在周王朝的西面，有一个范围很广的国家，名曰“古莽国”。在顾颉刚、史念海两先生在他们合箸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中，说《禹贡》中所指的梁州，包括今天四川的松藩及陕西省的南部；雍州起自今陕西省东部，包括甘肃省等地。《国语·周语》记载，周穆王曾强迁部分犬戎于太原（即今甘肃平凉、镇源一带）。《列子》中记载，周穆王西巡时，曾到达过昆仑山拜见西王母。有的学者说，昆仑山在今甘肃境内。因此，从今天的甘肃、青海及四川松藩一带往南，是为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河谷地带。“古莽国”即为这些地区土著民族所建立的部落联盟国家。《列子》中还记载，“古莽国”之地“跨河南北，越岱东西，万有余里”。云南西部“三江”流向，只有金沙江从云南丽江地区出境后，才从南北流向折转为东西流向，流经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丽江市、大理州和楚雄州，继续向东流去。《列子》又说，“古莽国”之地寒暑季节不明显，昼长夜短，居民生活在燥热的河谷地带，白天多休眠在家，早晚凉爽时才出家做活。食物结构多为乳制品。因此，“古莽国”应当是跨金沙江南北，包括今天四川西南部及云南丽江、大理、楚雄等地。关于“古莽国”的政治制度，《列子》中说：“其民有智有愚，万物滋殖，才艺多方；有君臣相临，礼法相持。”“古莽国”居民“巫风”盛行，“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以为觉之为者实梦之所见者”。

“古莽国”之后，在金沙江以北的则分化为冉駹、白狼等部落，在金沙江以南的则分为“昆明”“哀牢”等国。冉駹在四川汶山，汉文记载为汶山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认为，冉駹与氐类的白马不同，而与徙和笮都同，“其俗或土著，或移徙”，显然是彝族先民。《后汉书·苲都夷》中也说苲都夷“居住略与汶山夷相同”，说明两者是近亲部落。白狼部落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东与雅安地区相连。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白狼王唐菆朝见汉明帝时，献乐诗三章，曰“白狼歌”。许多学者认为，“白狼歌”歌词发音与今彝语十分相近。

昆明，为古莽之后裔。岑仲勉先生说，古莽是为昆明。当然，岑仲勉先生说的“是为昆明”，是说昆明人是古莽国的主体民族，古莽国中还有其他民族，但昆明人是多数，是多民族中的主体。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古莽国后来分裂为众多的大小部落国家，活动在今滇西、滇中一带的称为昆明。其打扮风俗为曲头、木耳、环铁、裹结，其古代彝族打扮的特点很明显。西汉年间，滇西的昆明部落又组成了部落联盟国家——哀牢。从古莽国到昆明、冉駹、白狼而至哀牢，其文化纽带一脉相承，都为龙崇拜。在上古汉语音中，龙的微母部通莽通龙，而且哀牢的始祖神话也是“龙生夷”神话，即九隆传说。“白狼”一名，按彝语解释是“山龙”之意，彝语称山为“白”，“狼”是龙的转音，“白狼”显然也是彝族先民的一部分。“哀牢”在彝族语中，“哀”是语气词，可当“阿”用，没有实际意义，合起来的“哀牢”也就是龙，亦即“阿龙”。“九隆”的“隆”，则是“龙”字的同音异写。

《哀牢传》说：“哀牢夷者，起先有妇人沙壹，居哀牢山下，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孕。十月产子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小子不能走，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固名字曰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为王。……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知。至于禁高，乃可记之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粟代。”哀牢是这九代王中的第四代，第九代扈栗于东汉建武二十七年（51年）归附，到此以每代以平均25～30年推算，哀牢应属西汉中后期王。哀牢之名最早是人名，后人名转化为部名、王名、国名、山名。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九隆是“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作图谱也。”又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其俗征鬼巫，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访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赉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至生口直。”

