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高原上的滇池，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大湖，流域面积（不包括海口以下的流域面积）有2960多平方千米，其间的河谷盆地面积约1500多平方千米，共合230余万亩。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以彝族先民古夷人为主体建立的古滇国中心区域。

相比较而言，古滇国的范围比同时期的夜郎、蜀国、哀牢等同族国家都要小，但名声很大，是因为它有后来汉王朝颁发的金印留存于后世，并有庄蹻变服从俗王滇的历史。滇国的中心后来成了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加之滇池闻名于世，“滇”也就成了云南的简称。但滇国是哪个民族建立的，一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议：除了彝族先民说以外，因为有后来的“庄蹻王滇”史事，有人便认为滇国是楚人建立的；另有百越族群中的濮人建立说；还有白族先民建立说。经过多年的探讨和争论，现在学术界大多数专家学者已逐步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滇国是彝族先民为主体建立的，因为在“庄蹻王滇”之前，滇国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濮人建立滇国之说，没有充分的史料记载。至于白族建立滇国之说，则明显是偏颇和牵强的。因为古滇国时期，白族还没有从彝族中分野成单一的民族，他们与彝族还是同一个民族群体，在这一族群中，占主体地位的是继承了之前的昆、叟等族群基业的彝族先民，而不能说是相隔几百年之后才从彝族中分化出来的白族，因为其间的时空距离太久远了。

现在一般人所说的滇国，大都指的是庄蹻王滇以后的滇国。究其原因，主要是汉文史籍对庄蹻王滇以前古滇国的记录太少，而且很简略，多数只是概而记之，还有一些前后不统一，相互矛盾、混乱之处，让人不易辨清。然而，彝文史籍对庄蹻王滇以前古滇国的记载比汉文史籍记载要多，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异同、矛盾和混乱之处，但总体比较翔实、全面，史事记述也比较具体。许多彝文古籍记载，庄蹻王滇以前的古滇国创立时间，可追溯到3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滇国是当时的古夷人部落首领实阿武（支格阿龙或阿鲁举热）在征服统一了滇池周边几个同族部落之后建立起来的，比庄蹻王滇的时间要长得多。

“鹰”是彝族崇拜的一种重要动物，其地位仅次于龙、虎。建立古滇国的主要族群就是新石器时期从尼能族群中发展起来的一支彝族先民，尼能族群地区是产生彝族“鹰”崇拜的源头地区。彝语称“鹰”为“滇”，是汉语对彝语“鹰”的音译；“濮”在这里是“人”的意思，也是汉语音译，彝文古籍中对此有不少记载。彝语称滇池为“滇濮殊罗”，“殊罗”是大湖或大海的意思，“滇濮殊罗”翻译过来，就是“滇濮（人）居住地方的大湖或大海”。汉初被朝廷强行迁往滇西哀牢山一带的许多彝族所咏诵的指路经书中，称滇池为“吉都黑”，汉语意为东方太阳升起地方的大海，汉文也记载他们的祖先亡灵或被送到滇池北岸的“谷窝”（即螺壳城），或被送到滇池南岸的“纳贴”，即滇池南部的都城。在文山州的许多地方，彝族送祖路线同样也是指向滇池及周边附近地区，说明滇池及周边地区是彝族先民最早生息繁衍和发展的主要地区之一。然而，自西汉有汉文记载以来，汉文对“滇池”这一名称的来源之义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解释：一说滇池是因其水似倒流而得名“颠”，后来因池与水有关，又写作“滇”；又说滇池之名是因其处于高原之巅而得，也因此将“巅”转为“滇”。这些说法都有些主观臆断，不足为信。因为在汉文还没有记载的3000多年以前，“滇”（鹰）在彝文中早有记载了。彝族史诗《阿鲁举热》中说“……卜莫乃日妮约，是个独姑娘。……一个晴朗的日子，姑娘坐在院子里，手拄牙巴骨，默默想心事。这时天上飞来一只鹰，在姑娘头上绕三转，……老鹰身上滴下三滴水，一滴落在姑娘的锣锅帽上，二滴落在姑娘的褶披毡上，三滴落在姑娘的百褶裙上，姑娘不知不觉怀了孕。过了九月零九天，这一天是属龙的日子，儿子真的生下地。儿子没有爹……姑娘心里急……把他抱去给老鹰，老鹰拿来的食他吃了，老鹰拿来的衣他穿了，姑娘的心不急了，从此心落了。姑娘衷心托靠老鹰，把儿子养大成人。儿子也把老鹰当作亲生爹，人们不再喊他的奶名了，都喊他阿鲁举热。……海水淹齐了阿鲁举热的脖子，这时空中飞来一群老鹰，阿鲁举热对鹰说：我是鹰的儿子，我是鹰的种子……”这样的记载还见于《勒俄特依》等许多彝文古籍，可见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彝族先民就已把“鹰”（滇）作为观念中的神来崇拜了。

