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糯侯蜀国及文山彝族的历史-四川大渡河以西的彝族活动区域

糯侯蜀国及文山彝族的历史-四川大渡河以西的彝族活动区域

时间:2023-10-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糯侯蜀国在今天四川大渡河以西的广阔地区,古称“旄牛缴外”,而川西平原的成都和峨眉山及周边地区,是古蜀国的中心地区,是古代彝族先民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凉山彝族史诗《勒俄特依》就是以古蜀国为背景写出来的。汉文史料中所说的蜀国,就是彝文史料中所记载的糯侯蜀国。1980年以来,三星堆发掘的面积约4000多平方米,揭示出夏、商、周时期蜀文化的房基40余座,陶窑1座,灰坑100多个,小型墓葬4座。

糯侯蜀国及文山彝族的历史-四川大渡河以西的彝族活动区域

糯侯蜀国在今天四川大渡河以西的广阔地区,古称“旄牛缴外”,而川西平原的成都和峨眉山及周边地区,是古蜀国的中心地区,是古代彝族先民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凉山彝族史诗《勒俄特依》就是以古蜀国为背景写出来的。史诗中说,万物之源出于雪,雪族子孙十二种;有血的六种,无血的六种,人是有血的六种之一。彝族历史文献《宇宙人文论》在叙述天地形成、风雨产生时说:“北方以水为本”,“水从北方来”。这里的北方,是说江河之水北南流向而源头积雪的地方。在今天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有不少3000米以上终年积雪的雪山,山间南北向的峡谷纵列。自大渡河以西,这些南北向的峡谷间,奔流着金沙江澜沧江、雅砻江等几条南北流向的江河,这就是“水从北方来”。

古蜀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部落联盟国家。唐代大诗人李白说:蜀“尔来四万八千岁”。《蜀王本纪》也说:“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年。”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们自然不必当真。但说蜀国古老,确实又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贵州彝文典籍记载,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卢)的孟逝,在笃慕前31世(约公元前12世纪初),即为《且兰考》中所说的殷周之世。在此之前,四川的部分彝族先民便迁到了今天汶川县以北的雅砻江、大渡河和岷江上游一带,建立起了“蜀山氏”部落联盟国家。“蜀”原造字时作“罗”,形象从“虫”。当时,人们以牧业为主,兼营狩猎和养殖,农耕业尚处于初始阶段。其最富特点的产业,是拾野蚕茧抽丝制绵。在此,古蜀国与中原黄帝部落有了联系。《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帝系篇》都记载有黄帝的两个儿子玄嚣(即青阳)迁到今天的岷江(古称江水),昌意迁到今天的雅砻江(古称若水)。黄帝为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昌仆,生子高阳

相传,西陵氏之女螺祖为黄帝妃,并由此时开始传说蚕丝业于华夏,这也可能是向蜀山氏学得的。后来蜀锦享誉于世,其渊源即盖宗于此。

汉文史料中所说的蜀国,就是彝文史料中所记载的糯侯蜀国。彝族“六祖分支”后,“六祖”之一的慕阿热(慕雅热)在川西建立了糯侯王国,糯侯王国的的父子连名谱一直留存下来。彝文史料中还说:“峨眉和成都,峨眉是治所,成都是政地。”所以说蜀国是彝族先民建立的,其中心在今天川西的峨眉山和成都。

“叟”是古代彝族的名称之一。汉文史料中也说“蜀”是彝族先民。汉代史学家孔安国在注《尚书》时说:“蜀,叟也。”时隔700多年后的唐代史学家孔颖达,在其著作《正义》一书中仍然说:“叟者,蜀夷之别名。”可见,汉代史学家所说的古代蜀人就是叟,而叟也就是今天彝族的先民。

