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岁月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在长期不断实践中逐步学会了制作精细的石制工具从事生产，并由此开始慢慢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畜牧业和原始农业逐步取代了旧石器时代的采食野果和渔猎的生活，人们从游牧流动生活逐渐转向相对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到了公元前45世纪，西南地区彝族社会开始从母系社会逐步进入了父系社会。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成果，向人们展示出了西南地区父系社会的一般面貌。在昆明滇池周边的晋宁县和盘龙江北面的台地上，还有大理洱海地区、贵州的威宁和赫章地区，以及金沙江、澜沧江、元江、红河和南盘江两岸不少地方，相继发现了许多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曾在这些遗址上生活过的先民们，用磨制的石刀、石斧和竹木工具经营原始的农牧业，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据对滇池边出土陶片上的谷壳痕印分析，其种植的稻谷品种是粳稻。伴随着原始的农业和渔猎业的发展，简单的手工生产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这就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彝族原始经济社会的一般状况。大理点苍山麓的部落族群，则能制造出较为精细的双孔或多孔半月形石刀，以及石锛等工具，从事狩猎和砍伐树木等生产劳动。他们已能在缓坡上开辟台地，引山泉水灌溉台地中的农作物，用陶纺轮进行纺织生产，手工业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他们还在地上挖圆坑或方坑，沿坑壁支起柱子，并在柱子上搭起顶蓬，建起了彝族原始父系社会时期半穴居式房屋，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剑川县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时间在公元前1150年左右，与中原的商朝晚期相当。这里遗留有许多麦、谷、稗的炭化物及兽骨堆积，以及斧、锛、刀、凿、鱼钩等工具，还出现了训养动物的痕迹。这说明当时这里的渔猎、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他们除了用磨制得更为精细的石制工具外，还有了不少早期的青铜工具，以及石制、兽骨制和青铜制的装饰品，生产效率有了进一步提高。他们砍来许多巨大的树木，在河边支起桩柱，在桩柱上铺板，再在板上建造房屋，这些已显示出他们已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了。

新石器时期，由于原始农业生产的需要，彝族先民们对季节气候的辨别和概念开始形成了。彝文史籍《天地进化论》中说：“树木开花时，就叫春三月；树木花谢时，就叫夏三月；树果成熟了，就叫秋三月；树叶枯落了，就叫冬三月。”为此，人们还特别在住地周边，视野辽阔处的山上栽种了12棵树，并在每棵树周围均匀地置放12块石头，在石头上刻上符号记年、月。所以《天地进化论》又说：“哎君（新石器时代的彝族始祖哎哺）不知年，记年树上看；哺王（同上）不知月，记月石上察。”这种“记年树”和“记月石”，就是彝族先民用符号作为历法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彝族聚居区的村落开始逐步布局开来，在河谷山地上开始出现了用土木建造的简易住房。考古发现，这种土木结构的房屋，与现今彝族地区还能看到的“土掌房”（文山地区叫“土库房”）的住房结构相类似。

有了固定的住房，人们的生活也就相对得到了稳定，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水生动植物及野生果实的能力得到了提高，最初的农作物种植，家畜、家禽饲养也随之逐步发展起来。除了制陶和纺织外，还开始制作起了配戴用的骨、石、铜装饰品，表明人们在艺术上开始有了一定的爱好和追求。这一时期，人们对人因年龄和死亡原因各异的不同理解而有了不同的安葬形式，并由此显示出较为复杂的原始宗教观念。当时的村落或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械斗或战争，大量残肢断臂或无首躯体，以及中箭而亡者的遗骸，至今仍不时有出土发现，说明了当时战争杀戮的残酷性。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决定因素，同样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种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www.daowen.com)