彝文史籍《六祖魂光辉》记载，彝族先民远在“凡间人”时代，就已住在“谷窝”了。还说：“谷窝人间母，来自得芝家；谷窝凡间人，个个是金身；金身人那时，兽与人同居。”住在“谷窝”的彝族先民经历了“天地十二代，二十四代祖”后，产生了彝语中的“噢娒”（意即“王”）这一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呼。“噢姆”头上的发式称作“促”，即将头发束成结，卷九道，使之成尖状冠立头顶上，这与现今出土的青铜器中的“古滇人”发式如出一辙。如今，滇西北和川西南一带彝族男子头上打的“英雄结”（俗称“天菩萨”），当是这种古风的遗存。

最早建立古滇国的人实阿武（即支格阿龙或阿鲁举热），他就是“鹰”和卜莫乃日尼约生的那个“人鹰化龙”物。在彝文叙事长诗《支格阿龙》中，称滇池为“滇濮梭洛”（滇濮殊罗）。书中说，支格阿龙用箭崩开了绿色的顽石，用火炼出了铜，造出了坚硬的铜制工具。人们用铜制成的锄开垦出了大片土地，种起了庄稼，建立起了人类最早的村寨。可见，那时的古滇国正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离后来已进入奴隶社会的庄蹻王滇时期相距遥远。根据地质资料和考古研究分析，当时人们居住在滇池附近的丘岗台地中，即今天的晋宁县一带，这些地方有许多溪流水源可以利用，彝族先民在这些地方集聚起了许多群落，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部落村寨。

秦以前的古滇国时期，滇池周围的浅水地带生长着许多螺蛳，彝族先民们将螺蛳壳的尾部敲破，挑食其螺肉，剩下的螺壳随地堆积起来，日积月累，螺壳越来越多，有的地方堆积层厚达数米。直到今天，在昆明附近的兴旺村、老街村等地还可以看到这些遗留下来的螺壳堆积物。在彝族古文献记载中和民间传说中，都说昆明附近是彝族远古先民居住地区的“螺壳城”。由于生活及其环境的原因，这些地方的渔业生产方式虽然还很粗放，但相对发达，人们已能制造并使用鱼钩、石镞、鱼网、鱼坠等捕鱼工具，并用坚硬的石头磨成箭镞，缚以木柄用来射杀滇池里的大鱼。

在支格阿龙时期，支格阿龙带领其部落的部民，征服并统一了滇池周边的龙部落、蛇部落、鹰部落三大部落，建立起了古老的部落联盟国家——古滇王国。部落联盟国家建立起来以后，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又发明了“牢”（船），并由此逐步自由地往来于滇池东西南北各岸间。随着“牢”的使用，又逐步演化出了娱乐性、体育性都很强的划船竞渡比赛活动。

支格阿龙虽然成了部落联盟国家的首领，但在其后期，原来各部落之间的纷争仍然很频繁。在原来的龙、蛇、鹰三大部落中，龙部落和鹰部落是婚姻联盟的两大部落，支格阿龙就是鹰部落嫁到龙部落的姑娘蒲莫列衣（卜莫乃日妮）所生的，他的一系列统一活动都得到了其妻后家鹰部落的大力支持。后来支格阿龙又娶了蛇部落的姑娘为妻，建立起了父子世代相传的制度。然而，支格阿龙后来也是死于与蛇部落的纷争之中。传说，支格阿龙未死前还征服了盛行食人风俗而比较落后的“飞马”部落。今天，昆明附近的长虫山（应为蛇和龙）、碧鸡关（应为鹰）、金马寺等地，即是支格阿龙时代彝族先民不同部落的活动区域。

彝文史籍《六祖魂光辉》载，居住在“谷窝”（螺壳城）地方的彝族先民，在其社会发展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兹”（君）、“莫”（臣）、“毕”（师）、“格”（匠）等官衔或职务称呼，其职能是“君魂施号令，臣魂来指挥，师魂有见识，匠魂管艺人”。

