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在战国时期就已经立国。学术界过去对夜郎国的族属问题意见不一，诸家所论，各持己见，分歧不少。20世纪80年代初期，贵州学术界就此问题举行过两次大的学术研讨会，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如对夜郎国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对外关系等。但对其中的族属、来源、名称、地理、后裔民族等问题上，由于有关资料不足所限，加之各研究者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有所不同，分歧仍然存在，一时难以取得共识。

西汉武帝年间，曾派唐蒙带使团南下南夷，采取各种手段首先让南夷地区最大的部落联盟国家——夜郎国君主多同归附朝廷，由此推而广之，使南夷地区大小部落国家都归附朝廷，并在这一地区设立了犍为郡，从巴蜀两郡征调人力修筑从僰道到牂牁江（北盘江）的南夷道。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攻南越时，在夜郎及其周边地区大肆征兵征粮、掳掠牛、马、羊群，引起了南夷区内且兰国的不满，因而起兵反抗，杀死了前去调兵的犍为郡太守。汉朝廷由此派兵镇压了且兰国起义，以此震慑南夷地区的大小王国，并在且兰国地设立了牂牁郡。

汉成帝河平年间（前26—前25年），夜郎王兴与鉤（句）町王禹、漏卧侯俞之间发生争端，兴兵相互攻伐。朝廷派张匡持节调解，兴、禹等人不服，并蔑视朝廷汉官。大将军王凤为此推荐原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陈立到任后，立即设计杀死了夜郎王兴，兴的岳父翁指与儿子邪务起兵反抗陈立的暴行，以失败告终。夜郎国、夜郎王之名，到此就不见了史籍记载。

新近编撰出版的《中国彝族通史》（下称《通史》）说，要了解夜郎的来龙去脉，首先应区分三个关系：一是南夷地区与夜郎的关系；二是唐蒙所说的大夜郎与夜郎国的关系；三是汉以后追记的的夜郎国与汉代夜郎国的关系。《通史》编纂者认为，唐蒙所说的大夜郎大体与南夷区域相当，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的“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记载相符。也就是说，夜郎是南夷地区许多国家中最大的一个，广义上的大夜郎，就是泛指南夷地区。作为当事人，唐蒙、司马迁对此自然是清楚的，只是史料记载上过于简略。夜郎王兴在西汉河平年间被杀后，史料上不再有夜郎之名的记载，所以后来范晔写《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时，增加了传说的成分，加上年代相去久远，那些除夜郎外的数十小国逐渐被忽略，而把夜郎国的范围越说越大。

《太平御览》引《十道志》说：“播州播川郡，秦夜郎县之西南隅，惠王十四年，欲得楚黔中地，以武关之外易之，今隶黔府，即总谓黔中地。汉武元鼎六年平西南夷，置牂牁郡，其地属焉。”又说：“珍州夜郎郡，古山僚夜郎国之地。晋永嘉五年，分牂牁置夜郎郡，兼置充州。唐贞观十七年，廓辟边夷，置播川镇，后因川中有降珍山，因以镇为珍州，取山名郡也。”《宋史·蛮夷四》载：“夜郎，在汉属牂牁郡，今涪州之西，溱、播、珍等州封地是也。”这里把溱、播、珍等州之地说成是汉时的夜郎国范围，显然不对。珍州之地，也不属于晋时的夜郎郡。夜郎郡是分牂牁郡靠西的部分设立的郡，不在播州、珍州之地。播州、珍州在今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一带。夜郎郡治东迁，如在戎州都督府之南设姚州一样，是南诏兴起，唐失旧地后采取的一种异地设治措施，与原有地名没有地缘关系。

