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是多方面的，除了语言以外，古滇国的主体民族文化特征还突出地表现在服饰、饮食、使用物件、风俗信仰、婚丧规行、观念行为、体质外貌等许多方面。

从服饰上看，滇国的主体民族滇人即古夷人，彝文史籍对此记载很明确。汪宁生先生以晋宁石寨山出土青铜器上的人物发饰和服饰形象，将其分为椎髻、辫发、结髻、螺髻四类。这四类除辫发类外，其他发式的特点都是打结的，这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普遍发式。这四类中又可分为10组，其中椎髻类6组，结髻类1组，螺髻类1组，辫发类2组，打结的占了80%。冯汉骥先生将这些人物按形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其主体民族，即滇人（夷人），一部分是稍有区别的其他民族。

第一组所着服饰不分男女，均穿无领对襟外衣，长仅及膝。男女间的区别是，男束腰带，中部有腰带扣，而女子则无。男性奴隶衣后拖一后幅，或以披巾拖曳于后。在战争场面中，男子都戴盔披甲；反映某种活动仪式的场面中，其头饰插有羽毛，贵族男子则披华丽的披风。男女均戴耳环、手镯等装饰品。男女发式大同小异，均将头发叠成一髻，髻根束带，从髻中间自上而下以带束之。妇女发髻垂于脑后，男子发髻则如椎状盘冠于头顶。第二组男子亦梳椎髻于顶，但髻大如盘，妇女则将椎髻打散披于后背，以带束之。第三组只有椎髻很高的男子形象，如至今仍在大小凉山一带流行的英雄结。第五组也只有男子形象。其椎髻梳于顶呈圆形，衣服则与其他椎髻一样。第六祖同样只有男子形象，服饰和发髻与第五组相同，不同点是发髻外另加带有数道草辫发箍，汪宁生先生认为这是以滇人同姓相扶的“靡莫之属”。

彭年先生在其《“束发椎髻”非南越之俗——兼伦“束发之俗”的起源及其他》^[1]一文中说，《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重要史籍都说西南夷地区居民发式大都为椎髻，而唐人司马承贞在其写的《索隐》中却明显忽视了这一历史记载，说椎髻的人是南越，这显然是不对的，有可能是《说苑·奉使》对南越王赵佗椎髻见汉朝廷使者陆贾一事记述的误解，便追随其说南越人椎髻。《说隐·奉使》卷十二是这样记述的：“陆生至，尉佗椎髻箕踞见陆生。陆生因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

赵佗是从内地派到南越国当政的秦代旧臣，汉灭南越国以后又被任命为龙川令。《艺文类聚·州部·交州》载：“秦灭六国，南开百越，置桂林、象郡，以赵佗为龙川令。因秦之末，自擅南裔。汉高革命，加以王爵，始变椎髻，袭冠冕焉。”这只是针对赵佗本人而说的，不可能说因为汉平定南越而改变了越人习俗。当时的越人发式，大都是断发纹身。陆贾斥赵佗“反天性，捐冠带”，“与天子抗衡为敌国”，并不是因为赵佗“椎髻箕踞”改从越俗，而是因为赵佗作为一个朝廷任命的官吏，竟然对汉天子使者倨傲无礼，既不按规矩冠官帽，也不端坐行官礼。

《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说：“（兴古郡）鸠民咸以三尺布割作两襜，不复加针缕之功也，广头着前，狭头覆后，不盖其形，与裸身无异。”鸠民即鸠僚，是百越族群中的一部分，他们大都居住在兴古郡（今文山州大部分地区属当时的兴古郡，郡治在砚山县境），他们的服饰与滇人相差太大，很难看出相似之处。

从葬俗上看，滇国主体民族滇人的彝族特点也是很明显的。过去长期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说彝族自古一直行火葬，而滇人行土葬，因此说滇人不是彝族，这是不对的。彝文史籍记载和多年的考古研究成果说明，彝族在魏晋以前主要是行土葬或石棺葬，行火葬者极少。四川甘孜州巴塘县有石棺葬，当地藏族都说是纳西族人的祖先墓，这种说法应当是对的。因为当时纳西族这一族称还远未出现，他们也是古夷人族群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新近在横断山区发现的第八期唐至明朝时期的石棺墓，均系火烧后捡骨烬装入石棺内下葬，也有殓骨烬入木棺下葬的。石棺墓分布很广，尤其在川西、藏东、滇西和滇西北为最多。但这种石棺葬的延续时间不长，不久就都改行火葬了。捡骨烬装石棺后再下葬的现象，应该是先前行石棺葬的遗风。石棺葬为什么一下都变成了火葬，很有可能与某种重大的社会变故有关。(www.daowen.com)

从民族的体貌特征看，也能找到许多滇国主体民族是彝族先民的实证。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物上的滇人形象，其鼻梁高而挺直，这是典型的滇国主体民族——彝族先民的外貌特征，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云南的许多地方，以及四川不少地方都有发现。在四川凉山彝区，一些彝族毕摩世代传承保存下来的人物造型器具，大都也是这样的形象。道光《大定府志》说：“夷俗则种殊族异，一曰倮罗，或称罗罗，或称倮倮，或称罗鬼，一也。本卢鹿部，有黑、白二种……其为人，长身而深目钩鼻，黑面白齿。男子剃髭留髯，青布束发，髻向前如角状。”该书还说：“济火（罗施国首领）者，汉牂牁帅，黑卢鹿水西安氏远祖也。深目长身，魑面白齿，以青为囊，笼发其中，若角状。”

滇国主体民族——彝族文化特征，还表现在猎首祭祀、祭柱、龙崇拜、权杖等方面。有学者认为，晋宁石寨山3号墓出土铜屋墙壁上神龛内的人头，其所表现的应当就是猎首祭祀场面。郭沫若先生考证说，商周时期的祭祀“通常祭于内者为祖，祭于外者为社”。古滇国内，凡祭椎髻男子头像均在室内，祭农神、山神等，则在室外特设的祭坛上。

祭祀使用祭柱，是滇人祭祀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贮贝器上的农事播种场面，晋宁石寨山出土的祭铜鼓贮贝器上的杀人场面都有祭柱，还有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神树。《南诏图传》中有一幅九人祭柱图，蒙氏的参与者为蒙罗盛。《铁柱记》云：“初，三赕白大将军张乐进求并兴宗王等九人共祭天于铁柱则。”

蛇（龙）在滇文化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在彝文古籍中，对蛇（龙）的说法有三种：一是吉禄（吉利）神；二是上天使者；三是祖先神。其经常出现的形象就是蛇，如滇国时期许多王族建筑物和民居屋上的吉禄龙，四川三星堆出土神树上的使者龙等。

新中国建立以来，权杖在滇文化和巴蜀文化考古中出土不少，而史籍中有关权杖的历史记载，却仅见于彝文，并且彝文的记载又有清楚的传承脉络，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确定，滇国主体民族——滇人是彝族的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