作为与“靡莫之属‘同姓相扶’”的古滇国人，他们中的一部分在东汉时期移徙到了滇西，留下来的部分在反抗东汉王朝残酷统治的斗争中逐步向周边发展，并形成一批大小不一的新部落和部落“夷帅”，势力扩张到了今文山州的西南部地区。

西汉时期的汉文史料在提及滇池一带的民族名称时，有的称“昆明”，有的称“叟”，就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解释的那样：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无论是“昆”还是“叟”，指的都是彝族先民。

在“庄蹻王滇”以前的古滇国区域内，汉族人是极少的，所以，像庄蹻及其所带军队中的楚汉人，当时要在滇国生存下来，就必须“变服从俗”，融合到夷人中，否则是难以立足的。即使到了今天，在原来的古滇国范围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仍然还是彝族。

有不少汉文文献都记载滇人的“椎髻”发式，这是古代彝族先民普遍的束发式样。汉文史料还记载说，滇人体貌特征是高鼻梁，就如贵州《大定府志》中所记载的那样，彝人“深目高鼻，黑面白齿”。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的滇人贮贝器上有祭祀柱，与后来南诏国时期的祭祀柱和四川三星堆出土的祭祀树一样，表现的都是彝族人的崇拜信仰和风俗。《华阳国志·南中志》对滇人的族属记载更为明确：“晋宁郡，本滇国也。元鼎初置吏，分牂牁、越嶲。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这里所说的“叟反”，就是夷人中的小种“叟人”起义反抗，他们与夷人中的大种“昆明”属于同一民族。有人认为氐羌系统民族也是滇国的主体民族之一，却没有史证根据，但这并不是说滇国境内没有氐羌系统民族。西汉初，滇国境内确实有一部分氐羌系统民族居住，但他们是极少数，而且大都融合到昆明、叟等夷人中去了，不可能是古滇国的主体民族。

从古滇王国第一代王实阿武（支格阿龙或阿鲁举热）到第十代王皮武古时，皮武古之妻叩娄益生了8个儿子，各分住在滇国的各方。今天在晋宁县的石寨山、江川县的李家山、楚雄的万家坝、祥云县的大波那等地出土的大批古滇国青铜器物上的人物、动物、建筑物等，不但形象逼真，而且尺寸准确，采用的都是写实主义的手法。有些青铜器表面还镀过锡，镶过金，或有以玉石镶嵌成各种形状的图案，光彩夺目，可与世界上最美的青铜器物相媲美，体现了以彝族为主体的古滇国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

古滇王国与东南部同为彝族的劳浸、靡莫等部落联系最为密切，在古滇王国最强盛时期，交往联系的范围延伸到了今天的文山市东南部、砚山县西部和丘北西北部地区。今天文山州境内发现的铜鼓等许多战国到两汉时期的青铜器物，与滇池周边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同属一类，说明滇池周边地区文化对文山地区的联系和影响是久远的。

古滇王国内部分为贵族统治阶层、平民阶层和奴隶阶层；贵族统治阶层中又分为君（最高统治者）、师（掌管礼仪祭祀活动者）、臣（掌管军事者）。平民阶层属于自由阶层。奴隶中的极大多数则是对外发动战争中掳掠而来的。滇王国经常发动对“僰人”的战争，并把掳掠来的“僰僮”（奴隶）进行转卖，令周边称臣的部落对其进行贡纳。

古滇王国普遍使用了青铜生产工具，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耕种过程中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宗教祭祀仪。畜牧业是滇王国较为发达的产业，饲养牛、马、猪、鸡、鹅、鸭和捕鱼，是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还经常开展各种狩猎活动，以补充生活资源不足。他们还在不断开展的滇池捕鱼活动中逐步发展形成了的划船竞赛比赛娱乐活动。(www.daowen.com)

滇王国中后期，其手工业不断发达起来，且门类越来越多，除了矿冶业、玉石加工业和制陶业外，还能生产漆器、皮革制品以及纺织、编织品等。与此同时，滇王国内部开始出现了以互通有无为目的的集市贸易，定时进行轮回的集市产品交换，商业活动也逐步频繁起来，这就是后来云南某些地区“赶街子”的源头。秦时常頞开通“五尺道”后，滇王国与外部的贸易交往进一步发展起来，贸易区域从滇中经曲靖至滇东北昭通，然后到达川南宜宾和黔西地区。集市贸易开始出现时主要是以物易物，后来逐步发展成以贝为主要交换媒介的货币。