有人认为汉时夜郎国的范围仅有夜郎一县之地，这同样与事实不符。唐蒙初开夜郎设犍为郡时，最初犍为郡只是夜郎国西北的一部分，即今天的滇东北和黔西北地区。《元和郡县图志》卷30说：“协州……本夜郎也。汉武帝开夜郎，置犍为郡，今州即犍为郡之南广县也，其后蛮夷内侵，郡因荒废。开皇四年中隶附，于此设协州；大业三年，废入犍为郡。武德元年开南中，复协州。”又说：“曲州……本汉夜郎国地，武帝于此设朱提县，属犍为郡，后立为郡，在犍为郡南一千八百里。后汉省郡，诸葛亮南征，复置朱提郡。自梁、陈以来，不复宾属。”乐史《太平寰宇记》说：“协州，隋犍为郡地，古夜郎侯国。”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216注释中说：“靖州，隋属协州，古夜郎地，武德初分协州置靖州。”唐、宋时期的这些历史记载，总体上符合事实。而《史记·南越尉佗列传》所说的“曲州、协州以南是夜郎国”，则是指后来分郡时的情况，因故才把犍为郡排除到了夜郎国范围之外。曲州为今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及其周围部分地区，协州为今昭通市北部地区。

另外，有人又把所有的犍为郡地都列入了夜郎国，从而把夜郎国范围延伸到了金沙江以北地区，这也不符合事实。《通史》引《后汉书·孝安帝纪》说：“永初六年（公元112年），春正月庚申……又令益州郡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此书后来有注释说：“犍为，郡名。《前书音义》曰：‘故夜郎国也。’故城在今眉州隆山县西北也。”又引《太平御览》所引的《史记》说：“汉武使唐蒙伐西戎，得夜郎国，遂立犍为郡。”今本《史记》并无此文。唐蒙入夜郎，是在建元六年（前135年），这就明确了犍为郡是设在夜郎国地。但最早的犍郡郡治在鄨县，是为管辖夜郎及其周边相邻地区大小诸国而设立的。其范围北移到金沙江以北地区，是之后设牂牁郡时调整的，这些北移后的扩大部分，也不属于夜郎国。《华阳国志·蜀志》说：“周慎王五年（前316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又说：“南安县，郡东四百里。治青衣江会。县溉，有名滩，一曰雷垣，二曰盐溉。李冰所平也。……僰道县，在南安县东四百里，距郡八百里。高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滨江有兵兰，李冰所烧之岩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黄。”说明这一地区靠南的僰道县在秦并蜀时就据有其地，汉时属夜郎国的说法显然不对。

南夷（或大夜郎）的政区沿革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汉初南夷（大夜郎）时期的犍为郡、牂牁郡；第二阶段为蜀汉平南中以后所建的牂牁郡、兴古郡、朱提郡、犍为郡；第三阶段是晋后期及刘宋时的夜郎郡、平夷郡、牂牁郡、梁水郡、西平郡、兴古郡、朱提郡、南广郡。

蜀汉时，将汉初建的牂牁郡分为牂牁、兴古两郡，牂牁郡在东，兴古郡在西。牂牁郡后来又分为牂牁、夜郎、平夷三个郡，牂牁在东，夜郎在西，平夷在北。平夷太守后改称平蛮太守。《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晋愍帝世，太守建宁孟才一骄暴无恩，郡民王清，范朗逐出之。刺史王逊怒，分鄨半为平夷郡，夜郎以南为夜郎郡，（共）四县。”《宋书·州郡志》载：“平蛮太守、宁州刺史王逊分牂牁、朱提、建宁，立平夷郡，后避桓温讳改。”又载：“夜郎太守，晋怀帝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分牂牁、朱提，立建宁。”两郡都从牂牁分出，于理不通，疑有误。

汉初以前的南夷（或大夜郎），西汉先后设犍为、牂牁二郡，今文山州属牂牁郡。牂牁郡共17个县，有11个县在今云南境内，6个县在今贵州省境内。文山州全境均属牂牁郡，其中广南、富宁为句町县地，西畴、麻栗坡属都梦县地，丘北为镡封县地，文山市、砚山县、马关县和红河州屏边、河口两县为进桑县地。东汉时期，除文山、砚山、马关、西畴、麻栗坡（部分）和红河州屏边、河口两县为进桑县地外，其余基本保留西汉政区不变。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将南中的益州、越嶲、牂牁、永昌4郡改建为建宁、朱提、云南、永昌、兴古、越嶲、牂牁7郡，隶属于庲降都督管辖。兴古郡治所在今砚山县境内。今文山州8县（市）均为兴古郡，其中广南、富宁为句町县地，丘北为镡封县地，文山、砚山、马关、西畴、麻栗坡5县（市）和红河州屏边、河口两县属进乘县地（原进桑县地）。