蜀山氏之后有蚕丛氏。《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槨为纵目人冢也。”《华阳国志》中说:“有蜀侯蚕从,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今天在岷江上游的茂汶、汶川、理县等地仍遗留着大批的石棺葬,与古文献所记完全符合。彝文文献记载,在希慕遮之后第29代时有武洛撮兄弟12人,有11个弟兄都顺着河流迁往异地去了,唯有武洛撮仍居住在原地,兴起了祭祀祖先的活动,奠定者为密阿迭、洛撮(即彝语中的石人)。在《六祖魂光辉》中记载的“尼”(尼能)氏族与外族的纷争中,对死难者的葬俗也是用石棺葬的。

蚕从(约前800—前730年)是蜀国的开国之王。《蜀王本纪》中说:“蜀王之先名蚕从、柏灌、鱼凫、蒲泽、杜宇(望帝),是时人民椎结左衽……”

距今近四千年前的川西平原,气候温暖湿润,树木茂密,沃地千里。原先就已在川西高原上开始检野蚕茧抽丝的蚕从部族,在蚕从的带领下迁到广阔的川西平原,并很快统一了平原上的一些零散的小部落,带领部民垦荒种粮,植桑养蚕,使川西平原逐步成为农桑繁荣之地,创造出了一段辉煌的古蜀文明。这些在汉文记载中很难详细看到,而在古彝文中,则较为明确地记载了古蜀国的文明概貌,如今这些记载已从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的许多考古发掘成果中得到了佐证。

蚕从在领导部民发展农桑中,经常穿着青衣在田野间教民众种桑养蚕,劝民务农,部民们都尊称他为“青衣神”。蚕从死后,人们将其葬于瓦屋山,即蜀山,为了纪念他,把若水的一条支流称为青衣江,并先后为他修建了蜀王、川主、圣德、薄山、遣福、万安等许多祭祀庙宇,四时祭拜。《三教搜神大全》说:“青衣神即蚕从氏也。蚕从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尝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乡人感其德,因而立庙祀之,祠庙遍于西土,罔不灵验,俗概呼之曰青衣神。”后来住在雅安一带的部落也就被称之为青衣,川西曾经有过的青衣县,以及今天的青神县之名就是由此而来。

蚕丛之后的杜宇,《华阳国志》中记述他原先是今云南昭通地区一个彝族部落的首领,后来入主蜀国,征服了其他诸部落,建立起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国家,被诸部落共推为帝,号称“望帝”,其疆域包括成都以西、以南及云南的许多地区。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巴蜀考古发掘中,广汉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令世界瞩目。1980年以来,三星堆发掘的面积约4000多平方米,揭示出夏、商、周时期蜀文化的房基40余座,陶窑1座,灰坑100多个,小型墓葬4座。1986年发掘的三星堆三区文化层厚达2.5米,可分为16个层位,有完整的新石器晚期——夏商周——秦汉的连续层次,为研究早期蜀文化建立了科学的分期标尺。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以陶器为主,有大量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平底器、陶罐、陶瓮、陶钵、陶壶等,还有大量制作精美的饮食器和酒器,有的还上了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掘出了许多制作精美的鸟头陶勺柄和鸟头小型陶器。这些鸟头型纹饰,是当时蜀国作为图腾崇拜的器物或装饰品用的。蜀王杜宇以鸟作为自己的名字。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杜宇曾化为杜鹃。在古彝文中,“杜鹃”读作“勾卧”,为古代彝族崇拜的一种鸟。在彝书《水西乌撒兵马记》中,记载有乌撒的一代君长纳周阿即自称是“勾卧”(杜鹃)之子。在《水西大渡河建桥碑记》碑面上雕刻的图案中,就有“勾卧”(杜鹃)的形象。

杜宇后期,蜀国发生了洪灾,杜宇命令从宜宾地区西上的荆楚部落首领鳖灵治水,鳖灵采用了凿、决两种治水方法,打通了壅堵的泥石,排干了洪水,治理好了水患,最后取代杜宇成为新的蜀王。水患期间,部分彝族先民因洪难而迁徙,又回到其先辈的居住地云南和贵州。这就是古夷人南源北迁,又从北返回西南的历史。