据《西南彝志》记载，滇王国境内的彝族普遍盛行“祖先崇拜”，大都修有家族庙，立有祖先偶像。在祭祀祖先的活动中，常常把掳掠来的外部落或外族人首级作为牺牲献给神祇。蛇（龙）作为滇王国国家的主体神，在其居住的城墙上都立有蟠蛇，并把蛇的形象雕刻在青铜器、兵器、祭祀的铜柱以及各种工艺品上，甚至连后来汉王朝赐予滇王的金印也雕刻上了蟠蛇纽。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339—前329年，楚国将领庄蹻带兵由夜郎国进入滇国后，因秦国占领了黔中地区，阻断了楚军回楚国的后路，庄蹻及其士兵只好变“楚俗”为“夷俗”，融合到了彝族中，并以彝族的身份开始在滇国称王，这就是庄蹻王滇的来历。到时隔200多年后的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元封二年），武帝派巴蜀兵击灭了与滇王国同属于彝族的劳浸和靡莫，迫使滇王投降归汉，并在其区域内建立起了益州郡。但因慑于原滇王国地方政权仍有的巨大影响力，汉王朝廷只能依靠利用他们，并颁发金印，通过他们统治滇王国内的彝族及其他各族人民。这就是后来为许多人所知道的滇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云南的彝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就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员。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昆明人已几乎遍布于南中（秦汉时的西南夷地区），成为南中彝族先民中最大的族群，所以被称为夷人大种。到了中唐（南诏中期）以后，昆明这一族称不再出现在史料记载中，但其居住区出现了大量的“乌蛮”称谓，便是这一时期新的彝族族称。据一些彝族族谱和相关史料记载分析，今文山州内的乃苏（那苏、纳苏、尼苏等）及其他部分支系彝族，就是属于昆明人系统。

汉初，汉武帝采纳出使西域归来的使臣张骞建议，几次派人从滇西的昆明人居住区探路，欲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通道，都受阻于昆明人的反对而未能成功，说明西汉时期的昆明人势力是比较强的。但不久以后，朝廷在对东南和西南边疆地区的几年用兵中，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胜利，先是灭了东南部的南越国，接着又兼并了西南大片的彝族昆明人居住区，设置了益州、越嶲、牂牁、沈犁、汶山五个郡。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云南发生了一次规模很大的人民反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起义，起义波及了极大部分昆明人居住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对此记载说：“夷渠（耆）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连然、建伶昆明诸种反叛”，说明这些地区的居民大都是昆明人。

这一时期，各种汉、彝文史料对昆明人居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记述基本一致，那就是经济相对较为发达，这从朝廷几次派军队镇压起义中的掳获情况就可知道。《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司马相如、韩说初开（益州郡），得牛、马、羊属三十万。”昭帝始元年间（前86—前80年），田广明等在镇压益州人民起义中“获畜产十余万头，富埒中国”。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夷渠（耆）率栋蚕和昆明人起义，刘向率朝廷军队镇压，在镇压中掳获的大量牲畜中，马有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年），朝廷军队在镇压封离等人领导的益州、永昌、越嶲诸夷起义中，所获的财物价值就有四千余万之多。

上述相关史料记载说明，昆明人当时不但畜牧业较为发达，种植业和其他加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史记·大宛列传》记述张骞出使西域的回朝报告中，建议汉武帝打通出西南到印度的“蜀身毒道”，即今人所称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这条路由今四川成都一带起，经四川雅安、凉山、云南昭通、大理、昆明、楚雄、保山、德宏、西双版纳，然后出缅甸抵印度，但终因昆明人的反对而未能成功。

打通“蜀身毒道”的计划几次被阻，汉武帝因而很恼怒，但又不敢轻视昆明人的力量。为对付昆明人的反抗，所以才有了之后在京城修昆明池习水战之举。

汉朝廷在后来的几年不断练兵、用兵中，军事力量取得了很大进展。《史记·大宛列传》载：“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川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数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巴蜀士卒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得通。”到元封四年（前107年），郭昌又受命复攻昆明，因失败无功而被夺印，直到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这样的状况才得以改变。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年）发生的大起义，起义由句町王反王莽引发，不久就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西南各族人民大起义，栋蚕领导以昆明人为主的起义军，成为全部起义军中的主力，起义波及叶榆、姑复、弄栋、连然、滇池、建伶等许多“昆明诸种”居住地区。叶榆在今大理，姑复在今四川凉山盐边县一带，弄栋在今云南楚雄大姚县一带，连然、滇池、建伶则在滇中及滇池周边地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前文说栋蚕是夷人渠（耆）帅，后文说栋蚕帅，这是人名和部落名共用。记载中说“昆明诸种”，说明起义军除了主力昆明人外，也有不同的民族和部落参加，规模空前。东汉朝廷先是派益州太守繁胜率军镇压，但很快就被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繁胜也逃到几百里外的朱提（今昭通市昭阳区）躲藏起来。不久，朝廷又派武威将军刘尚率20万大军进行大规模的残酷镇压，才将坚持了4年之久的起义镇压下去，说明当时昆明人不但分布很广，而且实力也较强。