《通史》认为，过去的史书对夜郎的记载多有不同而产生混乱，其原因就在于对一些前人记述的辨别、理解上产生的歧误。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的：“周之季世，楚倾襄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椓牂柯系舡于且兰。既克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号为庄王。以且兰有椓舡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也基本如此。这一解释是一种误会。理由是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已在多处明确说牂牁江下游流到今广东番禺，这就可知牂牁江与且兰没有什么关系。牂牁郡得名于牂牁江，牂牁江流水向南，沅水流向为东，牂牁江不可能属于沅水。

《汉书·地理志》载：“故且兰，沅水东南至益阳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这可能就是庄蹻“溯沅水，出且兰”说法的地理依据。一些学者也据此将且兰的位置考订在黔东南清水江上源之地。《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中说，万寿县距洛阳五千六百一十里，而《续汉书·郡国志》说的这一距离却是五千七百里，两者相差九十里。虽然难以证明这两个里程数哪个更为确切，但知道万寿县是后来晋朝晋武帝时才设立的。万寿县当时在且兰之北，很可能就是从且兰中分出来另外设立的县。《宋书·州郡志》说牂牁太守（驻万寿县）去宁州一千五百，晋宁郡（驻今云南晋宁）去州七百三十，朱提郡（驻今云南昭通昭阳区）去州七百二十，云南太守（驻今云南祥云）去州一千五百。相互比对，可基本确定当时的万寿县在今贵阳一带，也可由此确定且兰县也在这一带南部地区。且兰君长在汉军南下攻南越向时，在其国内征兵派粮，且兰国主不愿随汉军远征，加之汉军肆意掳掠且兰部民牛马猪羊等财物，起而兴兵反抗，并杀了犍为太守。由此可知，且兰距犍为太守住地鄨县不远。且兰县地向东延伸到清水江上游，倒有这种可能。过去有不少人认为，当时的鄨县在今贵州遵义市一带，但《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宁州）刺史王逊怒，分鄨半为平夷郡，夜郎（大夜郎）以南为夜里郡，（共）四县。”鄨县与平夷县既然合为平夷郡，又说平夷郡是划朱提、建宁、牂牁三郡而立，应在三郡交界地带，即今黔西北地区。从四川宜宾向南修南夷道的情况看，汉夜郎国范围总体靠西，如果是在遵义，南夷道就不可能极其艰难地从宜宾往南修。再说，犍为郡治迁南广，是逐步向北退，说明原来的郡治在南广县南。《汉书·地理志》说：“南广，汾关山、苻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苻入江，过郡三，行八百四十里。”经考察，这些水流中的苻黑水为今黑墩河，大涉水为今赤水河，二水均源于今云南镇雄县，因此可确定汉时的南广县就在今镇雄县境内。

有鉴于此，《汉书·地理志》“鉤（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今广西南宁市西）入郁，又有卢惟水、来细水、伐水”的记载是可信的，文象水即今广南县西洋江。但与《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关于兴古郡的区位记述南辕北撤，明显有误，如“兴古郡，在建宁（今曲靖）南八百里”，又说“郡北三百里有盘江……”永昌郡治所在今滇西保山，在建宁之西，不是之南。《华阳国志·南中志》则说“兴古郡治在宛温（今砚山县境）”，这是蜀汉到晋初年间的事。有人认为晋时的兴古郡治所在鉤（句）町（今云南广南县及广西西林和隆林县一带），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以《宋书·州郡志》所记的晋宁、朱提等地与建宁的距离对比，兴古郡不算太远。再从“在建宁南八百里”看，除了南盘江以北五百里，南盘江以南就仅有三百里了，到不了广南，更到不了广西。(www.daowen.com)