首先是金属加工业的产生。彝族地区金属矿资源丰富，中国的“铜都”和“锡都”都在云南彝族聚居地区。云南作为彝族的主要聚居区，有“有色金属王国”之称，生产冶炼金属的历史久远。铜和锡的混合冶炼产生了青铜，进而制造出了以青铜为新材料的更坚硬和锋利的生产工具和武器，使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进而实现了向更高一级文明社会发展的飞跃。在滇中一带，从楚雄万家坝到滇池周边的石寨山、江川的李家山，以及包括文山州在内的滇南和滇东南的不少地方，均出土了不少让世人瞩目的青铜器物。许多权威考古学专家认为，在公元前5—6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云南就有了一个地方特色鲜明的青铜文化存在了。这一文化是在新石器文化后期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古代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先民共同创造的，而与西南世居的主体民族——彝族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在彝族史籍《勒俄特依》《吴查》《西南彝志》《六祖魂光辉》《铜鼓歌》等不少史籍中，都记载有彝族先民如何采矿，如何冶炼青铜，如何用青铜制造铜弓、铜箭、勾戟、铜鼓等器物或战争兵器，乃至如何使用这些器物和兵器的情况，还记述了采选矿石、冶炼、捶击、制石器、制陶范、熔炼等许多采冶、制造青铜器的复杂的工序，一部分人由此开始专门从事矿业开采冶炼和制造业，进而又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分工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其次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据彝文史籍记载，新石器时期有个叫哺额克的人，他以丰富的采集、栽种植物果实的实践经验，观察出了有些植物可以通过垦地种植获得更多更好的收成。于是，他便教人们种植适宜的种植物，并发明了犁头、耙等农具，饲养猪、狗、牛、鸡、鸭等动物，种植业和养殖业慢慢成为人们新的谋生手段，并日益显示出了其在经济社会生活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于是，男子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同时，又在从事畜牧业、渔业、采矿冶炼和金属器物制造业中，获得生产生活资料，而妇女则逐步成为主要从事家务的劳动者。就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那样：“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亦开始有了剩余的产品，为私有制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也就是说，一方面基于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个体劳动作用的加强，从而在氏族公有制经济以外，逐渐产生出了私有制经济成分；而且这种私有制经济成分越来越发展壮大起来，不断破坏原来的公有制经济，并最终取代了原来的公有制经济形态。另一方面，随着私有制经济的不断壮大，社会分工不断渗入到了各个生产部门过程中，破坏了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私有制的发展和原始公有制经济的解体。

和许多民族发展史一样，彝族历史上的父系氏族公社阶段，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随着私有制的建立，贫富分化、阶级分化和对生产资料以及奴隶的私人占有越来越多，占有者和被占有者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这是私有制社会产生以后必然出现的历史过程。彝族史籍《勒俄特依·石尔俄特》中记载了一个叫石尔俄特的人，带着自己的私有财产——九驮白银、九驮金子和九个差使去“找父亲”的故事，就是对这种历史变化的夸张性叙述。许多男子就是利用私有财产这一物质条件来为他们的子女谋利益而改变了传统的原始公有制分配制度，于是，彝族特有的父子联名制度也由此逐步确立起来。当然，父子联名制度还有其他许多的文化内涵，这一点我们应当明白。但在阶级社会中，父子联名制度则更多地表现在以父子为核心的家族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上。《西南彝志》中记载的“哎哺九十代”，具体记载了19个哎氏族，2个哲米氏族，共212代的父子联名世系。当这些氏族传到一定的世代时，就会出现一批“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以及“绘天的光彩，绘荣日耀月”的人。“哎哺九十代”中的哎穆氏族传到第10代时，出现了彝族先圣呗博耿，他发明使用了彝族文字。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部落显贵们用累积起来的财富修建了许多仓库，用以储藏粮食和其他物资，并将储存的大量荞籽酿制成酒，供其享用。这样，剥削关系随之产生，出现了征收“荞租”“畜租”“戈甲租”等不劳而获的剥削现象。也就在这一时期，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的逐步稳定，人类早期的原始村落随之不断出现，农业和各种手工业开始出现分工，民族宗法制度随之产生，以男权为特点父系社会不断得到巩固，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