《华阳国志·南中志》引《哀牢传》所载的九隆神话故事，反映了哀牢国国王父子世袭状况、王国官吏与部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哀牢夷人的思想观念、外貌打扮特征，它所体现出的中心思想就是“龙生夷”的观念。因此，夷人中不论是大种的“昆”，还是小种的“叟”，都对此“甚重之”。诸葛亮深知夷人十分崇拜祖先，为了赢得人心，巩固蜀汉政权在南中的统治，便精心地为哀国作画谱，并且画了“龙生夷”这一神话传说图。史料中，九隆之母名，有些写作沙壹，有些写作沙壶，到底是“壹”还是“壶”，其中有一个很可能是错写，但这不影响“龙生夷”传说的实质，并不重要。

在彝族的动物崇拜观念中，虎和龙几乎是同等的。彝族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龙变化而来的，所有人间的权利和福禄，都是龙赐予的。龙无所不在，山有龙要祭，树有龙要祭，水有龙要祭，地有龙要祭，天有龙要祭……“龙生夷”在彝族人观念中根深蒂固，长流不息。直到今天，在彝族人的各种祭祀活动中，除了祖先以外，龙、虎是最重要的。唐朝时期彝族人建立的南诏国，国王和王族们也说他们是哀牢国王族的后裔，因而也很崇拜龙、虎，建筑物上的各种龙虎石木雕刻随处可见，国王的宝座一定要有虎皮，以示自己是龙、虎民族之王。(www.daowen.com)

在彝族“龙生夷”传说中，西南彝区西边哀牢国的传说是水中木化变为龙，东边夜郎国的传说则是水中竹化变为龙，化变物虽然不同，但其反映的都是同样的观念，那就是“龙生夷”的观念。这种崇拜物的变异，与古夷僰人崇拜“竹”有关。这样的观念反映，除了滇西的哀牢王、贵州的竹王外，还有支格阿龙神话中的“鹰生夷化龙”传说，雄鹰是彝族最重要的崇拜偶像。各地彝区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

哀牢国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部落联盟王国，因此，对哀牢国主体民族和王族族别的认识，历来也有各种说法和争议。然而，上述这些关于哀牢国的史事记载、传说故事、语言、打扮特点和风俗文化，以及“哀牢国”本身的国名含义，都足以说明哀牢国的主体民族及王族是哀牢夷（昆明人），即今天的彝族先民。

东汉时，哀牢国王率部众归附朝廷，朝廷在其地设立了哀牢、博南二县。博南县在今大理州永平县一带，而哀牢县的范围则还有细查商榷之处。今人常以《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为据，但此据当加以分析细辨。哀牢王归附时，所带领的归附者只有二千七百七十户，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九人，这应当只是哀牢本部的人。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所率的内附者，有五万一千八百九十户，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口人，这应当不只是哀牢本部的人了，已加进了本书中所说的“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僚”等多种民族人户了。《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柳貌率领的归附者中，称邑王者就有七十七人，这就是说，除了哀牢本部王之外，其他还有七十六个小邑王。而《续汉书·郡国志》又说归附者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户，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人。因此，《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永昌郡户止六万”，当属误记。因为魏晋时有南距故郡（永昌郡）千里的寿县、南涪、雍乡等县，其地域已包括今之云南大理、保山、德宏、临沧、思茅等州市及境外许多地方，是当时全国两个最大的两个郡之一。这样大的地盘，人口有百万之众是可能的。有学者甚至说：“则哀牢地广人众，当应有今之保山、德宏地区，西抵伊洛瓦底江上游，明清时期之孟养、木邦等地，其南则为今临沧市的临沧、凤庆到西双版纳以南地区，甚为阔也！”可见，哀牢仅为其中之一县，因为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面积只能是指永昌全郡，而不可能是哀牢一个县之地。因此，简单笼统地称永昌是“哀牢故地”，显然有些简单片面了。