由此可知，西汉时期的夜郎国，其地域范围主要在今以安顺为中心的贵州西部地区。而后来以夜郎为中心的南夷（大夜郎）地区，则包括了今云南昭通南部还延伸到了今越南北部的大片地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有夜郎国，东接交阯，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这里说的东接交阯，是因为在东汉年间，此书编纂者只知交阯西境出现过夜郎这一名称，却不知夜郎国中的一大族群在未被南越王赵佗并吞之前，就已经长期得志于交阯地区了。汉时设的益州郡和牂牁郡，大致与交阯界于今越南北部临边地区，是南越国占据夜郎国南部地区以后形成的。

关于夜郎国的民族系属问题，过去有苗族先民说、百越先民说、仡佬族先民濮人说和彝族先民说。

《中国彝族通史》说，夜郎国有多种民族聚居，但其主体民族是彝族先民。这种观点不但有多方面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有其充分的历史和现实根据。

第一，从夜郎国东向、南向相对隔断所揭示出来的民族分布格局看，夜郎国呈现出“西同东异”的趋势。夜郎国中心地处今贵州西部地区，汉时夜郎王住地更偏西，其分布的格局是：东部止于苗族先民等五溪蛮居住的武陵地区，南部止于百越民族分布区，与百越民族分布区没有连成一体。无论从历史或现实看，贵州、湖南等地的苗族，其文化是相同的，而贵州、广西和云南东南部地区的壮族和布依族，也是文化相同的两个民族。形成这种民族聚居区相对相互隔离而呈现出的夜郎国“西同东异”的状况，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夜郎的民族系属和文化的异同。

第二，从民族分布情况来看，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历史上并没有布依族居住过，苗族则是后来才迁入的。而夜郎国的竹王传说则又排斥了夜郎是仡佬族先民濮人的说法。西南彝区东西两地流传的九隆传说和竹王传说明显出自一源，是同一传说中的两个变体，早就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说“这个故事（指竹王故事）与滇西哀牢昆明人女子沙壹触沉木生子的传说很相似，很可能是夜郎南迁豚水以后，受哀牢传说的影响而产生的，寓意相同，内容上只是把妇女碰触物由‘木’变成了‘竹’”。汉时分布于滇西地区的昆明人，到唐宋时在今贵州西部地区也有不少分布，竹王传说和沙壹传说大同小异，其本身也就排除了其他民族也有同样传说的可能。

第三，《史记·西南夷列传》等许多史书都说，夜郎、哀牢、滇、邛都等许多西南夷地区国家，都是文化相同的民族。夜郎地处西南夷中的南夷，这其中的“南”，是相对于北面的巴、蜀而言的，“夷”则是指称其中的主体民族。司马迁划分西南夷，不可能是凭空捏造。今贵州境内的夜郎国故地，迄今发现的古墓葬一般分为战国晚期到西汉武帝年间、西汉中后期、东汉到隋朝年间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期主要分布在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其葬式式样及随葬品，都显示出了浓厚的且相对单一的滇文化特色；第二期墓葬主要分布在赫章、威宁、清镇、安顺等地，汉文化因素开始出现，并逐步增多，但有百越文化和五溪蛮文化特点的很少；第三期墓葬几乎遍布夜郎国区域，汉式葬俗墓增多，出土文物的中原文化特点明显增强。

《汉书·王莽传下》说：“洎南僰虏若豆、孟迁，不用此书（指用彝文书，不用汉文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嶲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又说：“王莽篡位，改汉制，贬鉤（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恨，牂牁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杀钦，州郡击之，不能服，三边蛮夷愁扰尽反。”这里说到的若豆、栋蚕、孟迁三位起义领导人中，孟迁是哪里人没有写清，但《华阳国志·南中志》说鉤（句）町王姓毋，与孟音近。这就是说，孟迁与鉤（句）町王很有可能是同族，但鉤（句）町王的族属至今仍有争议。而若豆、栋蚕是夜郎王的亲族，是彝族先民，则是明确的。