在三星堆出土的主要文物中,身材高大,鼻梁挺直,耳有垂孔的青铜人物造型完全是彝族先人的形象。尤其是那个青铜大立人,就是古代彝族首领将神权、政权、军权集于一身的“大鬼主”。而用于祭祀的那棵大青铜树,有一条龙由上往下行,则表示天与地之间,是通过神柱相沟通的,龙通过神柱降临于地,变化为夷人,也就是龙生夷人。三星堆出土的太阳鸟和太阳圆轮,与彝族实行的十月太阳历历法也是吻合的。此外,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7个彝族古文字,这是古蜀人就是古夷人的重要佐证。

尽管现今对古蜀人的族属还有不少分歧意见,但哪一种意见提供的史料和出土文物证据,都没有彝族所保留的文献中所述的这样充分。

彝文史籍对糯侯古蜀国的记载,与汉文记载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一致的。相关彝文史籍记载说,彝族六祖分封时,笃慕将其子慕阿热(慕雅热)封为糯侯,掌管蜀地之权,今四川峨眉是其君国庙所,成都是臣国政治中心。川西北和甘东南一带的白马是其师国治地。彝族历来以君、臣、师三界体系划区域,各封国同样也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层层治国体系。君以庙祀统一天下民心,臣以赋税效忠于国,师以知识教化天下,推进社会文明。(www.daowen.com)

彝文古籍所记载的糯侯蜀王世系是:慕阿热一世——热阿佐二世——佐阿武三世——武阿维四世——维阿拉五世——拉毕朵六世——毕朵额七世——额麻博八世——麻博仁九世——仁阿德十世——德鲁歹十一世。

七世国君毕朵额时期,蜀国国力很强。彝文古籍记载说,创世君是毕朵额,创世臣是额那,创世师是额岳。同乍侯牂牁国六世国君阿德恒时期的乍侯“三贤”一样,他们也被称为糯侯蜀国“三贤”。这段时期,糯侯“三贤”在治理侯国中,行庙祀分封,以糯为主旗,以首邑为轴心,统一所属封国各部兵马,敲铜钟代令。据彝文古籍《糯侯蜀国领地》记载,糯侯国内部“成为中心的十二氏族,四周拱卫着封国,稳步前进。强盛的祖辈,光耀着后世,得胜靠四将,强者得天下。十二诸侯,拱卫着中央,中央管诸侯。糯国强如山中虎,有七十个部族,统一为一体,以虎皮为衣,用熊皮作衣,宣示风度,称雄于天下”。

糯侯国和滇中地区的武侯滇国经常发生战争,最后糯侯国获胜,武侯撤兵。糯侯国因此扩大了势力,在“勾洪索”杀牛大祭,广辟了天下,建立了政权,天下一片平安。到十一世德鲁歹时,以阿史局为臣,博阿舍为师,出现了又一个新“三贤”时代。侯国上下,全民都是兵,处处有兵营,势强无比,威震天下。国君德鲁歹,是制胜圣君;国臣阿史局,是制胜大臣;国师博阿舍,是制胜军师。糯侯蜀国盛世时期,君民团结,结成一股力;注重才干,以伦理治国;有严密的赋税制,各地各部有主权。

糯侯蜀国以彝族先民为主导,同时区域内有不少的其他民族的部落和氏族。这样的历史不仅流传于民间,而且有彝文古籍和出土文物可证明,同时在汉以后的汉文史籍中也留下了越来越多的记录。

蜀国的“蜀”字在甲骨文中作似“虫”的形象。历史上对“蜀”的含义有几种不同的解释。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说,蜀是“葵中蚕”,理由是古蜀人最早养蚕织绸。彝文古籍《六祖立国》中则记载说,彝族先民生活的东西南北八大分野内,“四方有水源耕地,四方长桑树兴养蚕”。