哀牢是古代彝族（昆明人）的部落联盟君长国之一，国虽然不大，但因其有传奇的九隆神话，加之在滇西地区最早归附朝廷，使其在彝族历史上的地位尤为突出。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朝廷在滇西南地区设立永昌郡，设郡的原因就是这里有个叫哀牢的部族归属了东汉王朝，东汉朝廷因此封哀牢部首领为王，并赐予“哀牢王章”。清人桂馥在其所著的《缪篆分韵》一书中记载了这枚印章，说明印章到清朝年间还被人保存着，可惜之后遗失了。东汉时的今成都民间文士杨终曾著有《哀牢传》一书，可惜此书已遗失不见。所幸在《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及其之后的一些汉文史书引用、抄录了不少《哀牢传》一书的原文内容，其中有哀牢人祖先的来源介绍，以及哀牢与东汉王朝的关系，哀牢地区的地理、物产和社会风情等。相关史料记载，哀牢在东汉建初元年（76年），与朝廷派驻的官吏发生矛盾，进而起兵反抗，第二年就被朝廷派军队镇压下去。至此，哀牢之名就不再见于史料记载了。

关于哀牢的族属问题，过去对《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等相关史书记载的研究，往往只是摘录取用，并以为据，而忽视细查分辨，进而就有了属濮、属僚、属越等不同观点的争论。当然，永昌郡的民族不止一个，物产、风习也皆有区别。要了解哀牢的族属，除了上述说到的以外，还应从物产、风习中去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东汉建武二十七年（51年），哀牢王扈栗遣使求归附朝廷，朝廷以其地为西部属国。《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说：“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此书后面又说：“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这两处所说的民族中，到底哪个与哀牢有关？纵观此书的记述方法，书的前一部分说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但对郡县民族分布情况，却不提及“昆、叟”，只说除这两种以外的民族。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这里的所谓“有”者，是指除哀牢本部民族以外的民族，而这些“有”者，并不是哀牢本部族的民族。因为《华阳国志·南中志》已说九隆是“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这就清楚说明了这一问题。《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说：“哀牢人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太平御览》引《九州纪要》也说：“哀牢人皆儋耳穿鼻，其渠帅自谓为王，耳皆下肩三寸。”这样的民族在哀牢本部区域内也会有，但明显不是哀牢本部主体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则不说哀牢人有这种习俗，而说永昌郡人中有这种习俗。《后汉书·孝明帝纪》和《华阳国志·南中志》中也将哀牢、儋耳分开，各作一部，也说明哀牢人没有这种习俗。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华阳国志·南中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有学者就简单地认为，哀牢人的这种习俗是百越民族独有的习俗，进而认定哀牢人属百越系统民族。然而，只就文身而言，历史上并非只是百越民族独有。一些相关史料记载，古代人的文身习俗，从日本到东南亚许多地方、许多民族都有，如越人、倭人、交趾人、扶南人、骠人、缅人等，都有这种习俗，并非百越民族独有。在今天藏缅语族中的阿昌、彝、缅、独龙等族，仍有部分保留着文身、文面的习俗。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1983年在其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越史丛考》一书中，对此种观点进行评论说：“苟第就文身立论而不计其他民族特征径谓其为百越之族，则印支、南洋等地文身之族甚多，亦尽为百越呼？必无是理也。”《太平御览》引《永昌记》说：“哀牢王出入射猎，骑马，金银鞍勒，加翠毛织饰。”到元代，李京所著的《云南志略》一书也还在说：“金齿白夷……少马多牛。”在古代西南地区，除藏缅语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一般养马都比较少。哀牢王骑马射猎的记载，倒还可以作为哀牢属昆明人的又一种证据。

衣着尾不能作为哀牢人是濮系民族的证据。《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等不少史书都说哀牢人皆衣着尾，《通典》则说濮人有衣着尾者，有人就将“衣着尾”作为哀牢人属濮人的证据，但却忽视了《说文》一书中关于“古人或饰系尾，西南夷亦然”的记载。“衣着尾”不但是古代西南夷族的一种通俗，其他一些民族也有类似的服饰。《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说明当时远在今湘西、黔东一带的苗族、瑶族等武陵蛮各族也有衣着尾的服饰，说明衣着尾的民族不少，不是只有濮人。时至今日，云南麻栗坡、富宁两县的彝族白倮男子仍时兴着尾衣，有人称其为“燕尾服”。

在古代，穿贯头衣的民族也不只百越民族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不少民族都有，分布范围很广。因此，有学者单纯地就把穿贯头衣作为识别古代百越民族的证据，也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