《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有）黄金、光珠、虎魄（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棉、绢、采（彩）帛、文绣、又有貊兽食铁，猩猩兽能言……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还说，益州西部是金银宝货之地。益州郡西部都尉都能富及累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早就有了从经缅甸到印度的商贸通道。这就是说，汉初皇帝遣使欲开通“蜀身毒道”的说法不确切。实际上，这条通道早已存在了，只是朝廷使臣因昆明人反对被阻而不能通过而已。如果不是这样，张骞也就不可能在大夏看到来自西南夷区的邛竹杖、蜀布了。《史记·货殖列传》载：“惟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至临邛，大喜……”既然临邛人善贾，张骞又在大夏见到蜀布、筇竹杖，也进一步说明“蜀身毒道”已经存在很久了。到西汉时，滇西昆明人地区的发展已经有了基础，而不是汉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这也说明，司马迁对昆明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了解是不全面的。当然，司马迁本人并没有进入过昆明人居住区，在当时交通通信十分闭塞的情况下，要准确了解昆明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还很困难，出现这种片面性是可以理解的。

张华的《博物志》、张澍的《蜀典》《永昌郡传》《南中八郡志》等许多史书都记载云南出茶首、蔡茂、茶苡机、蔡茂机、茶余义、蔡苴机等物产之名，有些是同一物种的不同汉字记音，都来自古代的彝族昆明人语，至今在一些彝族支系和少数彝语支民族中还可找到。这些名词有两个不完全相同的内容表述，其一是指鹿，其二是专指鹿胎之屎，词中带有“机”字的，都是鹿胎之屎的意思（传说鹿胎屎可入药），其余的词意都是鹿。

《史纪》《汉书》等汉代史籍都说昆明人辫首、左祍。王溥所著《五代会要》中说昆明部落在黔州西南三千里，皆椎髻、跣足。各地昆明人的具体发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结髻的。

秦朝末年庄蹻王滇以后，汉文史籍对滇国的记录逐步增多，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的局限，史实记述上出现了一些混乱难解之处。如对庄蹻来滇时间、路线和目的地的记录，相关史籍记载有一些差异，难确定孰是孰非。在时间上，《史记》说庄蹻入滇是楚威王时，《后汉书》则说是顷襄王时。按不同时期的国情分析，武威王时，楚国国力虽已出现衰落，总体上还算强盛，但是到顷襄王时，已时隔40多年，楚国国力已是江河日下，朝不保夕，这时不可能有力量分兵西进去经略黔、滇，《后汉书》所述不合逻辑。

庄蹻进滇路线，《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记述与《史记》不同。《史记》说：“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前两书说：“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汉书》中则无“蜀”字。一些学者认为此是“延”为“沅”之误，沅水应为延水，这些不同的记述可以互为补充。方国瑜先生说，庄蹻入滇路线可表述为“庄蹻将兵循上，略巴、黔中以西，溯延水出牂牁以伐夜郎，至滇池”。

《后汉书》和《华阳国志》两书都说夜郎是庄蹻的后裔，竹王传说则否定了这种说法。竹王是被神化了的人，是从夜郎国原住民中产生的方国之王。夜郎国在庄蹻未入黔之前就已存在了，不可能是他的后裔。

且兰不临牂牁，牂牁之得名与庄蹻无关。《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和《后汉书》作者范晔，可能注意到终楚威王之世（前339—前329年），秦还没有取黔中，就将之前史籍所载的庄蹻进滇时间从威王时改为顷襄王时（前298年—前263年）。但这一改又出了问题。顷襄王时，巴、蜀两国已并入秦版图，庄蹻不可能沿长江而上至滇池地区，于是就改由沅水，出且兰，到夜郎，并把牂牁郡得名附于庄蹻系船且兰这件事上，却又忽视了《史记》《汉书》中所说的牂牁别有一江，在夜郎而不在且兰的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又说：“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史记·南越列传》也说：“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牂牁江即今南盘江，东下入广东后称珠江。牂牁郡由江而得名，与且兰、庄蹻都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