“叟”是古代彝族的族称之一,而蜀人也被称为“叟人”。《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吕布军中有叟兵。李贤为此注释说:“叟兵即蜀兵。”孔安国对《尚书》作注时也说:“蜀,叟也。”到了唐代,孔颖达在其《正义》一书中也说:“蜀,叟;叟者,蜀夷之别名也。”这些汉文史料的记载,比较清楚地说明:蜀人就是叟人,叟人也就是夷(彝)人。明代四川沐川彝族土司夷太平的墓志铭记述其身世说:“夷之先,鱼凫支子,割封沐川。秦开蜀,绝弗通,在汉唐惟羁縻,以贵种自居其地。”鱼凫,就是汉文史料中记载的蜀国国君之一。夷太平是彝族,他的先辈鱼凫自然也就是彝族了。

蜀国时期的叟人,一部分在秦灭蜀国后融入到了汉族中,一部分则南迁到了其他彝族聚居区。张守节在《正义》中说,蜀人“国破”,子孙居姚嶲(今川西南和滇西北一带)。

清末民初时期的著名彝族学者、作家余若瑔在其《且兰考·历代世系考》一书中说,自彝族始祖孟赾(希慕遮)至隆穆(笃慕),“共三十一世,世居于蜀。当周之叔世(周公辅政时期),杜宇称帝,蜀有洪水,隆穆(笃慕)又避水至南方,诸夷奉以为君”。有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汉文史料中的杜宇和彝文史料中的笃慕,不仅是同一时代的人,还有许多的共同之处,应是同一个人。

《蜀王本纪》说:“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这里说的三万四千岁,明显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们自然不必去信它,但古蜀国的历史悠久则是肯定的。汉文史料说古蜀国的开国之君叫蚕丛,是纵目之人,而民间传说中的古代彝族君王中,也有一代是“纵目”人。“纵目”人是什么样子?四川《邛崃县志》中记载说:“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砚礧如蚕,金色,头上额中纵目,当即沿蚕丛之象。”而真正让人们看到古蜀人形象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和金沙的重大考古发现。

三星堆青铜面具,其瞳孔外凸如柱,应是蚕丛时代被神化了的祖先形象。这与彝族人把远古时期的祖先说成是“纵目”人的传说是一致的。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物形象身材高大,鼻梁高直,耳垂有孔,赤足,这明显就是古夷(彝)人的造型。其中的青铜大立人,俨然就是古代彝族的“鬼主”形象。他既掌政权,又掌神权、军权。

用于祭祀的青铜树,最大的通高达3.95米,是至今为止世界青铜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青铜树枝上有9只鸟,27个果实,一条蛟龙从上往下行。这种造型与古代彝族信仰有关。在古代彝族人心目中,天地之间是相通的,人可以借助神柱或神树上天入地。彝族自古就有很深的“龙生夷”和“虎生夷”观念,而“龙生夷”观念又属最早。那条通过青铜神树从天上下来的“神龙”,就是彝族先民的“祖先”神象。彝族人认为,人的生命、权位、福禄都是神龙赐予的。因此,彝族人在举行相关的祭祀活动时,祭祀场上类似的乾龙、神柱或神树布局是不能少的。

金沙遗址出土10件石虎,是至今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圆雕石虎。这些石虎均呈伏卧状,引颈大张口,显得既威武又凶猛,生动地表现出了蜀人(叟人)对虎的崇拜和敬畏。

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文物中,还有精美绝伦的太阳鸟和太阳圆轮,表明蜀人(叟人)对太阳的虔诚崇拜。古夷(彝)人是一个十分虔诚崇拜太阳的民族,他们实行的是太阳历法。民间还流传有“三女找太阳”等许多与太阳相关的神话传说

三星堆遗址发掘后,留下一些难解之谜,如发掘出的很多祭祀神的精美祭祀物品为什么都被砸烂、火烧,然后丢放在一个土坑里?这一点,我们从彝族传承的神崇拜观念和习俗中,也许能为破解这一疑问提供一个合理解释的可能。彝族人认为,人们用来祭献祖先神的所有祭祀品都是属于神的,祭祀完后,祭祀用的神品,连同祭祀用餐时剩下的食物,都要进行焚烧,或埋于地下,表示祭祀品已归于神所有。人无论高低贵贱,都是不能留下祭祀神品的。这样的习俗,至今富宁县的一些彝族村寨仍在沿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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