第四，据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显示，夜郎文化的外部联系主要是西向联系，夜郎境内出土汉代文物中的绝大多数都与云南的李家山和石寨山相同和相似，同属于滇文化系列，受异域文化影响较小。考古成果所显示出的夜郎文化南部、东部相对隔离的状况，说明这是一种自西（云南）向东发展的文化，发展前端止于东部的武陵五溪蛮区和南部百越民族区，这是司马迁把夜郎列为西南夷的重要理由。

第五，夜郎国的许多史事多与西向相关联，这同样显示出了同一民族文化的内聚力及其趋向性。汉到隋以前史籍记载中的牂牁、夜郎、兴古、朱提、建宁、晋宁、永昌、云南、邛都、越嶲等地，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往往是一地发生，多地波及，甚至联动整个西南夷地区。这又很清楚地表明，在多民族杂居的夜郎国中，其主要的民族群体是彝族先民。

第六，夜郎地区的民族风情、语言、服饰、地名等都展示出明显的彝族古代文化特征。田雯著的《黔书》卷一中说：“（罗施）冷吹娲皇之管，联袂踏歌。”所谓罗施，即“罗施鬼国”，是后来汉文记载中对水西彝族政权的诬称。所谓“娲皇之管”，指的就是葫芦苼，是彝族最古老的传统乐器之一。古时候，彝族先民吹葫芦笙、拉手踏歌跳舞很普遍。至今，在滇西和文山州东部，以及广西西部的一些彝族中仍完整保留着这种习俗。此外，夜郎国人穿着的服饰也彰显着浓郁的古代彝族特色。《宋史·蛮夷四》说：“（宋）至道元年九月三日，西南蕃王龙汉遣使进奉，西南牂牁诸蛮来贡方物。帝召其使，询以地理风俗，因令作本国歌舞。一人吹瓢笙，数十辈连袂婉转，以足顿地为节。问其曲，译者曰《水曲》。”所谓《水曲》，就是水西地方的彝族舞曲。王应麟在其著的《玉海》一书中，还记述了贡方物者的服饰：“（宋）至道元年十二月十八日，龙汉绕遣使率西南牂牁诸蛮贡方物……其使者衣虎皮毡裘。”《清波杂志》说：“牂牁使十数辈，从者皆百余人，蛮，皆蓬头黑面，状若猿猱。使者衣虎皮毡裘，以虎尾加首，他悉类推。”这些都是典型的古代彝族服饰。

在古夜郎国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的古彝语地名，及其与之相对应的关系，夜郎、鄨等都是至今仍在使用着的彝语地名，如鄨——比楼——毗那——比拉（喇）。鄨为汉时彝语县名，曾为犍为郡治所。《新唐书·南蛮传》记载说：“龙朔三年，矩州刺史谢发成招慰比楼等七千户内附。总章三年，置禄州、汤望州。”这里的比楼就是水西夷（彝族）说的比喇，清初在比喇设平远府。比楼是昆明人统治疆域中的一部分，在今贵州省织金县。还有，且兰——古诺——贵阳，道光《大定府志》载：“天启四年，安位追王三善于内庄，奢寅至大方第中，俄射梁正中太极图而走。位见矢，亟追之于永宁红岩留之，弗许归且兰。寅以莫得、波卧、得额、得查四目地还水西，位乃许寅归且兰。”这里误把扯勒翻译成且兰。扯勒是永宁彝族奢氏扯勒部住地，地点在今四川叙永、古蔺一带，与南部的且兰相距较远。彝族称贵阳为古糯、古诺、果诺等，译音略有不同，但意思一样。《西南彝志·遵义之战》说：“君长阿维从果益诺回来。”这里说的果益诺就是果诺，就是今天的贵阳。《大定府志·水西安氏本末四上》载：“阿纳者，畔君勿之少子，不容于兄嫂，徙居于南广之鹿里，今镇雄是也……已入晋乐，晋乐夷语谓之更糯，即贵阳也。”更糯也是古诺的一种异读。

现今的滇东北、黔西北地区，虽然距汉时的夜郎国时期已2000余年，但仍有许多古夜郎踪迹可寻。如织金县的彝语叫“夜那戛”，大方县普底下乡叫“液南液堵”（出水的泉眼），井左脚叫“液那落益那瑪迪”（夜郎练兵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